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於文學朱家（朱西甯、劉慕沙／朱天文、朱天心）的紀錄片《願未央》《我記得》沸沸揚揚的上映了。對於新一代的文青來說，文學朱家或許只是遙遠的過去；但是對於像我這樣年近半百的文學愛好者來說，文學朱家與「三三書坊」在我年輕時代可說是「喊水可以結凍」的文學中堅力量。只是以現代民主社會的觀點來看，「三三書坊」把孫文的三民主義和三位一體的神並列，這個馬屁實在拍得太超過了（這段黑歷史連當年參與其中的導演朱天文也不太願意提起，見鏡周刊的相關報導）。
不過真的最超過的，不是朱家姐妹或是其他信徒，而是「三三書坊」的導師，也就是他們的父親朱西甯先生。他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對於台灣的鄉土文學評論如下：
鄉土文藝是很分明地被侷限在台灣的鄉土，這也沒有什麼不對，要留意尚在這片曾被日本占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與精誠度如何？
在言論不自由的戒嚴時代，公眾人物出來喊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蔣總統萬壽無疆…這些空泛的口號並不算是什麼人生的污點，因為不跟著喊恐怕就要送綠島思想改造，這個大家都可以體諒。但是以外省族群的身份站出來指控台灣本土族群的「民族文化的忠誠度與精誠度有問題」，這個指控恐怕就沒辦法用「戒嚴時代的言論不自由」作為籍口來含糊帶過。但是很諷刺的，身為《願未央》導演的朱天文卻這樣評論她的父親朱西甯：
…這時才覺得父親做為一個小說家比我們盡責多了，比起來，受胡蘭成『士志在天下』看輕小說這門行當的我和天心就是業餘。父親專心做自己想做的，但當年我們甚至有點看輕他。現在他不在了，我們才明白，也想還他一個公道。…
她認為相對於父親的專心創作，她和朱天心卻分心的去參與動物保護運動，實在不專業。對於她把朱西甯塑造成專注創作的作家、直接無視他在鄉土文學論戰時仇恨的言論，我並不訝異，因為這應該是朱西甯人生最大的污點；相對於朱家姐妹推行動物保護運動對台灣社會的貢獻，她們的父親朱西甯對本省族群的敵視與懷疑，對台灣社會只有傷害。
談到在戒嚴時代政治動作不斷的作家，朱西甯只能算小咖，寫出「鄉愁四韻」等名作的余光中先生才是真正的大咖，包括發表「狼來了」把本土作家打成信仰共產主義的「工農兵文學」、把徐復觀、陳映真直接告上警總…這些可能害死人的激烈行為，在解嚴之後被一一拿出來檢視，因為實在太卑劣了，讓人找不到任何理由來為他辯解。在余光中逝世後，作家馬世芳有以下的評論：
…我當然不打算忘記〈狼來了〉，這是他一生的汙點，但也不同意因為〈狼來了〉或是他的政治傾向，就要把他的詩文都貶為不值一顧。…
關於作家的人品與作品有沒有直接的關係，一直是千古以來無解的難題；但是如果作家的行為超出人權與正義的界線之外，就沒有模糊的空間了。德國納粹時代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用一場又一場動人的演說，煽動德國民眾效忠納粹，直接造成了世界級的災難。難道我們可以不顧他犯下的重罪，繼續推廣他迷人且華麗的演說實錄？把這些有毒的東西「貶為不值一顧」不就是卑微的伸張正義而已嗎？
是的，這就是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英語：Transitional justice）是民主國家對過去獨裁政府實施的違法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通常具有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賠償等面向（維基百科）
台灣文壇普遍缺乏轉型正義的觀念，像余光中這樣積極支持獨裁政府、密告警總的作家，到今天還會有人為他緩頰！不關心轉型正義的結果，長久下來會影響自身的價值觀，而且身為作家，會把這些有毒的思想不加思索的傳播出去，這是我們最害怕的事情。
拍《願未央》、《我記得》這樣的紀錄片的價值不應該只有懷舊感、以及前人完美形象的重塑，而是直接挑戰、面對過去種種的勇氣。最難拍、最具爭議的人事物，往往是最應該探討的題材。如果台灣文壇的某些作家還覺得談「轉型正義」很嚴肅、很沈重、不夠高尚、不夠清新脫俗，請大家不要客氣，直接拒看他們的作品，因為這樣的作家寫出來的作品，絕對統統有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