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台北市要在鞦韆旁設計時器來規定小孩要「分享」的政策,和民進黨員黃國書認當線民後退黨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當時有感寫了一篇文章。
這兩件事有什麼關聯?台灣(其實是「中華民國」)自1987年解嚴後到現在,逐步形成現在大家覺得理所當然的「民主」「國家」,但自從中華民國1945年登台以來執行了黨國一家的集權統治,並沒有因為1987年解嚴就一夕之間煙消雲散,政府甚至情治單位的人和腦還是KMT到不行,一點都沒有變。
朱立倫當上國民黨黨主席之後很努力的要用嘴巴建立成績,現在因為爆出黃國書是線民,立刻「澄清」說是情治單位線民,不是國民黨線民,完全忽略了中國國民黨寄身中(華民)國以來的黨國一家歷史,自以為中華民國從頭到尾都是「正常」的國家。
抓耙子(jiàu-pê-á)的「文化」是建立在集權、控制的國家體制裡面,當時擔任線民的人有罪,是基於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應該就是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但更有罪的是讓人要有這種選擇的政府,講政府其實還太籠統,應該是那個時代的黨國,也就是黨,也就是國民黨。悲哀的是,即使上個世紀末已經解嚴,即使已經到了21世紀的2021年,永遠都還是只有公開受害者,沒有公開加害者,沒有真相,沒有原諒,也沒辦法真正轉型正義,更沒辦法真正拔除控制、集權的「空氣」,這也是為什麼「控制」還會從台北市府流出來侵襲兒童遊樂場。
兒童的道德發展需要很多犯錯和討論空間,永遠不是用控制和規定可以真正「內化的」,我之前曾從翻譯的角度,探討過皮亞傑所謂「道德他律」(註1),並認為其實是不太精準的翻譯,這種不精準的翻譯也影響了解讀,影響了大人看待小孩道德律發展的角度。「道德他律」的原文 "autonomous morality",更好的翻譯應該是「道德非自主期」,意思是說,小孩本身的價值觀會先被自己以外的人(大多是權威人物)影響,後來才會形成自己的道德觀,變成道德自主。
之前有網友分享一個在7-11看過的小事件:小孩拿了飲料結帳時沒有排隊,媽媽叫他排隊也不要,媽媽說不排隊就不給他買,小孩就說:那我不要買了。
這例子裡的道德要求是交換來的,當小孩評估這東西不值得他用遵守道德來取得,就會自動放棄那東西,等於從頭到尾也沒有理解排隊的意義。這種模式繼續下去,小孩進入道德自主期的時候,也不會把排隊當成一種「好的道德行為」,因此即使他未來可能選擇排隊,也僅是因為判斷值得用排隊來換他要的東西,而非真正同意排隊的用意,在必要時做出發自內心的選擇。
回到3分鐘計時器的政策,分享如果要用規定的,基本上就與道德和美德無關了,就是規定而已。集權背後的思維就是控制,控制就是不把對方當成有自主選擇,而且相信對方能有自主選擇的個體,甚至把對方當作白痴和笨蛋。這或許是當100個小孩談他們對於3分鐘計時器的看法時(
註2),有些人會不相信那些話出自小孩的口一樣。
擔任志工翻譯時,前一陣子、剛好翻譯到從動物權角度看待騎馬的文章(
註3)時,翻到動保人士任.赫斯特(Ren Hurst)的這一段話:
「難怪我們只會繼續把牠們變笨,我們不也是一直用這種方式,來控制其他種族嗎?如果人只願意用自己的理解來衡量他者,那就永遠無法理解他者的知識能力。」
「如果我們相信動物很笨而且一直控制牠們,牠們就會變得很笨,除非我們能創造一種環境和情境,讓牠們能夠有所進步。」
對動物都是這樣,更何況是對人。
人要自主,是要有空間和時間來學習,不是被控制、規定來的。要消弭人和政府的腦裡面的集權、控制思想,要先承認我們有(過)這種思想,然後才能解除,同時也要讓下一代更有機會自主、獨立,才有機會對抗還沒跟上的國家和政府,甚至有機會養出未來不極權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