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了，總是在此時特別焦慮（因為即將生日），害怕失去青春、失去熱情、失去愛⋯⋯青春在我十歲就失去了，當時想到自己的年紀要變進入十位數就很難過，沒有一個人能理解十歲小孩的年齡焦慮，感覺自己很孤獨，現在也想不起那時為什麼有如此大的困擾？或許是覺得自己一事無成，不夠時間完成夢想。
但我沒有什麼偉大夢想，只是一直自覺「老」而擔心「來不及」。
夢想是流浪、讀法律、到媒體工作，都在我二十五歲時達成，但我還是持續的很焦慮——直到上個月，還夢見自己在中學的樓梯上奔跑，怎麼跑都跑不完而錯過一堂數學考試；更常夢見自己大學的行政法被當，無法出國被困在某個地方——我很清楚這些夢境都是由於現實中的其他壓力所致。畢業頭五年，經常有組織聚會活動，我皆以準備考試、出國、加班為由而不參加。後來同學們各各為律師、司法官，在前幾大法律事務所工作，也不好意思參加了，最後因為拒絕太多次，他們不再邀請我。
庸俗的
那場聚會是在巴黎十四區Montparnasse某高級公寓裡，主辦者是二十七歲在巴黎銀行工作的律師方斯華，公寓為長年在海外的父親借給他，有很大的客廳、陽台還有窗景，極適合舉辦週末派對。
參與聚會的人都是受過教育且自覺知識份子的青年人。閒談但其實不是在閒談，他們自以為在講很重要的議題，他們在討論地緣政治、移民問題和當時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然後又說著勞工權益、政府貪污，肯定沒有說出什麼有建設性的話，所以我一句都不記得。
只記得當下的不適感與尷尬，那樣的對話要我憑空撰寫一百句都行，全世界的中產知識份子皆談論著同樣的話題。是很表象的，和1968年的五月風暴的大學生說的差不多，我很厭煩的一種形上學的思辨。
我討厭自己又一次的混入這樣的派對中，自覺庸俗而想離開現場但我又確信他們更加庸俗才會以為自己正在說著什麼重要的理論。我厭惡著那種非要爭個定論的處境，我們不能只說「你的項鍊在哪買的？」、「你的髮型真好看！」這類的話。
替他們感到羞愧。
一邊喝著酒，說著自以為的大道理，浪費其他人週末的時間卻毫無意義。下一週派對依然會舉行，他們又會重複著那些老掉牙的言論。或許他們讀了太多書，無法把世俗的煩惱捨棄，無法為了派對而派對，可能也覺得自己多讀點書若不發表些什麼會違背自己的良心，於是領著高薪、逃著稅卻說著勞工權益。
不談女性主義
我不談女性主義。
身為女性說自己是女性主義，對我而言是很奇怪的，本來不就應該是兩性平等，若只是強調或期望女性擁有一樣的地位，為什麼算是一種「主義」？那更不是一種抗爭，而是理所當然的（我經常在文章中說類似的概念）。
在派對上，方斯華也請我對女性在職場上處境發表意見，聽過「同工不同酬」也聽過女性求職遇到的歧視，但那些都不曾發生在我身上。我就認為，若在任何職場上有對女性不公平的事件違反國家法律就去投訴，若還沒有制定適用的法律，那就催促立法者⋯⋯
絲毫不認為有必要討論那些只聽過卻不曾發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沒有高見」是我當時的回應。因為我不喜歡討論沒有結論的事情，只有立法或鬥爭才可能解決。
他說，你不可能對這沒有意見，你是學法律的。
我說，我只想談論生活中真正的事情，這是我的週末。
對了，沒想到昨天寫的標題有「西蒙波娃」的文章會比我平常寫的其他主題的文章受到注意，本來以為看到標題會覺得又要老生常談，雖然我的文章中經常有西蒙波娃，但我也多次強調不談女性主義，兩週前讀著《巴黎評論》中波娃的訪談才發現原來她也對時間的流逝很有感，在11歲時就想到自己30歲而害怕，人終究都逃不了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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