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四百年來，曾經先後受到西班牙、荷蘭、日本等外國政權的殖民統治，特別是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人長達五十年的剝削與高壓統治，在台灣人的心理上留下無可磨滅的痕跡。直到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台灣人源於過去的歷史經驗，內心同時產生了「仇日」與「親日」兩種迥然不同的情結，而且不時糾葛在一起，困擾著尋求建立台灣主體性的台灣人。
日本殖民政府的威權統治以及殖民者自認高人一等的心態，當然引起被殖民者的不滿，誠如前輩作家吳濁流於傳記《無花果》所言：「一旦淪為殖民地之後，不但有政治上的差別，還有教育的不均等，待遇和機會的不平等，然而這些敢怒不敢言的種種辛酸卻必須承受。」此差別待遇正是殖民地人民平時生活內心的最痛。雖然日本為了便於統治，在推展「皇民化運動」時提出所謂的「內台融合」，（內係指內地人，即日本人。）吳濁流認為這只是口號：「所謂一視同仁、內台融合、內台結婚，口號倒蠻像回事，實則為政者不時都在暗地裏阻止著內台融合。這當然不外是發自民族偏見，日本人的那些為政者都是認為大和民族的血比漢民族的更優秀。」畢竟在一般日本人眼裡，台灣人仍然是「清國奴」。尤其到了戰爭末期，日本人更是變本加厲，令吳濁流痛恨不已，他於另一傳記《台灣連翹》說道：「反正在台灣的日本人，沒有真正的知識份子，他們到了戰爭熾烈的時候，犧牲越來越大，其心理變態就越趨嚴重，於是把莫名其妙的罪轉嫁在本島人身上，而那些官憲像瘋狗一般，只要碰到就想向本島人咬一口。」在此情況下，台灣人如果愛上了日本人，必然是林瑞明〈人間的條件──論鍾肇政的「滄溟行」〉所說的「絕望之愛」，不會有好結果。而台灣以日據時代為主要歷史背景的《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著）、《濁流三部曲》（鍾肇政著）、《台灣人三部曲》（鍾肇政著）等，也都有台灣男人與日本女子談戀愛的情節，特別是鍾肇政強調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互涉關係，一再地提到「絕望的愛」這個名詞，果然，這些戀情最後皆以悲劇收場。
直到今天，日本人由於日據時代的統治，以及戰後迅速重建，成為亞洲第一個經濟大國的成就，依然使得日本人在面對台灣人時，一直有相當程度的優越感，如此在在令人憤慨、不滿，埋下了台灣人仇日的內層因素。儘管近年來隨著台灣經濟的高度發展，以及兩國之間密切的文化、經貿交流，促成台日通婚的人數不斷增加，事實上，台灣人仇日的情結根深柢固，無法排除。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本間美穗的碩士論文《「異國情、異域結」──在台台日通婚的現況及問題之探討》曾舉例說明，日本女子武田的台籍先生帶她去朋友家玩，眾人酒過三巡之後，其中一位朋友突然向她的丈夫說：「我要恭喜你，也要感謝你，因為你不僅實現我們長久以來的夢想，也為我們報了仇。」其仇日情結由此可見一斑，這對於嫁給台灣人的日本女子來說，當然很不是滋味。與仇日情結相對的是親日情結，茲再以《亞細亞的孤兒》、《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等小說為例，小說中的台灣男子從懂事時便對日本人留下懼怕敬畏的印象，卻對日本女性存有一種本能的憧憬與渴望。在男主角心目中，與台灣樸實的女性相較，其所愛戀的日本女性幾乎個個完美無瑕，如《亞細亞的孤兒》的國校教員內籐久子，堪與天仙相比，是男主角心目中絕對理想的女性；《濁流三部曲》的國校教員同事谷清子，是溫柔嫻靜的少婦，展現日本陰柔的古典之美；《台灣人三部曲》的書店老闆女兒松崎文子，明理果決、端莊大方，是朗亮的青春少女，流露現代之美。這樣的人物塑造，無疑是台灣人內在親日情結的某種投射。
日本無條件投降足足超過七十五年的現在，許多來台的日本人一定感受到，台灣除了會講日語的人頗多，一般對日本人也都很友善，不像同被占領過的香港人，對日本人卻常使用「日本鬼子」之類的侮辱性字眼，遑論飽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國人。此外，研究者本間美穗調查指出，多數日籍妻子都有過這樣令自己覺得是「展示品」的經驗，亦即台籍配偶的父母會有故意在客人面前跟他們講日文以示炫耀的行為。相對於極端的仇日情結，這種親日的內在心理，的確十分矛盾，令人反思。
無論如何，由於地理、空間以及經濟、文化因素，台灣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未來勢必越來越密切，面對既愛又恨的日本，「仇日」與「親日」均屬過猶不及，我們允宜敞開心胸，自信自在而不自大自卑，這才是尋求建立台灣主體意識應有的態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