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發現習於規範的日本社會看似秩序得要命……不過，那些瑣碎的規範，某一角度來說，卻預留了人與人之間的縫隙。縫隙之間，如果真正空無一物，確實就是冷漠，可實際上，那些縫隙充填各種心思……大多數日本人，包括藝術、文學家們毋寧習慣往內部去協調自己，這使得他們在乎並尊重個人內在的感覺、感情、甚至瞬息生滅的情緒，在圖書館的辭典區裡，光情感用語可以自成一冊，……在文學小說裡，那些外在規範與內部個性的折衝、人與人間的縫隙，常常就是小說家寫之再寫的章節，豐饒細膩有時近乎折磨的心靈」（賴香吟，《之後それから》，188頁）。
《在車上》，和電影的英文片名 Drive My Car，語境上畢竟是有那麼些差異。電影的開展（一如所有影評提及的），是環繞在「公路電影」。角色心境的推展與變化，都在SAAB小小的車箱內，打開了天窗似的，在有限內拉開人心內的窗，撇見某種可能。那種可能，在於終於與自己的傷痕累累相遇，雙手捧著、後悔著、憤怒著、哀悼著、凍僵著、咆哮著、啜泣著、怨恨著；曾經把人生壓直成一條儀器上沒有起伏的生命線，或如平舖直敘不帶情緒的讀著劇本，終究得在某個時候爆炸（濱我覺得，電影中用了「（聲）音」的印記／意象，像一條極長極長的導火線；電影裡的「音」，完全能夠單獨一篇書寫），終究要逼得人去凝視爆炸後的坑洞與深淵，那些被壓下來的跌盪起伏，終究等著你。
而這樣的終究，也許本身就是救贖。生之氣息，其實弱如游絲。人生，說到底，掙得也許不見得是什麼極樂或無苦無難的超脫救贖（事實上，也不存在這種東西），也許在於保有一點點的尊嚴。這個尊嚴，相當程度來自於人與人之間的彼此慰藉、懂得、憐惜、坦誠。
《魷魚遊戲》有一集（剛布），被分組到的二人，在彈珠遊戲終了後，勢必有一人得死。從北韓逃難的女孩，與另一名身世同樣命途多舛的女孩，在死亡遊戲之前，互相說出了自己的身世與願望。在那個對彼此坦露自己的傷痛的過程中，產生了一種淡淡的連結，這連結進而產生「同在感」（陪伴）。那並不是比較誰的痛更痛、誰的命更慘，而是直視自己的傷且願意坦白後，同時也明白他者同樣也帶著傷。這種「明白」（向著自己，也向著他人），有時竟能讓人獲得安息，產生超越理性算計或常理之舉。於是，命途多舛的女孩選擇讓自己死亡，讓北韓來的女孩有多一點點機會能夠實現她的願望。而在1號老人與最後編號（＃456）的這組裡，舖陳的是，在幾次殘忍的遊戲中，年邁的老人——隨時能夠被刪除掉的、無用生命——卻在一次又一次被 #456的照顧下，活了下來（包括便溺在身上，此種對自尊來說，是相當羞恥之事）。曾被遺棄的生命，這樣一點一點的，被撿回來似的。就是那一點點——即便其他地方仍舊殘破不堪、坑坑巴巴——生命感受到了微微的尊嚴。這若游絲之物，便讓老人安詳地交出自己的命，換取#456活下去的機會。
《在車上》的結尾，於是不能僅用「在車上」——這語感上好像是一個獨立的句點——而要同時與drive my car併置。因為在那個爆炸之後，在凝視過了自己的深淵後，在彼此的擁抱中，會奇異地獲得游絲之力；生之氣息，宛如一縷輕煙，就像《約翰福音》裡，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交出的，是他的氣息／靈。這氣息，交付在見證其肉體死亡的門徒手上，如煙之幽微，如水滴之小巧。
Drive my car，因此是一個生命弱如游絲的延續；苦難是生命的基調，誰也逃不掉。但我們（不是我，是複數）間隙裡，在也許能在終究坦承這件事的前提下，接納了因為苦難而攪動的生命，然後，車子可以繼續開，成為另一個人的新生。
但不僅是自己接納，我們也很需要他人的坦然接納。這些接納，誠如《凡尼亞舅舅》 劇終最後的那個，是讓人得以咬緊牙關活下去的力量。
接納我們想看見的，接納我們不願意看見的；接納向光的那些，接納暗黑的那些。鑒察人心，考驗人肺腑的上主，也許有一個層次，是這個吧。
救贖，不是解脫，不是意氣風發、火裡來水裡去的呼風喚雨，更像是一種安寧療護。它不是極樂世界，而是舒緩痛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