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防疫差異

疫情在全球爆發的這一兩年，可以看到世界各國的政府與民間在面對這個二戰結束後最大的「體制性考試」有各式各樣的反應，第一類國家政府民間從上到下齊心協力一起抗疫，第二類國家則是政府猶豫不決，民間自發性的組織抗疫，而第三類國家相反是政府很努力，但民間卻不重視。最糟的就是第四類國家，上治政商高層，下至底層人民沒有人在乎防疫，滿腦子只在乎經濟與自由。

綜上亞洲國家主要為前兩類，而歐美與拉丁美洲為後兩類，那是什麼原因導致如此的差異呢？

眾所皆知，季風亞洲因為以稻作為主，而稻作從插秧，修築水利設施與田間管理皆十分需要人力參與，因此個人無法獨立於團體外生活，必須仰仗家族甚至村落生存下去，從而令季風亞洲的文化以合作、講求和諧與長幼秩序(因為稻作的技術相較其他旱作複雜，需要依靠長輩傳承經驗)，排斥不維護團體和諧的人。

相對之下，最早在歐洲，除了在希臘與義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具穩定的農耕文明外，廣大的西北歐、中東歐乃至於斯堪地那維亞都還處於游牧，甚至最原始的狩獵採集的野蠻社會，由於農業起步晚，再加上又以旱作為主，因而導致群體中的合作意識遠不如季風亞洲地區強烈，取而代之的是較為明顯的競爭意識與英雄崇拜。(因為原始社會需時常與大自然對抗)

儘管後來基督教的傳播令這些「歐洲蠻族」逐漸由部落社會走向文明社會，但是這種崇強尚武的天性依然在當今西方人的血液中流動，決鬥文化(為了自身的財富、名譽不惜生命與對方拚死一搏)儘管在十九世紀後西方各國頒布法律明禁這類行為，然而實際上到了二戰結束後不久在西方世界裡仍有決鬥的紀錄。

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下，西方人會將自主權看得比性命還重要便不足為奇了。

但是西方國家也有如義大利與希臘等文明發展的早且合作意識也不賴的國家，理應社會是能夠齊心抗疫，但為何他們面對疫情卻也失守呢？

其實絕大多數的社會問題追根究柢仍與經濟民生息息相關，其實十九世紀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歐美國家都是全球製造業的重心，但是隨著六零年代沒經歷過戰爭動盪的戰後嬰兒潮長大成人後，不知一切得來不易的他們一味的追求權利與自由，頻繁的發動學運、工運等社會運動，宣稱資本家一直剝削勞工階層，一直以罷工等手段要求雇主提高工資與增加福利。

乍聽之下非常好，但是各位讀者要知道，員工的工資其實來自公司對外的營收，講白了就是客人買自家產品所帶來之收入，在經濟景氣不錯的時候問題尚不嚴重，但隨著七零年代石油危機的影響物價隨著能源水漲船高，貪婪的工會要求雇主加薪並不斷罷工，結果薪水是上漲了，可是物價卻也隨工資上揚，到頭來也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讓工會外的其他人也蒙受其害。

與此同時，也很多企業主受不了不斷上漲的勞動成本，紛紛將廠房關閉或轉往其他工資較為便宜的國家，導致許多歐美國家就此產業空洞化，只能靠服務業支撐就業人口。(其實我們台灣經濟開始快速發展也差不多在歐美國家產業外移的時候)

那這對於防疫又會造成什麼阻礙呢？如果是製造業與農業，只要銷出通路維持通暢，在疫情封鎖下只要做好防疫措施並維持基本運作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但服務業與觀光業則不然，第三級產業基本上都是要有人潮才有機會有錢潮，一旦因防疫封鎖而無法營業便沒輒了，這也是為何在疫情之初許多西方國家會猶豫不決而錯失了防疫黃金時間的重要原因，因為第三級產業是缺乏抵抗這種衝擊的能力，一旦封鎖很多人民的生計也受到嚴重打擊。(其實這也是歐美許多老百姓抗議封鎖的原因，因為一封鎖很多依靠服務業維生的人馬上面臨斷炊危機)

最後筆者也希望說，面對重大國家社會危機的到來，考驗的是整個國家社會的合作協調能力，一個國家社會空有金錢、人力與資源，但卻缺乏合作能力，就好比在古代空有食材卻沒柴燒，也一樣沒飯吃，因此國家社會在承平時期除了做好防災演習之類的預先準備，最重要的還是整合好社會各階層、各群體的溝通管道，建立長期的互信關係，才是面對重大危難的最重要的力量(其實歐美各國在產業外移以後，貧富差距逐漸變大，也傷害不同階層的互信關係，令政府防疫政策難以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