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發現習於規範的日本社會看似秩序得要命……不過,那些瑣碎的規範,某一角度來說,卻預留了人與人之間的縫隙。縫隙之間,如果真正空無一物,確實就是冷漠,可實際上,那些縫隙充填各種心思……大多數日本人,包括藝術、文學家們毋寧習慣往內部去協調自己,這使得他們在乎並尊重個人內在的感覺、感情、甚至瞬息生滅的情緒,在圖書館的辭典區裡,光情感用語可以自成一冊,……在文學小說裡,那些外在規範與內部個性的折衝、人與人間的縫隙,常常就是小說家寫之再寫的章節,豐饒細膩有時近乎折磨的心靈」(賴香吟,《之後それから》,188頁)。
《在車上》,和電影的英文片名 Drive My Car,語境上畢竟是有那麼些差異。電影的開展(一如所有影評提及的),是環繞在「公路電影」。角色心境的推展與變化,都在SAAB小小的車箱內,打開了天窗似的,在有限內拉開人心內的窗,撇見某種可能。那種可能,在於終於與自己的傷痕累累相遇,雙手捧著、後悔著、憤怒著、哀悼著、凍僵著、咆哮著、啜泣著、怨恨著;曾經把人生壓直成一條儀器上沒有起伏的生命線,或如平舖直敘不帶情緒的讀著劇本,終究得在某個時候爆炸(濱我覺得,電影中用了「(聲)音」的印記/意象,像一條極長極長的導火線;電影裡的「音」,完全能夠單獨一篇書寫),終究要逼得人去凝視爆炸後的坑洞與深淵,那些被壓下來的跌盪起伏,終究等著你。
而這樣的終究,也許本身就是救贖。生之氣息,其實弱如游絲。人生,說到底,掙得也許不見得是什麼極樂或無苦無難的超脫救贖(事實上,也不存在這種東西),也許在於保有一點點的尊嚴。這個尊嚴,相當程度來自於人與人之間的彼此慰藉、懂得、憐惜、坦誠。
《魷魚遊戲》有一集(剛布),被分組到的二人,在彈珠遊戲終了後,勢必有一人得死。從北韓逃難的女孩,與另一名身世同樣命途多舛的女孩,在死亡遊戲之前,互相說出了自己的身世與願望。在那個對彼此坦露自己的傷痛的過程中,產生了一種淡淡的連結,這連結進而產生「同在感」(陪伴)。那並不是比較誰的痛更痛、誰的命更慘,而是直視自己的傷且願意坦白後,同時也明白他者同樣也帶著傷。這種「明白」(向著自己,也向著他人),有時竟能讓人獲得安息,產生超越理性算計或常理之舉。於是,命途多舛的女孩選擇讓自己死亡,讓北韓來的女孩有多一點點機會能夠實現她的願望。
而在1號老人與最後編號(#456)的這組裡,舖陳的是,在幾次殘忍的遊戲中,年邁的老人——隨時能夠被刪除掉的、無用生命——卻在一次又一次被 #456的照顧下,活了下來(包括便溺在身上,此種對自尊來說,是相當羞恥之事)。曾被遺棄的生命,這樣一點一點的,被撿回來似的。就是那一點點——即便其他地方仍舊殘破不堪、坑坑巴巴——生命感受到了微微的尊嚴。這若游絲之物,便讓老人安詳地交出自己的命,換取#456活下去的機會。
《在車上》的結尾,於是不能僅用「在車上」——這語感上好像是一個獨立的句點——而要同時與drive my car併置。因為在那個爆炸之後,在凝視過了自己的深淵後,在彼此的擁抱中,會奇異地獲得游絲之力;生之氣息,宛如一縷輕煙,就像《約翰福音》裡,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交出的,是他的氣息/靈。這氣息,交付在見證其肉體死亡的門徒手上,如煙之幽微,如水滴之小巧。
Drive my car,因此是一個生命弱如游絲的延續;苦難是生命的基調,誰也逃不掉。但我們(不是我,是複數)間隙裡,在也許能在終究坦承這件事的前提下,接納了因為苦難而攪動的生命,然後,車子可以繼續開,成為另一個人的新生。
但不僅是自己接納,我們也很需要他人的坦然接納。這些接納,誠如《凡尼亞舅舅》 劇終最後的那個,是讓人得以咬緊牙關活下去的力量。
接納我們想看見的,接納我們不願意看見的;接納向光的那些,接納暗黑的那些。
鑒察人心,考驗人肺腑的上主,也許有一個層次,是這個吧。
救贖,不是解脫,不是意氣風發、火裡來水裡去的呼風喚雨,更像是一種安寧療護。它不是極樂世界,而是舒緩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