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開好了》王盛弘，馬可孛羅，2017
我有虛榮感，我有得失心，我不掩飾，更不矯情虛榮與得失為罪惡，但我有更深的嚮往：那株自開自落的芙蓉花，不為誰而美麗。
二○二○年初，大選剛落定，疫情剛起，時間如浪在湧漲與暗流之間拉扯盤旋，心如浪蕊隨波浮沉。月餘後疫情回穩，人又漸漸涉足世界裡，我回到校園裡慢跑，跑後按慣例帶一本書讀，身體儘管炙熱，心與腦都是平靜的。在這段時間之內，讀的就是《花都開好了》。
其實早就收到這本書，擱在書架上沒動過，不知為何就在世界最浮躁的時機點拿起來讀，彷若機緣註定。讀散文有幾種意趣，文字藝術的，情意真摯的，機巧慧黠的，盛弘老師的散文是讀生命境界的。
說生命境界或許是我措辭不精準，文學不比宗教更講究境界，宗教絕俗離世，文學入世，也因為入世而有情。有情或許是人與人之間的情誼，也有生活的情致，看盛弘師寫旅行、寫往事、寫生活、寫閱讀，像是在看知花懂花之人隨意自日常裡拈出一朵花來，安置在文字裡，呈現淡雅而精緻的美感。於是得以在他的旅行裡讀到引路的鹿男孩、一朵向他開口借光的黃色雛菊、一隻沉浸於緩慢之森的青蛙一躍而成趕著飛機的大叔。眾多篇章裡我尤其愛〈魚生〉一篇，搭上最後一趟返航仙台的班機，致日本的採訪兼旅遊行程，海鮮晚宴裡的酒話言笑晏晏，寫作者身在其中，又不在其中，情之所至還能模擬餐廳水族箱裡待宰的魚蟹對談：生命是吃與被吃，殘忍與鮮美竟是一支湯匙靜置一旁或刮魚骨肉的分別而已。從《花都開好了》還是讀得出來盛弘老師的文字是多情的，生命意識卻是減法而趨近於乾淨的。減法的意識來自於看得多了，不僅是這世界的人事物看得多了，另一方面在副刊任職主編，文字的類型也看得多了。因此有些情分重重提起，輕輕放下，一如文字性質的當年情長，此刻，有時卻情願快刀剪裁，人我之間俐落兩端。
我看著他看進他的眼睛裡，我明白，當年我對他的好，經過十餘年後，在他年長於當年的我時，他全都懂得了。
當我少時卻不愛張愛玲，不愛她為了把話說得漂亮俐落，遺落更多複雜人生細節；年紀稍長再讀，卻反倒有點痛快，讀著讀著，眼前自然有些人物閃現對照，不免有一種會心不遠。
令我思忖許久的是本書僅收一篇關於母親，或許是因為以往的作品寫過了（《大風吹：台灣童年》等），故此書不收。但又為何僅收一篇〈聽母親說話〉，而且是放在輯二「走馬」的首篇。但回過頭來，說人際如走馬，彼此都是看花人，深愛過的人最後都留不住，僅是匆匆一瞥的過客。也因為是深情的過客，所以愈是想要記得，愈是用重重地看，但要輕輕地寫，輕輕地放。用更多的話語是為了拉繾出寡言母親的隻字片語，記得生命中這個最重要的過客曾經說過些什麼、交付些什麼，好讓自己能夠不斷在回憶中，反覆聽見一個最重視的人的一生。
書末還有一篇不能不讀的是關於散文的紀實與虛構，虛構的邊界在何處，紀實的邊界在何處。不能違背的真實有時是需要一點「無恥」的，但就算如此「無恥」的袒露也會遇到寫實主義的窘境。所謂「主觀視角詮釋、剪裁、取捨則是更有文學價值的」是相對於那些偽裝成客觀、全面的寫實而言的。散文寫作者的「真」是建立自那份透明感，文字是傳遞的介質，卻也有可能因為此一介質的種種限制而造成隔膜，因此如何讓文字既傳達、又透明，寫實恐怕就不會是唯一選擇。書中的〈魚生〉、〈奈良有鹿〉、〈淺野川物語〉等作品使用的虛構手段，或是想像的情節，旨意就在更貼近作者想表達的真實。
生命是旅行，旅行是走進一個陌生的自由，每一個迎面而來的風景都可以把自己安放在其中，無處不是文學，無處不是禪意，這樣的心境是我非常嚮往的。尤其在此大疫之年，人被疫情圈禁，足不出戶的窗景需要一朵文學的花。它不在別處，而是在你的生活裡，已經開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