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統治政策,是高壓與懷柔並用,以產生剛柔並濟的效果,既震懾反抗勢力,又爭取漢族認同。針對被統治者的特性,滿清分別為百姓和士人設計相應的高壓政策和懷柔政策,以達到鞏固統治的效果。
滿清以討伐李自成為名發兵,入關後隨即為明思宗發喪,又標榜「滿漢一家」,禮待投靠的宗室與官員。此外,滿清又以「崇儒重道」為國策,以儒家道德倫理作為社會規範。換言之,滿清展現是政治及文化的傳承者的角色,士人作為政府官員的主要組成部分,又作為傳統文化的捍衛者,滿清所展示的善意,凝造了有利士人歸順的環境。
在懷柔政策方面,清初恢復戰亂停辦的科舉考試,確保晚明的舉人及生員的入仕途徑,以功名籠絡士人。康熙帝不但親自到曲阜拜祭孔子,更開辦博學鴻詞科,各地舉薦名儒至京師參加考試,以招攬晚明遺漏人才,並授予官職。此外,清初編修多部巨著,包括《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及《四庫全書》,一則透過整理儒家學術而提供公職,二則透過整理古籍,藉機會刪改犯禁的文字。
在高壓政策方面,以文字獄帶來的打撃最為深刻。「文字獄」有箝制士人思想,遏抑士人氣節的效果,是一個正確卻籠統的說法。康雍乾屢興文字獄,但處境有所不同。康熙帝年間有「明史案」和「南山集案」,兩書流露懷念明朝的情感,是打壓民族意識的鐵腕手段。雍正年間有「查嗣庭案」等,往往是對付異己,整治官員的手段。乾隆年間的文字獄牽連較少,但數量最多,往往因片言隻語的犯禁而受責罰,是威嚇士人,強化君尊臣卑的手段。
部分高壓政策的確充滿血腥,例如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數十萬百姓被殺害,又如科場舞弊案及江南奏銷案,江南士紳受到大規模的迫害。這些充滿暴虐的手段,從效果來說,前者瓦解了南方的抗清勢力,後者樹立對立盟結社的避忌。或說這些暴虐手段都是發生在順治一朝,只是滿清入主中原初期的非常手段,但以如此代價取來的「效益」,是否值得,就見仁見智了。
就駕馭士人的手段,有兩項值得反思的補充。首先,高壓與懷柔並用,其實是管理官員的基本法則,正如唐太宗目睹科舉考試的熱鬧情況,不禁沾沾自喜地說,「天下人才都盡在我掌握之中」,我們甚少因其私心而低貶太宗,反而歌頌他的政治智慧。同一道理,清初統治政策確實有駕馭士人為其差遣的目的,但這是統治者的普遍期望,關鍵在於是否展現出平衡剛與柔的政治智慧,是否達到共贏互利的正面效益。
其次,清初推行高壓與懷柔並用的統治政策,讓士人歸順朝廷,為其效力。但不要為「駕馭」給予過了頭的負面評論,仿似要叫士人都提不起頭來生活。試想,一批自卑自憐的官員怎樣能夠治理國家呢?舉例而言,皇帝以「奴才」呼喝大臣來打撃他們的自尊心,或許這是受電視劇的誤導。其一,「奴才」的稱呼是承襲滿清入關前的傳統,表達僕人跟家主的關係,其二,「奴才」一詞在朝廷上是不許亂用的,漢族官員在官場上普遍會使用「臣」。換言之,「奴才」是滿族大臣的自稱,「臣」是漢族大臣的自稱,沒有貶意。
總結而言,清初施政「剛柔並濟」,就百姓及士人兩個群體推行有針對性的措施,反映了清初的統治智慧,是康雍乾百年盛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