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與人：強火冶煉而出的國家文明 （上）

「工具」的創造和使用是早期人類得以在眾物種中脫穎而出成為地球優勢物種的關鍵因素。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 人類的祖先想必嘗試過運用各種材料來創造工具，當中不免有成功、有失敗，然而最後終究靠著對「火」的控制得以嘗試冶煉金屬，製造硬度較高的工具，進而開始大大提高自身的防禦和攻擊能力，展開更強硬的生活態度。

不過，對早期人類而言，「生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控制爐火更需要一定的技術與經驗，所以，唯有當人類知道如何熟練掌控高溫以冶煉金屬時，人類的工具文明程度才算大大提升與精進。

然而，光是懂得用火還不夠，要打造出夢想器具，人類還得找到合適的材料才行，在人類歷史上，青銅的出現，標示的正是人類自行開發出新材料的能力。在青銅之前，人類雖也曾以金屬製造工具，但人類顯然並不以此滿足，而是進一步自行嘗試創造合金，而青銅應該是人類成功調配、並且廣泛應用的第一種合金。

這意味著，在青銅器的時代，人們就像現代的化學家一樣，嘗試著將手邊可以得到的各種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看看可不可以創造出更理想的材料。工匠在經過一番嘗試後，如果覺得調配了出合適的青銅溶液後，再將青銅液倒入模具中塑形。這整個過程顯然相當繁複，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人們想必也因此發現一位能幹的系統工程師的重要性。

青銅的出現，讓人們體會到「合作」的必要與好處。於是，在人類工具發展史上，第一批帝國文明包括古埃及文明、古西亞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古華夏文明，都隨著青銅器的開始鑄造相繼崛起。

各種青銅材料的開發與青銅器的製造或許是各個古帝國發展的重點科技，也在各地留下了各種不同的青銅古文物，訴說著各種不同的青銅文化。以華夏而言，這種「金屬崇拜」孕育出上古中原諸朝禮與樂相輔相成的鐘鼎宴席文化。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青銅器不只在華夏地區促成了宗族文化，後來也被用於兵器的製作。春秋時代著名的越王劍就是一件青銅製的著名兵器。

（下圖是西元2008年，中國工匠許光國複製出的越王劍）

只是，在所有文明中，青銅文化似乎都相對短暫，人們在製作青銅兵器之餘，也積極尋找用其他材料製造器具的可能，而鐵器的登場更大大改變了人類的社群文化與國家間的互動。

比起青銅的冶煉，鐵的冶煉難度又高出了不少。除了冶鐵的溫度較高之外、由於鐵比較容易氧化，所以如果要取得有用的生鐵，還需要進一步在鍋爐中加入木炭處理，而這套程序若要順利推動，首先要借助的是主事者的經驗與判斷。不過，若是可以順利從鐵礦石中取得生鐵，鑄鐵的後續製造就相對容易多了——成功取得鑄鐵後更只需要將熔成液態的鑄鐵倒入糢子中，就可以大量製造出形狀和尺寸相同的物件。所謂，萬事起頭難，用在鐵器的鑄造過程，似乎再合適也不過。

當然，除了鑄鐵以外，半熔化的鐵礦砂也可以經過鐵匠的反覆敲打而將礦渣排出，這種鍛造方式不僅耗時，而且耗力，但如果鐵匠的技術夠，就可以製造出許多精巧的小物件。很顯然地，鐵匠的經驗、體力、技術對這種鍛造方式都是關鍵因素，而這很顯然地會讓有些比較有企圖心的鐵匠得以離開原有團隊，開始自己的事業。

此外，鐵的硬度比青銅的硬度要高，質量也較輕，所以鐵甲穿起來應該比銅甲輕些、保護力也較高。不僅如此，鐵的強度也比青銅高，所以鐵製的兵器應該比較不容易斷裂或變形。可以想見，當人們必須要兵戎相見時，鐵兵器也可以提高主人的勝算。

在這種種因素交相影響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何世界人類文明會隨著鐵器逐漸的普遍，而逐漸走向英雄輩出的戰爭時代。

當然，這不免就牽涉到如何為歷史分期的問題——

在時間的長河中，人類顯然曾在不同的空間中，發展出不同的文明特色，如果想要要理清這些不同文明中是如何互相碰撞又如何融合，適度地為文明分類顯然有助於理解各個文明的發展脈絡。問題是，要以什麼為基礎為文明分期？

西元1816年，有一位丹麥的考古學家湯姆森（Thomsen）在整理博物館的文物時試著依文物的年代分類，以考古學的方式思考文物可能的年代，最後發現可以將人類的器具文明依製作材料粗分為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與鐵器時代，而這也往往成為後人研究、比較不同古文明時的重要分類架構。

對不同古文明的研究者而言，一個相對應的問題自然是: 如前述這般依據不同材料為分類基礎的文明分期，如何對應以其他方式分期的文明歷史？

以華夏歷史為例，目前發現最古早的青銅器是商朝的后母戊鼎。不過，商朝應該還是在摸索青銅材料的配方，所以青銅器不多、而且非常珍貴，其所製造的也以「鼎器」為主。要到周朝以後，才算進入青銅器製作的高峰。

那麼，華夏文明又是在什麼時候進入鐵器時代呢？

雖然「吳越相爭」時所用的兵器仍是以青銅為主，但是管仲曾將「官山海」（鹽鐵稅）列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收入，可見東周時華夏各國的冶金發展已經有了差異，所以各國的工業發展不同，無法用齊一的標準劃分。

這意味著，由於周朝施行的是封建制，除了有一個天下的共主外。各國的發展並不相同。

至於當時的「國」，指的可能是各諸侯領地的都城，因此當周王室將王幾從鎬京遷到洛邑時，很自然地就形成一個「西周」和 「東周」的歷史分界，可以分開探討。但既然東周時期周王室一直在洛邑，又為何分為「春秋」、「戰國」兩期呢？

其實，將東周分為春秋、戰國兩期，應該是近代歷史學者參考相關資料，認為從平王東遷到秦王統一天下之間的中原的諸國情勢，前後有相當大的差別，所以將前期稱為「春秋」，後期稱為「戰國」，做為一個區別。

至於「春秋」、「戰國」這名稱，則顯然是從「書名」來的，「春秋」相傳是孔子所著，採用極簡筆法記載西元前770年到西元前476年的歷史，而「戰國」則是由西漢劉向所編的「戰國策」而來，收納的是西元前453年以後，縱橫家在諸國間遊說各國的言論。不過，劉向只是負責考定整理這本書，書的名稱則一直更改，從國策、國事、短長、事語到長書等，「戰國策」這個名字也不是特別流行，所以「戰國」這個概念並非當時人們自稱，而是後來才在史學界流行起來的。

那麼，為什麼許多對中國歷史有興趣的研究者，最後多會同意「春秋」、「戰國」這種分期呢？

主要應該與「局勢」有關。春秋時期周王室所建立的封建體制已逐漸衰弱、大國開始想要稱霸，小國則積極尋求繼續生存。到了戰國時期，各國之間則開始為了自己的利益，使出各種眼花撩亂的外交、軍事奇謀。如果對照器具文明來看，這種差異，其實也可視為華夏諸國從青銅器時代轉變為鐵器時代的一種見證。雖然很難說何時才算是華夏青銅器與鐵器的界線，但在春秋（所記錄的）時代，青銅器應該還算是主流，鐵器則是後來才在某些國家開始流行起來，而秦國最後可以滅六國、一統天下，鐵器應該也是扮演一定角色。

一則常被引用的城濮之戰（西元前633年）應當可以說明春秋青銅器時期戰爭文化的特色。

當時，交戰者是晉、楚兩國，而採取主動一方的楚國，根據「左傳」的敘述，是由楚帥派使節到晉營下戰帖，大意是說：「敝國的戰士想與貴國一戰，請君王待在戰車裡觀戰即可，不用親自上陣。」晉國則回覆：「本國寡德的國君已收到貴國的請命。本國國君純粹是為了信守當年對楚國的承諾，遇到楚國要退避三舍，所以在此駐紮，因此不會輕易違反當初承諾，上場與楚國威武的戰士作戰。不過，由於敝國一直沒有從貴國收到停戰之令，所以也請使者您轉告貴軍戰士，好好整理自己的戰車，以恭敬的態度面對自己的職守，等待明日開戰。」

（不知各位讀者覺得晉、楚兩方這樣的戰前交流如何呢？如果今年（西元2022年) 的俄羅斯、烏克蘭兩軍在戰前也能這樣彬彬有禮的互相知會一下，兩方即使打起來，會不會比較快停火？）

基本上，春秋早期的戰爭和現代的體育賽事有點像，重點在一較高下，只要分出勝負，雙方就會鳴金收兵，因此戰事多半很短。以城濮之戰為例，就只打了一天，剩下的三天，就是勝方的晉軍在原地修整，清查一下楚軍留下的物資，當作戰利品，就啟程回國了。

不過，這種作戰的方式後來漸漸有變，所以才會出現孔子這樣四處奔波的流浪君子，勸各位國君不要老是為了爭當霸主，而輕啟戰事，令百姓無法安居樂業。

我們可以順便在此整理一下從「春秋」與「戰國」之間的過渡期大概是什麼情況：

西元前476年，春秋終 ; 西元前479年，孔子去世 ; 西元前 477年，田氏佔了齊國東部為封邑，史稱田齊篡齊; 西元前473年，越滅吳 ; 西元前 464年，左傳終 ; 西元前453年，戰國策始 ，這一年也是韓趙魏三家分晉成立的一年。

從這二十多年發生的事看來，雖然孔子崇古，但他那個時代打仗前兩方的言詞交鋒雖然有點虛偽，甚至拐彎抹角，到了戰場上其實也沒有真要殺到你死我活，只是要分出高下，展現實力罷了。

所以，什麼時候要算是進入戰國時代呢？

除了上述年代外，我們其實還可以參考另一位大行動者「墨子」的生平以瞭解「春秋戰國」的過渡時期。

墨子的生卒年月不是很確定，但他應該是比孔子稍晚出現的「和平主義者」，他和孔子一樣在列國間奔走，但是發展出的模式卻和孔子與儒家卻不一樣，所以被視為儒家的第一位反對者。

孔子很顯然是主張以訴諸禮節的方式來解決不同諸侯國間的紛爭，但墨子卻似乎對國君們的期待不那麼高，所以他組成了一個軍事組織，到各國為國君們分析利害。「墨子、公輸篇」中就記載了一個故事：當時楚國剛雇了一位機械發明家公輸般（又稱公輸班或魯班），所以準備用其發明的武器去攻打宋國。很有俠義精神、主張濟弱扶傾的墨子就跑去楚國，想要勸退楚國出兵。不過，要見楚王哪是那麼容易的事，所以墨子還是先去找了公輸般，指責他怎麼可以幫助強大的楚國欺負弱小的宋國。一番爭辯後，公輸般以自己只是打工仔為由，帶著墨子去見老闆，也就是楚王。在楚王的面前，墨子和公輸般兩者就手中的工具，你來我往的演練起來，每當公輸般說自己的手中有什麼攻城武器時，墨子就說自己可以用什麼方式防守。

最後，不肯認輸的公輸般說：「我還有一個辦法，但我不說。」

墨子則回答：「我知道你的辦法，但我也不說。」

一旁的楚王當然要追問一下兩人的辦法是什麼。

墨子就說：「公輸般想謀害我。不過，我已有弟子在宋國按照我的方式武裝起來等候楚國。」

楚王聽聞後，於是做出停止出兵攻宋的決定。

這段「墨子救宋」的故事頗有意思，不過，墨子固然熱心，值得欽佩，楚王其實也很理性吧？ 然而，如果如果將這故事情節稍微變化，讓公輸般發明一件墨子沒法幫宋國守住城池的武器，墨子會回過頭去勸弱小的宋國視時務為俊傑，想點其他辦法去與楚國講和會比較好嗎？

（未完待續）

推薦參考讀物：

全球科技通史 吳軍 中信出版集團

西南聯大文化課 天地出版社出版

易中天中華史 青春志 浙江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