我有虛榮感,我有得失心,我不掩飾,更不矯情虛榮與得失為罪惡,但我有更深的嚮往:那株自開自落的芙蓉花,不為誰而美麗。
二○二○年初,大選剛落定,疫情剛起,時間如浪在湧漲與暗流之間拉扯盤旋,心如浪蕊隨波浮沉。月餘後疫情回穩,人又漸漸涉足世界裡,我回到校園裡慢跑,跑後按慣例帶一本書讀,身體儘管炙熱,心與腦都是平靜的。在這段時間之內,讀的就是《花都開好了》。
其實早就收到這本書,擱在書架上沒動過,不知為何就在世界最浮躁的時機點拿起來讀,彷若機緣註定。讀散文有幾種意趣,文字藝術的,情意真摯的,機巧慧黠的,盛弘老師的散文是讀生命境界的。
說生命境界或許是我措辭不精準,文學不比宗教更講究境界,宗教絕俗離世,文學入世,也因為入世而有情。有情或許是人與人之間的情誼,也有生活的情致,看盛弘師寫旅行、寫往事、寫生活、寫閱讀,像是在看知花懂花之人隨意自日常裡拈出一朵花來,安置在文字裡,呈現淡雅而精緻的美感。於是得以在他的旅行裡讀到引路的鹿男孩、一朵向他開口借光的黃色雛菊、一隻沉浸於緩慢之森的青蛙一躍而成趕著飛機的大叔。眾多篇章裡我尤其愛〈魚生〉一篇,搭上最後一趟返航仙台的班機,致日本的採訪兼旅遊行程,海鮮晚宴裡的酒話言笑晏晏,寫作者身在其中,又不在其中,情之所至還能模擬餐廳水族箱裡待宰的魚蟹對談:生命是吃與被吃,殘忍與鮮美竟是一支湯匙靜置一旁或刮魚骨肉的分別而已。
從《花都開好了》還是讀得出來盛弘老師的文字是多情的,生命意識卻是減法而趨近於乾淨的。減法的意識來自於看得多了,不僅是這世界的人事物看得多了,另一方面在副刊任職主編,文字的類型也看得多了。因此有些情分重重提起,輕輕放下,一如文字性質的當年情長,此刻,有時卻情願快刀剪裁,人我之間俐落兩端。
我看著他看進他的眼睛裡,我明白,當年我對他的好,經過十餘年後,在他年長於當年的我時,他全都懂得了。
當我少時卻不愛張愛玲,不愛她為了把話說得漂亮俐落,遺落更多複雜人生細節;年紀稍長再讀,卻反倒有點痛快,讀著讀著,眼前自然有些人物閃現對照,不免有一種會心不遠。
令我思忖許久的是本書僅收一篇關於母親,或許是因為以往的作品寫過了(《大風吹:台灣童年》等),故此書不收。但又為何僅收一篇〈聽母親說話〉,而且是放在輯二「走馬」的首篇。但回過頭來,說人際如走馬,彼此都是看花人,深愛過的人最後都留不住,僅是匆匆一瞥的過客。也因為是深情的過客,所以愈是想要記得,愈是用重重地看,但要輕輕地寫,輕輕地放。用更多的話語是為了拉繾出寡言母親的隻字片語,記得生命中這個最重要的過客曾經說過些什麼、交付些什麼,好讓自己能夠不斷在回憶中,反覆聽見一個最重視的人的一生。
書末還有一篇不能不讀的是關於散文的紀實與虛構,虛構的邊界在何處,紀實的邊界在何處。不能違背的真實有時是需要一點「無恥」的,但就算如此「無恥」的袒露也會遇到寫實主義的窘境。所謂「主觀視角詮釋、剪裁、取捨則是更有文學價值的」是相對於那些偽裝成客觀、全面的寫實而言的。散文寫作者的「真」是建立自那份透明感,文字是傳遞的介質,卻也有可能因為此一介質的種種限制而造成隔膜,因此如何讓文字既傳達、又透明,寫實恐怕就不會是唯一選擇。書中的〈魚生〉、〈奈良有鹿〉、〈淺野川物語〉等作品使用的虛構手段,或是想像的情節,旨意就在更貼近作者想表達的真實。
生命是旅行,旅行是走進一個陌生的自由,每一個迎面而來的風景都可以把自己安放在其中,無處不是文學,無處不是禪意,這樣的心境是我非常嚮往的。尤其在此大疫之年,人被疫情圈禁,足不出戶的窗景需要一朵文學的花。它不在別處,而是在你的生活裡,已經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