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業淬鍊出的鹽分地帶靈魂：林芳年

如果讓鹽分地帶的詩人們排排站，按作品數量的多寡排序，位居第一的人名可能會出乎你的意料——不是其中被公認詩作藝術成就最高的郭水潭，也不是積極寫作而後轉向政治文史參與的吳新榮，而是有「憤怒的詩人」之稱的前輩作家——林芳年。

家庭往往是影響寫作的重要因素。出生於臺南佳里的林芳年，可以說是擁有極為良好且完整的家庭背景：祖父林波經營糖廍致富，日治時期曾擔任麻豆製糖株式會社的股東，無論是武裝或文化上的抗日都曾實踐過；父親林泮受到影響開設私塾，繼承了國學思想與民族精神。他們心懷的品格與理想，顯現在對林芳年名字的命名上——林芳年原名林精鏐，在戰後才因「鏐」字太過冷僻而更名為「林芳年」。雖然這些大大小小的手段未必能真正實現，但林芳年所身處的家庭確曾為他的文化性格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從家庭背景的脈絡來思考，就會發現林芳年作品中「貼近土地與民族」、「抵抗意識」的特質其來有自。林芳年的父親林泮受到祖父的影響至深，儘管擔任「保正」的職位，也堅持終生「不說日語」且「不穿著日本服飾」。這種對文化和語言傳統的堅持與嚮往，甚至讓林泮在日本戰敗時寫下〈光復喜賦〉一詩：「白日青天旗影閃，赤心黔首眾生歡」。不難想像，在家族中的林芳年被賦予了抵抗異族的特質與期望。

隨著新臺灣教育令頒布及新式教育的風潮，六歲的林芳年進入總督府主導的教育體制中學習日文，並以之作為溝通、創作的日常語言。雖然在地方望族的漢文化陶冶中成長，但林芳年在觀念上卻不同於其父親與祖父——林芳年不因為日語是外來文化而偏廢，反而將其納為自身的武器，用以創作文學作品——可以這麼說，出生於1914年的林芳年繼承了民族的抵抗精神，但在面對殖民的心態和資源的運用上，有著明確且圓融的手段與目標。
　

林芳年的文學創作與其家庭背景、鹽分地帶的政治文化運動性格都有密切關聯，種種的環境形塑出林芳年的文學窗景。從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林芳年受到吳新榮的邀請，在1935年與其他共十二名詩人共同創辦了鹽分地帶的前身——佳里青風會。加入後不久，時值二十歲的林芳年即在《臺灣新民報》上發表了以日文創作的第一首新詩〈早晨之歌〉。

回憶起當時的喜悅與驕傲，林芳年感嘆自己的「批評精神與原創能力」終於受到了肯定；而也從那時候開始，林芳年便持續以日文創作，包含模仿當時日本普羅派的〈曠野裡看得見煙囪〉一詩，以下節錄：

當時的臺灣社會因為現代化，快速的工業發展使得農村面臨工廠林立的問題，而林芳年選擇以詩去控訴資本家對工人和環境的剝削；因為對當時的社會現實情況的深刻描寫，這首詩獲得了包含翁鬧、呂赫若在內許多文學寫作者的正向評論。

在其他詩作中，林芳年也大量書寫社會的不公義，為底層小人物發聲：〈蒼蠅們大口爭食著臭肉〉、〈街上的童乩餓死了〉、〈在塵霧裡喊叫的同胞們的聲音〉……單從詩題中，就能感受到林芳年對社會問題的敏銳觀察與深刻描寫。以文學作為媒介去控訴、去批判，這是以往林芳年在鹽分地帶中所獲得的定位；同時也因為這些書寫深刻的社會批判詩作，葉笛稱林芳年是「憤怒的詩人」而林芳年揮不去的心象風景是「憤怒的活火山」。
　

除了書寫具鹽分地帶寫實風格、具強烈批判精神的詩作外，林芳年也創作許多以內心情懷和想像為主的作品，而這也凸顯了他的特殊之處。在日治時期兩大新詩社群中，一般印象會認為鹽分地帶關照現實社會，而風車詩社注重藝術性；值得注意的是，林芳年雖然是鹽分地帶的成員，卻同時創作了許多超現實傾向之作。在詩人們的彼此交流上，林芳年在署名致風車詩社詩人李張瑞的詩作〈我的房間〉裡，寫道「他」曾稱讚自己的房間「有詩意」，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詩人們儘管在風格或社群上有所差異，但還是能在互動交流上產生友誼與火花。

在描寫愛情或超現實的作品中，林芳年時常使用季節、少女、蝴蝶等詞語，比如這首〈在四角形的窗邊〉：

在詩的開端，林芳年設計了一個人事時地物皆清楚的畫面，從單一的視覺形象透過詩人的思緒，延展出心理層次的精神依託。如此在客觀情境中投射個人情感經驗的書寫，從自己「閱讀少女」的共感延伸到讀者「閱讀詩作」的共感，儼然一種跨越感官的深情告白。

而對於另一首〈庭樹〉，林芳年自陳是自己邁向「超現實書寫」的開端：

林芳年以大量的自然意象開啟一個象徵世界，內心情感在時間的推移流動下逐漸靜止——儘管這些被宰制的短暫美好都終將過去，但蝴蝶仍然願意停在盛開的茉莉花上，全詩最後一句所呈現出的緩慢感，彷彿是永恆。誰能想像，一位鹽分地帶詩人的作品，竟帶有如風車詩社耽美情感與超現實的色彩！相較於其他關照社會現實的鹽分地帶詩人，這些詩作讓林芳年的心裡彷彿住著一位心思細膩的少女，善感地觀察著一切，由此也能看出林芳年的特出。
　

二戰結束後，日常使用的語言在政權主導下被粗暴地移植，而林芳年也和其他絕大多數以日文創作的臺灣作家們一樣，經歷了一段埋頭學習新語言的沉寂時光——有的人最終成功跨過了語言，有的人並不。在臺糖公營事業機構服務的前二十幾年，林芳年雖然沒有文學相關的創作與活動上，但他仍然透過公文與業務逐漸熟悉中文語法，並在閒暇時閱覽日文書籍，同時學習中文，「這段時間只有忝作一個忠實的讀者，只有望著報紙副刊發愁而已」林芳年在《失落的日記》中如此感嘆。

因為語言的隔閡而停筆二十多年，這段期間的林芳年轉而朝向企業管理方向發展，發表了〈臺灣糖業的過去與將來〉等數篇文章。這些看似與文學完全搭不上邊的學門與理論，卻因為自己的家世和身處地方製糖的產業鏈中，而隱隱產生了一種土地的情懷。除了發表經濟與企管相關文章，林芳年在1960年後更陸續出版《商品銷售叢譚》與《市場理論與實務》兩本專書，甚至進入成功大學就讀企業經營研究班，直到1968年才以散文及小說重返文壇。自此以後，便開啟了林芳年的中文文學創作之路。

若要說林芳年對於文學史的重要性，莫過於在1979年參加「第一屆鹽分地帶文藝營」時，發表了〈鹽分地帶作家論〉，為鹽分地帶作家打下學理與評述的基礎。經過創作語言的轉換以後，林芳年將寫作的重點轉移至小說、散文與評論，可見林芳年的文學成就無論是在作品的數量或是領域的廣度，都是值得去探索的——許多參與文學社群的作家，會被集體的主張與方向而讓個人特質被忽略——可以這麼說，林芳年是一位既「跨語」又「跨域」的文學家。在戰前，林芳年以社會寫實和浪漫想像的詩作，隨著鹽分地帶以文學形式去抵抗殖民；在戰後，林芳年進入糖業工作，並確實地走出了自己文學的路。

雖然是鹽分地帶創作量最為豐沛的寫作者，林芳年的作品卻不時出現超現實的耽美、細膩情感與狂想；而在文學觀念上，對當代臺灣文壇仍不時爭論的「文學的藝術性與現實性」，早在日治時期的林芳年就已意識到「必須兼顧兩者並針對題材決定策略」。無論是憤怒的活火山，或是花上的蝴蝶，相信林芳年所經歷過的這些跨越兩個政權、兩個語言、兩個文化、兩個世代的故事，經過文學的糖業反覆加工淬鍊，終會讓詩人的甘苦都化為文字，在未來繼續被我們反覆咀嚼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