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如何在不同世界活出完整人生？－－《創傷與靈魂》

一個夏日傍晚落日時分，我站在紐芬蘭家中的陽台上，懸在兩個世界之間。我後方隔著紗門，可聽見加拿大電視播報員正在報導阿富汗坎達哈省（Kandahar）的最新自殺炸彈攻擊，造成二十九死五十傷，鮮血殘骸飛濺四周牆垣，女人哀號慟哭，男人憤怒暴動，孩子的眼神空洞絕望……真是難以置信的創傷，我幾乎無法聽下去了。

我眼前向南是廣闊的大西洋，起伏的波浪不斷拍打史克溫岬角（Skerwind Head）峭壁，最後一批海鳥越過水平線飛向離岸小島，日間朦朧的星子，開始從蔚藍天空深處緩緩眨起眼來。潛鳥顫抖的啼聲回盪越過水面，縈繞在這片祥和景致的絕美之中，遠處霧角響起，奏出撫慰的祝福。浸淫於這片美景，我的靈魂感覺回到歸處，內心寧靜。

這兩個世界似乎毫不相容，而我奮力嘗試讓兩者並存。第一個世界有點「褻瀆」感，充滿了凡人肉身處在暴力、極端的世界中，伴隨人間悲劇及麻痺人心的苦難。這個世界以零星碎裂的人類衝突呈現在我眼前──那種毀滅性的憤怒，我根本無法消受──對此，我的反應是關機、封閉、解離、脫離我的身體，就如同創傷的核心反應。第二個世界讓人覺得神聖、美麗、無垠及永恆，開啟無可言喻的神祕，能撫慰靈魂──即，能進入魯道夫‧奧圖（Rudolf Otto, 1917）稱之為人類經驗的聖祕（numinous）向度。當我對這個更大的世界開放，我能感覺到日間世界的焦慮和煩惱，「如經睡夢消散」（《馬克白》，2.2: 35-39），然而，這個美麗、無人的世界縈繞著一股孤寂感，那裡沒有任何人，只有我。

我們要如何在不同世界活出完整人生？遭遇「坎達哈自殺攻擊事件」的創傷童年後，怎麼可能活出賦有靈魂的生活？怎麼可能不用某一個世界，來逃遁另一個世界？──這意味著怎麼可能不去迴避人類苦難的現實，或不漠視詩人切斯洛‧米洛茲（Czeslaw Milosz, 2004）所稱的「第二空間」（Second Space）那無窮無盡、難以言喻的神祕現象（僅僅將之視為幻覺）？套句赫舍爾的用語，我們要如何維持「雙邊忠誠」──如何在兩個疆域當中堅守公民身分？

本書取名為《創傷與靈魂》（Trauma and the Soul），書名捕捉到我希望書中探索的兩個世界（及彼此關係）。我與一些童年早期受創個案進行的心理治療中，包含了神祕或靈性的面向，這次的探索會帶我們深入其中。我會提出許多臨床片段，再運用理論評論，赫舍爾所述的「兩域公民」以及「必須維持雙邊忠誠」則是參照主軸，亦即我會運用一種具雙視域的後設心理學，將那些與此完全相異的臨床素材，建立起框架並進行詮釋。我相信，任何適用於個人自體的理論解釋（而這種解釋始終是某種心理治療取向的內隱基礎），都必須囊括自體的無限延展並具靈性潛質，以及自體有所侷限並具物質決定因子。

許多當代的精神分析師都探索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936:370）多年前描述的「意識神祕狀態」。山多‧費倫奇（Sandor Ferenczi, 1988）是值得一提的先鋒，他寫下與創傷個案治療時，移情和反移情與療癒的奇異關聯。威爾弗瑞德‧比昂（Wilfred Bion, 1965）將難以言喻的「O」或「神原」（Godhead），喻為心理治療中轉化的終極來源。納維爾‧斯明頓（Neville Symington, 1993）公開提及人類經驗中有個神祕的「生命賦予者」（lifegiver），參與存在的無限向度中，如果我們要活出生命力，就必須選擇之。克里斯多夫‧博拉斯（Christopher Bollas, 1999:195）認知到有個「穿梭心智的神祕智慧」，並提到「若有上帝，祂便居於此處」。詹姆斯‧格羅斯坦（James Grotstein, 2000）近期撰述某個無意識中「難以言明的主體」，會依「現象界主體」（即自我或自體）的福祉而派送夢境。最後是麥可‧艾根（Michael Eigen, 1998: 41-2），他公開自稱為「精神分析神祕主義者」，熱切呼籲精神分析工作應被視為宗教或「神聖」（holy）的職業。第六章將會回顧這些理論家的論點。

接下來的篇幅會談到，與某些早年創傷個案進行精神分析工作，是以特定且戲劇化的方式支持這類神祕思索。本書案例中，幾乎所有「高敏感者」（Aron, 1996）都有神祕經驗。他們經常與自然、動物有深刻連結，也對電影、劇場、藝術以及文學，尤其是詩的神話創造（mytho-poetic）世界特別有感。有時候，他們會陳述充滿超自然存在體的內在世界「拯救」了他們，那個世界會為他們自身純真的靈魂部分提供一處原型涵容的處所，但這個世界在現在是隱藏起來的。他們也常提到，有某種與理性思維相斥的經驗會「共時」出現。許多人說，在尋常與非尋常現實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時，他們因此得以接觸到奇異的非物質世界，而那是適應較良好的人無法觸及的。很不幸地，隨著創傷倖存者的神祕、神話創造生活不斷開展，那些似乎拯救了他們靈魂的良善靈體卻開始失去保護力量。反覆處於不斷失望與幻滅的壓力之下，這些內在客體經常變得有害。內在的保護者轉為迫害者（見卡爾謝， 2006），而「我們天性中的好天使」則被擅於分解形體、磨耗心神，以及運用原始防禦的惡魔取代（見第三章、第九章）。這也屬於靈性，只是屬於黑暗、恐怖的靈性；這也屬於神祕主義，只是隸屬暴力、邪魔附身以及靈魂喪失的部分。

在日漸成長的心理治療與靈性領域中，並沒有太多作者提及靈性世界中這塊較黑暗的面向。可是在心理治療中，那些受創的靈魂從天堂痛苦墜入地獄，有時會發現自己周遭環繞著強大、拒絕療癒的黑暗力量，這其實也是靈性的問題。要如何克服這些阻抗，以及個案／治療師雙人組要如何合作拯救靈魂（以及，很諷刺地，包括救贖內在迫害者），都是本書主要關注的焦點。我們會看到，靈性力量占據榮格稱為無意識的集體層次，這個層次通常支持心靈的整合與整體性（wholeness），但若未能適度地與人類協調或接觸，就可能反轉，退化成威脅生命的防禦，削弱自我（ego）的功能。具療效的心理治療仍能維持一種希望，讓這些靈性力量回歸天性與初心，亦即與榮格稱作自性（Self）的中心原型適度結盟合作。

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 1996:4-5）很有智慧地觀察到，前來接受心理治療的個案，不僅僅為了緩解痛苦的症狀，或是追溯創傷的歷史根源，也是為了尋覓合適的自傳，他指的是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可以彰顯個案那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人生中難以言明的根源和靈魂基礎。除了要了解個案傷痛的源頭並修通傷痛，他們也在尋找一種全新的、更大視框的敘事──真實的故事，可以說明他們靈魂的「雙重命運」，以「兩域公民」之姿存在於地球。諷刺的是，創傷倖存者在要求這種更大視框的故事時，是處於一種特殊位置，因為他們經常被迫提早進入「非常態現實」之中，也就是靈性和日常心智化的世界，這可以幫助他們在早年情感關係難以承受的痛苦中存活下來。他們會變成詹姆斯‧格羅斯坦（2000: 238）所稱的「真真切切的孤兒」（orphans of the Real），但同時（如第一、二章中的案例）也成為「極度真實」（Ultra-Real）的化身。

榮格很早就發現，當創傷倖存者的心靈遭解離分裂，他們所落入的魔法或神祕世界，並不僅是心理分裂歷程的產物；這麼說吧，更是一個已經存在的原型或神話創造世界等著接住他們。這個非常態現實的世界，從古老心靈的原型劇碼中，用一個戲劇化的故事圍繞著遭解體的靈魂，而榮格開始對這些故事和它們放諸四海皆同的特徵著迷不已，他相信它們提供一個心像的母域，為靈魂提供資源。佛洛伊德懷疑這個構想（見Loewald， 1978:8-9；McGuire, 1974： 429-30），希望將神話創造符號簡化成人類關係傷痛的偽裝，於是常用家庭劇碼中的痛苦與掙扎來解讀這些象徵符號。即使羅納‧費爾本（Ronald Fairbairn, 1981）有先見之明地挑戰佛洛伊德的本能理論，卻也聲稱夢中的人物化意象，都只是內化了外在關係而已。在這些理論中，我們的生命通常停留在兩個世界之間，現在崩解成一個世界了。

數十年來，這些對於象徵符號根本性的簡化理解觀點，一直跟著精神分析，甚至像是溫尼考特（D.W. Winnicott）這種創傷專家，居然把困擾榮格的早年夢境和幻想，大膽影射與嚴重診斷有關（「童年期思覺失調症！」），並據此溯及榮格與憂鬱母親的關係，留待第八章繼續。我在評論溫尼考特（1964b）對榮格自傳的評論時，會提出溫尼考特（和其他精神分析師）其實沒能了解，要拯救創傷倖存者的靈魂，使其不在人際世界中被殲滅，神話創造的第二世界是關鍵角色。

佛洛伊德和早期精神分析師強調孩童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個人關係，而非變幻無常的原型或靈性世界（即便這通常是個案賴以生存的），當然沒有錯。這些早期分析師的感知是正確的，創傷倖存者往往過度重視內在現實，因而變得認同他們發現的神祕世界，這是一種防禦，目的在對抗人際世界中經驗到的難以承受的情感。他們經常需要被「說服爬下」空中鷹架（姑且這麼形容），「腳踏實地」並回到人際關係當中，藉此重新與生活連結，最後才能記起早年的關係傷痛（可能在另一個層次中重新經歷），並且修復。

就另一方面來說，純粹世俗（或說「關係性」）的精神分析也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在成為個人故事之前，創傷倖存者的早年故事向來都是神話故事，也因此必須以這種故事型態接受。正如有位分析師近期提到的，「創傷強化了英雄與受害者的劇情，而受害者更為一般人性化的故事，正等著被訴說」（Trousdale, 2011: 131）。在可以說出人性化的故事之前，倖存者的痛苦經常是由超個人的神聖故事護持著。正是這個原因，我們在討論創傷與創傷治療時，常態與非常態現實的「兩個世界」，以及兩者之間的意象「母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種說法，是與嬰兒觀察、神經科學最新的發現一致，解離發生後，經驗的碎片（身體知覺及原始情緒狀態）僅存於內隱記憶中，並在大腦原始下皮質或邊緣區域中編碼。這些經驗保持在未分化的狀態，在整合成個人的記憶之前，不斷從無意識的集體層（同榮格所述）形成古老且典型（archaic and typical兩字合併即為archetypal「原型」）的增強物。賴瑞‧赫奇斯（Larry Hedges, 2000）提到，原型記憶經常會傳達非常早期的母嬰經驗，他稱這個階段是早期發展中的「組織階段」（organizing period）。根據修爾（Schore, 2003b: 96）和威爾金森（Wilkinson, 2006: 147-9）所述，這類內隱記憶比較可能透過夢、隱喻、詩歌這一類神話創造意象語言和故事觸及，而非透過個人回憶（外顯記憶）。這類神話創造語言也會碰觸心靈的原魔（daimonic）層，此乃組織心智深層的典型集體模式之一。這些集體模式的身體／心智的層次是不帶個人色彩，或者更是在前個人化（pre-personal）之前，而在受創的靈魂能夠回到、或是進入「當下世界」之前，它們在「另一個世界」提供受創靈魂一個母域和資源。

如同書中描述的案例片段，即便在最受剝奪、最殘虐的人性環境中，創傷倖存者仍經常對於撐住他們的神聖世界懷有深刻了解。這個世界並非只是嬰兒期依附失敗連結的副產品，也不只是母嬰的忽視或虐待的「補償」，這個世界是地球上最恆久的人類經驗，而創傷倖存者比多數人更清楚這一點。需要聲明的是，我在本書中採取的立場是：靈性世界是真實的，在遭遇創傷後，防禦性目的大舉動員，這與宣稱天使和魔鬼會糾纏或尊崇創傷倖存者想像力、一切都是錯覺或「只是」防禦歷程的衍生物（產物），是截然不同的。據稱「戰火下不見無神論者」，如果創傷倖存者中真的有少數無神論者的話，至少不是本書案例的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