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如何在不同世界活出完整人生?--《創傷與靈魂》

2022/03/31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一個夏日傍晚落日時分,我站在紐芬蘭家中的陽台上,懸在兩個世界之間。我後方隔著紗門,可聽見加拿大電視播報員正在報導阿富汗坎達哈省(Kandahar)的最新自殺炸彈攻擊,造成二十九死五十傷,鮮血殘骸飛濺四周牆垣,女人哀號慟哭,男人憤怒暴動,孩子的眼神空洞絕望……真是難以置信的創傷,我幾乎無法聽下去了。
我眼前向南是廣闊的大西洋,起伏的波浪不斷拍打史克溫岬角(Skerwind Head)峭壁,最後一批海鳥越過水平線飛向離岸小島,日間朦朧的星子,開始從蔚藍天空深處緩緩眨起眼來。潛鳥顫抖的啼聲回盪越過水面,縈繞在這片祥和景致的絕美之中,遠處霧角響起,奏出撫慰的祝福。浸淫於這片美景,我的靈魂感覺回到歸處,內心寧靜。
這兩個世界似乎毫不相容,而我奮力嘗試讓兩者並存。第一個世界有點「褻瀆」感,充滿了凡人肉身處在暴力、極端的世界中,伴隨人間悲劇及麻痺人心的苦難。這個世界以零星碎裂的人類衝突呈現在我眼前──那種毀滅性的憤怒,我根本無法消受──對此,我的反應是關機、封閉、解離、脫離我的身體,就如同創傷的核心反應。第二個世界讓人覺得神聖、美麗、無垠及永恆,開啟無可言喻的神祕,能撫慰靈魂──即,能進入魯道夫‧奧圖(Rudolf Otto, 1917)稱之為人類經驗的聖祕(numinous)向度。當我對這個更大的世界開放,我能感覺到日間世界的焦慮和煩惱,「如經睡夢消散」(《馬克白》,2.2: 35-39),然而,這個美麗、無人的世界縈繞著一股孤寂感,那裡沒有任何人,只有我。
我們要如何在不同世界活出完整人生?遭遇「坎達哈自殺攻擊事件」的創傷童年後,怎麼可能活出賦有靈魂的生活?怎麼可能不用某一個世界,來逃遁另一個世界?──這意味著怎麼可能不去迴避人類苦難的現實,或不漠視詩人切斯洛‧米洛茲(Czeslaw Milosz, 2004)所稱的「第二空間」(Second Space)那無窮無盡、難以言喻的神祕現象(僅僅將之視為幻覺)?套句赫舍爾的用語,我們要如何維持「雙邊忠誠」──如何在兩個疆域當中堅守公民身分?
本書取名為《創傷與靈魂》(Trauma and the Soul),書名捕捉到我希望書中探索的兩個世界(及彼此關係)。我與一些童年早期受創個案進行的心理治療中,包含了神祕或靈性的面向,這次的探索會帶我們深入其中。我會提出許多臨床片段,再運用理論評論,赫舍爾所述的「兩域公民」以及「必須維持雙邊忠誠」則是參照主軸,亦即我會運用一種具雙視域的後設心理學,將那些與此完全相異的臨床素材,建立起框架並進行詮釋。我相信,任何適用於個人自體的理論解釋(而這種解釋始終是某種心理治療取向的內隱基礎),都必須囊括自體的無限延展並具靈性潛質,以及自體有所侷限並具物質決定因子。
許多當代的精神分析師都探索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936:370)多年前描述的「意識神祕狀態」。山多‧費倫奇(Sandor Ferenczi, 1988)是值得一提的先鋒,他寫下與創傷個案治療時,移情和反移情與療癒的奇異關聯。威爾弗瑞德‧比昂(Wilfred Bion, 1965)將難以言喻的「O」或「神原」(Godhead),喻為心理治療中轉化的終極來源。納維爾‧斯明頓(Neville Symington, 1993)公開提及人類經驗中有個神祕的「生命賦予者」(lifegiver),參與存在的無限向度中,如果我們要活出生命力,就必須選擇之。克里斯多夫‧博拉斯(Christopher Bollas, 1999:195)認知到有個「穿梭心智的神祕智慧」,並提到「若有上帝,祂便居於此處」。詹姆斯‧格羅斯坦(James Grotstein, 2000)近期撰述某個無意識中「難以言明的主體」,會依「現象界主體」(即自我或自體)的福祉而派送夢境。最後是麥可‧艾根(Michael Eigen, 1998: 41-2),他公開自稱為「精神分析神祕主義者」,熱切呼籲精神分析工作應被視為宗教或「神聖」(holy)的職業。第六章將會回顧這些理論家的論點。
接下來的篇幅會談到,與某些早年創傷個案進行精神分析工作,是以特定且戲劇化的方式支持這類神祕思索。本書案例中,幾乎所有「高敏感者」(Aron, 1996)都有神祕經驗。他們經常與自然、動物有深刻連結,也對電影、劇場、藝術以及文學,尤其是詩的神話創造(mytho-poetic)世界特別有感。有時候,他們會陳述充滿超自然存在體的內在世界「拯救」了他們,那個世界會為他們自身純真的靈魂部分提供一處原型涵容的處所,但這個世界在現在是隱藏起來的。他們也常提到,有某種與理性思維相斥的經驗會「共時」出現。許多人說,在尋常與非尋常現實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時,他們因此得以接觸到奇異的非物質世界,而那是適應較良好的人無法觸及的。很不幸地,隨著創傷倖存者的神祕、神話創造生活不斷開展,那些似乎拯救了他們靈魂的良善靈體卻開始失去保護力量。反覆處於不斷失望與幻滅的壓力之下,這些內在客體經常變得有害。內在的保護者轉為迫害者(見卡爾謝, 2006),而「我們天性中的好天使」則被擅於分解形體、磨耗心神,以及運用原始防禦的惡魔取代(見第三章、第九章)。這也屬於靈性,只是屬於黑暗、恐怖的靈性;這也屬於神祕主義,只是隸屬暴力、邪魔附身以及靈魂喪失的部分。
在日漸成長的心理治療與靈性領域中,並沒有太多作者提及靈性世界中這塊較黑暗的面向。可是在心理治療中,那些受創的靈魂從天堂痛苦墜入地獄,有時會發現自己周遭環繞著強大、拒絕療癒的黑暗力量,這其實也是靈性的問題。要如何克服這些阻抗,以及個案/治療師雙人組要如何合作拯救靈魂(以及,很諷刺地,包括救贖內在迫害者),都是本書主要關注的焦點。我們會看到,靈性力量占據榮格稱為無意識的集體層次,這個層次通常支持心靈的整合與整體性(wholeness),但若未能適度地與人類協調或接觸,就可能反轉,退化成威脅生命的防禦,削弱自我(ego)的功能。具療效的心理治療仍能維持一種希望,讓這些靈性力量回歸天性與初心,亦即與榮格稱作自性(Self)的中心原型適度結盟合作。
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 1996:4-5)很有智慧地觀察到,前來接受心理治療的個案,不僅僅為了緩解痛苦的症狀,或是追溯創傷的歷史根源,也是為了尋覓合適的自傳,他指的是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可以彰顯個案那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人生中難以言明的根源和靈魂基礎。除了要了解個案傷痛的源頭並修通傷痛,他們也在尋找一種全新的、更大視框的敘事──真實的故事,可以說明他們靈魂的「雙重命運」,以「兩域公民」之姿存在於地球。諷刺的是,創傷倖存者在要求這種更大視框的故事時,是處於一種特殊位置,因為他們經常被迫提早進入「非常態現實」之中,也就是靈性和日常心智化的世界,這可以幫助他們在早年情感關係難以承受的痛苦中存活下來。他們會變成詹姆斯‧格羅斯坦(2000: 238)所稱的「真真切切的孤兒」(orphans of the Real),但同時(如第一、二章中的案例)也成為「極度真實」(Ultra-Real)的化身。
榮格很早就發現,當創傷倖存者的心靈遭解離分裂,他們所落入的魔法或神祕世界,並不僅是心理分裂歷程的產物;這麼說吧,更是一個已經存在的原型或神話創造世界等著接住他們。這個非常態現實的世界,從古老心靈的原型劇碼中,用一個戲劇化的故事圍繞著遭解體的靈魂,而榮格開始對這些故事和它們放諸四海皆同的特徵著迷不已,他相信它們提供一個心像的母域,為靈魂提供資源。佛洛伊德懷疑這個構想(見Loewald, 1978:8-9;McGuire, 1974: 429-30),希望將神話創造符號簡化成人類關係傷痛的偽裝,於是常用家庭劇碼中的痛苦與掙扎來解讀這些象徵符號。即使羅納‧費爾本(Ronald Fairbairn, 1981)有先見之明地挑戰佛洛伊德的本能理論,卻也聲稱夢中的人物化意象,都只是內化了外在關係而已。在這些理論中,我們的生命通常停留在兩個世界之間,現在崩解成一個世界了。
數十年來,這些對於象徵符號根本性的簡化理解觀點,一直跟著精神分析,甚至像是溫尼考特(D.W. Winnicott)這種創傷專家,居然把困擾榮格的早年夢境和幻想,大膽影射與嚴重診斷有關(「童年期思覺失調症!」),並據此溯及榮格與憂鬱母親的關係,留待第八章繼續。我在評論溫尼考特(1964b)對榮格自傳的評論時,會提出溫尼考特(和其他精神分析師)其實沒能了解,要拯救創傷倖存者的靈魂,使其不在人際世界中被殲滅,神話創造的第二世界是關鍵角色。
佛洛伊德和早期精神分析師強調孩童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個人關係,而非變幻無常的原型或靈性世界(即便這通常是個案賴以生存的),當然沒有錯。這些早期分析師的感知是正確的,創傷倖存者往往過度重視內在現實,因而變得認同他們發現的神祕世界,這是一種防禦,目的在對抗人際世界中經驗到的難以承受的情感。他們經常需要被「說服爬下」空中鷹架(姑且這麼形容),「腳踏實地」並回到人際關係當中,藉此重新與生活連結,最後才能記起早年的關係傷痛(可能在另一個層次中重新經歷),並且修復。
就另一方面來說,純粹世俗(或說「關係性」)的精神分析也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在成為個人故事之前,創傷倖存者的早年故事向來都是神話故事,也因此必須以這種故事型態接受。正如有位分析師近期提到的,「創傷強化了英雄與受害者的劇情,而受害者更為一般人性化的故事,正等著被訴說」(Trousdale, 2011: 131)。在可以說出人性化的故事之前,倖存者的痛苦經常是由超個人的神聖故事護持著。正是這個原因,我們在討論創傷與創傷治療時,常態與非常態現實的「兩個世界」,以及兩者之間的意象「母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種說法,是與嬰兒觀察、神經科學最新的發現一致,解離發生後,經驗的碎片(身體知覺及原始情緒狀態)僅存於內隱記憶中,並在大腦原始下皮質或邊緣區域中編碼。這些經驗保持在未分化的狀態,在整合成個人的記憶之前,不斷從無意識的集體層(同榮格所述)形成古老且典型(archaic and typical兩字合併即為archetypal「原型」)的增強物。賴瑞‧赫奇斯(Larry Hedges, 2000)提到,原型記憶經常會傳達非常早期的母嬰經驗,他稱這個階段是早期發展中的「組織階段」(organizing period)。根據修爾(Schore, 2003b: 96)和威爾金森(Wilkinson, 2006: 147-9)所述,這類內隱記憶比較可能透過夢、隱喻、詩歌這一類神話創造意象語言和故事觸及,而非透過個人回憶(外顯記憶)。這類神話創造語言也會碰觸心靈的原魔(daimonic)層,此乃組織心智深層的典型集體模式之一。這些集體模式的身體/心智的層次是不帶個人色彩,或者更是在前個人化(pre-personal)之前,而在受創的靈魂能夠回到、或是進入「當下世界」之前,它們在「另一個世界」提供受創靈魂一個母域和資源。
如同書中描述的案例片段,即便在最受剝奪、最殘虐的人性環境中,創傷倖存者仍經常對於撐住他們的神聖世界懷有深刻了解。這個世界並非只是嬰兒期依附失敗連結的副產品,也不只是母嬰的忽視或虐待的「補償」,這個世界是地球上最恆久的人類經驗,而創傷倖存者比多數人更清楚這一點。需要聲明的是,我在本書中採取的立場是:靈性世界是真實的,在遭遇創傷後,防禦性目的大舉動員,這與宣稱天使和魔鬼會糾纏或尊崇創傷倖存者想像力、一切都是錯覺或「只是」防禦歷程的衍生物(產物),是截然不同的。據稱「戰火下不見無神論者」,如果創傷倖存者中真的有少數無神論者的話,至少不是本書案例的主人翁。
《創傷與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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