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步行，在台北，在巴黎，在海邊，在山上，但不能在塔利班政權下的阿富汗，也不能在現在的基輔，還有其他受到戰火、暴君控制的城市。
我喜歡步行，此時的頭腦是自由的。那是屬於獨享的時間，一邊走路一邊思考，小時候待在家裡壓力太大，總是找各種機會出門，戴上耳機播放著喜歡的音樂，一直繞行民生東路上光復北路到敦化北路的那小段路，瀏覽著服飾店裡的衣服、欣賞眼鏡行的太陽眼鏡廣告、讀著咖啡廳掛在門外的目錄，彷彿是在城市的小旅行⋯⋯步伐隨著音樂節奏而改變，暫時逃離現實的生活。
我喜歡步行，步行中的城市是美好的。能看清楚行人的表情，猜測他們當下的心情，遇到喜歡的店家能直接停下進入，但步行的自由不屬於全人類，是離開故鄉後才有的體悟。在台北能以步行到達所有想去的地方，只要時間允許，離開台北城外，許多地方沒有行人專用道，無法悠哉行走，有時人行道會在中途被截斷，逼著行人繞路或者與車進行搶道。讀過作家愛亞的一篇散文，寫給台北市民的公開信。那時她兒子正要讀小學，以母親的角度期盼路上的車輛能禮讓學童，讓他們安心的步行上下學，母親也才能放手將子女交給社會。市民們能自由自在走在路上，享有行人路權，不只是政府在規劃都市時需考量的，同時也是將自己生命交給在道路上所有的用路人手中，是社會中的彼此信任與友愛，一旦路上有不守規矩的人，秩序則會被破壞，也會逐漸降低人們對彼此的信任感。
一座自由的城市，是有自由步行的權利。
但此自由不一定全面，在台北不論多晚都能在穿過公園，有時公園也被當作道路的一部分。但某些城市的公園有關門時間，不能隨心所欲經過，我曾在巴黎的公園散步忘了留意，被管理員「抓到」要求立即離開，才意識到這看似無關緊要的規則——通常是為了管理及避免成為治安死角——卻限制了部分人的行動，想像你若剛好從公園平行的兩側活動，就只能繞一個U字型的路線。
步行者的自由包括心境上的。
大學時到俄羅斯交換一年的朋友回來分享說，「我在台北校園中遇到迎面而來的同學，即使不曾談話也會點頭示意，畢竟見過他，無法假裝沒看到。但在那裡不同，和見過的人點頭微笑，他們只是板著臉，好像我是瘋子。幾個月後，走在路上看到有人跟我微笑，也覺得那人腦袋有問題。」
當時我回他：「還好你回來了。」在行走中遇到的行人皆不友善，也會影響到步行者的情緒。
盧梭在《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中提到，散步到傷兵醫院時遇到的老兵對他的態度從友善到忽視，造成他的心情低落，並猜測是誰在傳播他的壞話。我記得在巴黎第一週就留意到路上和陌生人眼神接觸，對方會禮貌的說「日安！」，那是我願意多走路的起因，而在地鐵遇到的人總是將彼此視為障礙物，這讓我不太自在，彷彿我不應該出現在此。
步行者最終被剝奪自由的一天。
二月二十四日，基輔當地時間七點起陸續響起空襲警報，部分民眾就近躲入附近的地鐵站內。戒嚴的那刻起，不再享有步行的自由，居民被告知不要離開住家，但要預先打包裝有必需品的隨身行李，以防隨時可能需逃難，駛離市區的公路已出現大塞車，即便如此依然有許多從未使用過彈藥的烏克蘭平民願意為國而戰，拿起武器上街對抗俄羅斯軍人。（烏克蘭內政部與基輔市府也在二十五日午後開始「武裝全城市民」，只要願意留守者，就能登記作戰、憑身分證領取步槍與彈藥）
沒人知道戰爭要持續多久⋯⋯願所有被侵略者、暴君、瘟疫所困住的人，能早日享有步行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