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台北市要在鞦韆旁設計時器來規定小孩要「分享」的政策，和民進黨員黃國書認當線民後退黨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當時有感寫了一篇文章。
這兩件事有什麼關聯？台灣（其實是「中華民國」）自1987年解嚴後到現在，逐步形成現在大家覺得理所當然的「民主」「國家」，但自從中華民國1945年登台以來執行了黨國一家的集權統治，並沒有因為1987年解嚴就一夕之間煙消雲散，政府甚至情治單位的人和腦還是KMT到不行，一點都沒有變。朱立倫當上國民黨黨主席之後很努力的要用嘴巴建立成績，現在因為爆出黃國書是線民，立刻「澄清」說是情治單位線民，不是國民黨線民，完全忽略了中國國民黨寄身中（華民）國以來的黨國一家歷史，自以為中華民國從頭到尾都是「正常」的國家。
抓耙子（jiàu-pê-á）的「文化」是建立在集權、控制的國家體制裡面，當時擔任線民的人有罪，是基於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應該就是漢娜鄂蘭的「平凡的邪惡」，但更有罪的是讓人要有這種選擇的政府，講政府其實還太籠統，應該是那個時代的黨國，也就是黨，也就是國民黨。悲哀的是，即使上個世紀末已經解嚴，即使已經到了21世紀的2021年，永遠都還是只有公開受害者，沒有公開加害者，沒有真相，沒有原諒，也沒辦法真正轉型正義，更沒辦法真正拔除控制、集權的「空氣」，這也是為什麼「控制」還會從台北市府流出來侵襲兒童遊樂場。
兒童的道德發展需要很多犯錯和討論空間，永遠不是用控制和規定可以真正「內化的」，我之前曾從翻譯的角度，探討過皮亞傑所謂「道德他律」（註1），並認為其實是不太精準的翻譯，這種不精準的翻譯也影響了解讀，影響了大人看待小孩道德律發展的角度。「道德他律」的原文 "autonomous morality"，更好的翻譯應該是「道德非自主期」，意思是說，小孩本身的價值觀會先被自己以外的人（大多是權威人物）影響，後來才會形成自己的道德觀，變成道德自主。
之前有網友分享一個在7-11看過的小事件：小孩拿了飲料結帳時沒有排隊，媽媽叫他排隊也不要，媽媽說不排隊就不給他買，小孩就說：那我不要買了。
這例子裡的道德要求是交換來的，當小孩評估這東西不值得他用遵守道德來取得，就會自動放棄那東西，等於從頭到尾也沒有理解排隊的意義。這種模式繼續下去，小孩進入道德自主期的時候，也不會把排隊當成一種「好的道德行為」，因此即使他未來可能選擇排隊，也僅是因為判斷值得用排隊來換他要的東西，而非真正同意排隊的用意，在必要時做出發自內心的選擇。
回到3分鐘計時器的政策，分享如果要用規定的，基本上就與道德和美德無關了，就是規定而已。集權背後的思維就是控制，控制就是不把對方當成有自主選擇，而且相信對方能有自主選擇的個體，甚至把對方當作白痴和笨蛋。這或許是當100個小孩談他們對於3分鐘計時器的看法時（註2），有些人會不相信那些話出自小孩的口一樣。
擔任志工翻譯時，前一陣子、剛好翻譯到從動物權角度看待騎馬的文章（註3）時，翻到動保人士任．赫斯特（Ren Hurst）的這一段話：
「難怪我們只會繼續把牠們變笨，我們不也是一直用這種方式，來控制其他種族嗎？如果人只願意用自己的理解來衡量他者，那就永遠無法理解他者的知識能力。」
「如果我們相信動物很笨而且一直控制牠們，牠們就會變得很笨，除非我們能創造一種環境和情境，讓牠們能夠有所進步。」
對動物都是這樣，更何況是對人。
人要自主，是要有空間和時間來學習，不是被控制、規定來的。要消弭人和政府的腦裡面的集權、控制思想，要先承認我們有（過）這種思想，然後才能解除，同時也要讓下一代更有機會自主、獨立，才有機會對抗還沒跟上的國家和政府，甚至有機會養出未來不極權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