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台北市公園處的說法，在大安森林、青年、南港、前港、碧湖、花博等6個公園的鞦韆旁設置3分鐘計時器，是為了讓孩子領會遊戲中的分享的精神，輔導孩子們養成排隊輪流玩的習慣。
這又是一個規訓侵入道德領域的例子，當人們以為規訓可以養成道德時，常常會適得其反。
以這個例子來說，當其他縣市的孩子來到台北，「3分鐘計時器」只不過在他們習慣的分享原則上給予客觀標準，但如果你的孩子是從小就在台北這6個公園玩，反而會因此錯失學習分享、增進同理心的機會。對在規訓中成長的他而言，把鞦韆交出給下一個孩子並不是為了分享、也不是因為他能體會別人的心情，僅僅是因為「3分鐘到了」。所以這些孩子到外縣市會發生什麼事？比起其他孩子，他們有較高的可能會佔著鞦韆不放，因爲在這裡，沒有任何規矩要求他離開。甚至，即使在台北，他們也有較大的機會霸佔共享的玩具，畢竟玩具可沒有3分鐘的規定。
民主社會中，道德勸戒與強制規訓之間的取捨一直都是重中之重。當原本屬於公民道德領域的善行，變成一種必須遵守的規定時，那人們從事這項行為的動機，也會從無私的共善，變成貪求獎勵或是畏懼懲罰。於是，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監視與枷鎖，只為了維持那個原本善良的社會，威權領導人也可以更輕易地以維持秩序之名來消滅反對的聲音，完全違反了民主的初衷。
當然，盪鞦韆只是現代孩子千百種遊戲中的一項，討論這件事並不是要滑坡成「柯文哲教壞小孩」，而是提醒若連盪鞦韆這種事情都要訂出規矩，乃至於鉅細彌遺地在生活中制定各種規範，那我們的孩子會失去很多學習尊重以及與他人凝聚共識的機會，而這正是經歷世界最長戒嚴的台灣人所最欠缺的能力，這樣的匱乏，不該再透過錯誤的教育方式毒害我們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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