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就鴉片戰爭的討論發生了一些小風波。其一,一位老師因馬虎的備課而教導了錯誤的史事,被窮追猛打,最終更要被吊銷教師註冊。窮追者是見義勇為還是借題發揮,就要他們各自撫心自問。其二,傳媒發現一些新版教科書,把「中英兩國的差異」抽離於鴉片戰爭的原因,還刻意在教師備忘中給予溫馨提示,「這些與鴉片戰爭的爆發沒有直接關係」。出版社是提供更準確的教學內容,還是尋找更穩妥的立足點,這也是難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鴉片戰爭由鴉片問題引致,這個答案清晰不過。至於鴉片戰爭前,中英兩國的關係緊張,是一個不相干的話題嗎?這就值得學習者細心想一想。
相應中國的乾隆年代,英國經過工業革命,國力迅速冒起,擁有海上霸權,並且不斷向東方擴展勢力,開拓貿易市場。然而,英國貨品在中國並不暢銷,與此同時,大量茶葉輸入英國,令貿易額出現嚴重的逆差。英國商人歸咎於廣州一口通商,於是力圖打開中國的貿易大門。英國派遣使團來華,如馬戛爾尼,期望透過外交談判改變現狀,但都無功而返。
從滿清的角度,貿易只是嘉惠遠人的手段,外族進京只為了進貢,換言之,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和天朝大國的外交觀念,跟英國的貿易互利及外交平等的觀念,不但顯得格格不入,更成為道光年間,英國商務監督義律推動戰爭的理據,視武力打開中國門戶為必要的手段。
英國以鴉片貿易來扭轉逆差,以「販毒」來取得絕對的順差。在英國國會討論開戰的言論中,雖然有反對維謢不道德貿易的聲音,但更主流的意見,是藉機會向滿清開戰,以擴大貿易的機會。換言之,從英國的角度,不滿中國的貿易態度,以武力拓展市場的確是他們向滿清開戰的理據。
除了政府層面,英商也期待戰爭可以化解在華貿易留下的一些積怨。滿清推行「防範夷人章程」,外商在廣州的生活受到很多限制。滿清實行公行制度,外商只能跟公行進行貿易,也只能透過公行與官府打交道,有怨無路訴。此外,公行恃其特權,以借貸名義向英商進行苛索,形成商欠問題。在英商的鼓吹下,把侵略美化為維謢公平貿易,保障英商財產,為英國製造了「理直氣壯」的藉口。
中英在貿易觀念及外交觀念的差異,跟戰爭沒有直接關係,這是準確的描述,簡單來說,沒有政權會單純為了文化差異而開戰。不過,中英差異也不能說跟戰爭沒有關係。
從學習歷史的角度,這是「遠因」和「近因」的分別。這不是時間的問題,如果時間近一點的叫近因,那麼,遠因與近因只是一種主觀的、相對的及沒有實質意義的觀念。以唐代安史之亂為例,唐玄宗時代外重內輕的軍事佈局,就是遠因,它提供了一個有利於戰爭的環境,但有這個環境不等於必然發出戰亂。安祿山身兼三鎮節度使,其政治野心令亂事無可避免,是觸發戰爭的近因。
同一道理,中英差異帶來的緊張關係是遠因,它只提供了一個有利於戰爭的環境,英國在磨拳擦掌,靜心等候機會,但開戰的機會何時出現,或許遲,或會早。鴉片輸入及因而產生的禁煙運動,就使戰爭一觸即發,這就是近因,是鴉片戰爭的最主要原因。
遠因與近因不是一種並列關係,在化繁為簡的前題下,只講近因而忽略遠因,或許無可厚非,但如果把遠因低貶至可有可無,甚或基於某些目的而否定它,就值得商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