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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就在你身邊，曾文昌的農村生活哲學

講起話來沒有太多起伏，淡淡的表情，好像過日子就是隨性而為，沒有非如何不可。實際上，曾文昌在2013年透過「倆佰甲」朋友的介紹，來到深溝務農，2017年就成為倆佰甲負責人，同時接棒深溝國小的食農教育，可以說是賴青松和楊文全很重要的核心夥伴，「他們問我，我覺得可以就接啦！」文昌說，仍然是一切不必在我的隨緣態度。

他自己耕種2甲的稻田，還有供自家食用的各種蔬菜（說是只種水稻有點無聊），養雞養蜂，農閒之餘還到福山植物園、蘭陽博物館擔任導覽志工。一位大學學妹聊起她眼中的文昌學長：「他其實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想做的事就會認真投入，而且可以做得很好。」現在同樣在務農的學妹，自評連學長的一半都做不到，不禁對他讚嘆佩服。

四月初的某一天，和文昌約在「慢島生活」，坐在戶外桌椅聊，旁邊就看得到田。說起來他也是當初和青松美虹夫妻、文全大哥一起承租這棟老屋的合夥人之一，後來也成為慢島學堂很重要的講師，帶領學員到田間實作。

那天，我們從深溝國小的食農教育聊起，「我始終沒有希望小朋友未來要務農。」一開頭他就冷靜地這麼說，「我只是希望告訴他們，務農沒有他們想像那麼容易，也沒有那麼困難，它事實上就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你的數學跟農田也是有關係的，比如一分地插多少株？收成大概多少？如果他們有興趣的話，我會帶他們走一遍，讓他們了解數學跟這塊田的關係；如果他們沒什麼興趣，純粹只是想在田裡面抓福壽螺、抓魚也是ok，讓他們觀察一下田裡面的生物也ok。」

他說自己一直以來的態度都是這樣，不強迫每個小朋友下田，只管願意下來的人，其他的歸學校老師管。想學什麼他都願意教，但不下來的，他也不會問理由，「我覺得沒關係，那是你自己的選擇。」文昌說。

深溝國小從2014年開始嘗試種稻課程，主要給五年級的學生參與，中低年級則有小小菜園。田地由家長提供，教學一開始由在地老農陳榮昌負責，曾文昌擔任助手。現年81歲的陳榮昌阿公在年輕時就以古早天然有機的方法種植，後來更大力支持青松所帶起的友善耕作，他也是當地信仰中心三官宮的籌建者，幾年前卸下主委一職，當地人仍習慣稱他主委。後來一方面主委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加上要管理的田地又多，便把教學的任務交給文昌。

文昌依據學期的月份刻意調整了稻作時間，讓學生們在期末考完的六月份可以收割，放暑假之前就能曬完稻子，他笑說如果開始放暑假了就很難把小朋友叫回來，接著等他們升上六年級就要想辦法銷售自己種的米，完整學習從種稻到賣米的過程。「我沒有想要弄很炫的教案，就從最基礎的每天吃的米飯來認識這片土地。」

食農教育從生活做起，他帶小朋友種田，不希望他們覺得種田是個苦差事，從小就害怕，希望讓小朋友覺得農田裡也可以學到一些東西；未來，即使他們到了別的地方，如果有機會有一塊農田或菜園，也可以種自己想要的東西。然而讓他感嘆的是，才沒幾年的光景，已經明顯感受到少子化的危機，他還記得第一年帶的時候，一個班有20幾個學生、共2班，現在每個年級都只剩下一班，而且只有10幾個學生，農村人口減少的現象仍然持續著。

要解決農村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倆佰甲」新農育成平台協助想要務農的人進入深溝。

文昌聊起小農遇到的問題，因為地都是租的，很難集中在一個地方，也沒有長久租約，更難做比較大的投資。他自己遇過一次最誇張的是田已經打好、下個禮拜就要插秧了，地主竟突然說要收回去！地主可能因為租金，可能因為人情，有各式各樣的理由把田收回去，他說這種情況在內城比較嚴重，因為早期內城的地不用錢，小農幫地主耕種，讓地主可以領休耕補助，但是內城的地不好種，很多石頭，收成少。他笑說曾經朋友帶他去內城看一塊田，在山坳最深處，要經過一段小路，連摩托車都沒辦法到達，被戲稱為「蘭陽平原最西邊的田」。

雖然要一直換田，但他認為都在附近、習慣了就好，也不會特別去挑好種的，覺得每個區塊的地都可以了解一些事情。現在他在倆佰甲主要負責分配田地、代收租金，有的人在進來深溝一兩年熟悉了之後，也可能自己去找喜歡的田，就這樣大概維持七成的穩定度，剩下的兩三成也許是增加了地，看有沒有人要，或者有新來的人，再把地撥出去，提供基本的需求。

他分析相較於果樹之類的其他經濟作物，水稻的技術門檻比較低；另外，宜蘭不太缺水，不使用農藥的話，可以利用控制水位來幫助抑制雜草，不像西部缺水的時候就很辛苦；而且宜蘭只種一期稻，不會整年都在忙農務，「下雨的時候還有理由可以偷懶。」他補上一句，好像所有困難或麻煩事到了他手上總是可以輕易化解。

種種因素加起來，使得深溝能夠吸引到想要務農的新農，因為在這裡比較容易開始。「你可以從這邊開始，如果真的發現水稻不適合你，再去做其他的我覺得也ok。」果然又是很文昌式的回答。

儘管嘴巴上說種水稻很無聊，但他認為比起種菜，水稻可以種植的面積大，對環境的影響性更大。他提起陳榮昌主委曾說，這幾年深溝的空氣變好了，覺得很開心，因為農藥變少了。「否則我們現在大概沒辦法舒服地坐在這裡，因為這時候大部分的農田都會噴農藥，有一兩個禮拜很臭，到處都很臭。」文昌說。

在六、七十年前，其實農藥的使用沒有那麼多，因為那時候農藥都是進口的，很貴；後來為了大量生產，政府鼓勵使用農藥，於是有了慣行農法的生產模式。大面積灑藥很快，效果又好，而且用機器就可以灑；如果要友善種植，可能用苦茶粕去抑制蟲害，旦它用量大、比較貴、效期短，又需要人力施作，這都使得慣行農夫不容易轉為友善耕作，因為時間、人工成本都高。

他再舉例曾經有小農請了好幾個人來除草，一塊田就花了一兩萬塊，跟使用除草劑可能三、五百塊就解決了，差異很大；又或者，如果秧苗有一兩成耗損要人工補秧，試問種50甲的農夫怎麼可能去補秧？因此在現實上，大面積種植很難用友善或有機的方式耕作。

長年下來形成的模式，要改變的確不容易，需要有利基，最直接的就是消費市場的改變。但這需要從消費者到耕種者，社會能有共識認為環境成本這件事情很重要、很嚴重，才可能造成改變，否則這種由大眾一起承擔的成本，誰都覺得不是自己的責任的時候，就不會受到重視。

文昌說，這些年的社會氛圍，願意用相對高價購買友善農產品的消費者的確有增加的趨勢，只是成長得不那麼快。身為消費者，或許我們也可以有這樣的思考：當覺得友善小農的產品價格貴很多的時候，除了生產成本就比較高之外，應該計算其中還包括友善土地的環境成本。如果消費者也願意一起承擔減少土地汙染、保護環境所增加的成本，當友善耕作可以擴大經濟規模，也就能降低單位成本，進而降低售價，在小農、消費者、土地之間形成善的循環。

當然，有一批批投入友善或有機農法的小農更是關鍵，他們就像是環境鬥士一樣，懷抱著各自想要實踐的理想埋頭耕耘著。和許多小農的經歷相似，文昌從都市上班族到選擇成為農夫，他樂在其中。種稻、種菜、養雞、養蜂之外，問他有沒有下一個目標？他笑說有人問他要不要養牛或豬，但他覺得養雞已經算極限了，停了幾秒又若有所思地說：「也可以養魚吧，如果有水池的話。」這就是曾文昌，在自由自在的農村生活裡如魚得水，盡情地發揮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