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整個學期做影像研究，我開始發現自己越來越不常用影像作為敘事的媒介，只要一拿起相機，每一幅影像對我而言彷彿都變成了一場展演，而被攝者在這過程中失去了本體。美國作家、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甚至認為，當我們按下快門的瞬間，主體便已經死亡〔1〕。
用文字作為故事的載體不盡然會是最好的方式，但是透過文字，閱讀者可以知道自己腦中的想像與實際的樣態會有差距。比起「怎麼跟照片裡的不一樣？」我更想聽到「看來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影像的高解析度奪走了主體的光彩，在照片裡的被攝者才是參照的座標，被攝者也就因此在現實世界失去了主體性；然而，文字對於主體「低解析度」的描寫，反而讓閱讀者永遠照上一個模糊濾鏡認識文字所描述的對象。也就是，在文字的捕捉下客體永遠保有其主體性。
在士林捷運站的一號出口，一周七天，晚上約莫六點過後，有個短捲髮的阿嬤彎著佝僂的身軀，提著塑膠袋裝著兩三個塑膠盆，固定會在屈臣氏的門口賣玉蘭花。在士林捷運站的那一條街口，近期進駐了許多店家，包含：龜記茗品、50嵐、茶湯會、老賴茶棧、五桐號、繼光香香雞。香味四溢下混雜了些行人來往後留下的香水味，唯獨，阿嬤的玉蘭花格格不入地置放於嘈雜的街口。
白蘭，別稱白玉蘭，在台灣通稱玉蘭花。這一類的植物在台灣、東南亞、華南、西南皆可見其蹤影。玉蘭花尚未被採摘時，白色的花蕊被蔥綠的綠葉包圍，像極了等比例縮小版的野百合，和百合一樣都帶有著淡淡的花香。這味道勾起了我對於計程車的印象，小時候經常在計程車上聞到玉蘭花香，記憶中便烙下了專屬於那個空間的「計程車的味道」。
士林捷運站一號出口，是我在家教的路上都會經過的一段路，因此每周上山家教前都能看到阿嬤在挑著玉蘭花，下山時依然看著阿嬤靜靜地坐在那。和我印象中的「賣花人」不同，小時候看到玉蘭花的花販經常沿街叫賣，有時會在車窗外舉的玉蘭花、輕輕地點著頭示意。然而，阿嬤總是靜靜地坐那，等待人們上前購買，像是個虔誠地與路人化緣的信徒；專注地挑著泡在水盆的玉蘭花，一串一串地用鐵絲掛起。
一日，正值十二月，路上的行人皆是深色的大衣、厚重的圍巾以及毛帽。那天，我依然要去家教，剛下捷運時冷不防地打了個哆嗦，寒風吹到我的臉上甚至留下了微紅的吹痕，我的過敏性鼻炎甚至逼著我得要買一包紙巾在身上。即使在體感溫度近乎攝氏十二度的街口，阿嬤依然像個全勤的學生出現在一號出口。那天為了趕著上山，因此沒有多注意阿嬤；不過，那天下山時我特別在一旁觀察阿嬤挑玉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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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風冷得刺骨，含著花蕊的玉蘭花需要泡在水裡，我看著阿嬤的手指因為挑玉蘭花凍得透紅；一朵接著一朵，一串一接著一串。街上人來人往穿著保暖的衣物，然而，阿嬤只有單薄的花襯衫僅搭著一件天藍色的夾克，袖口甚至被水盆裡的水潤濕了一角。不知哪來的想法，我決定將手上的熱阿華田親自拿給阿嬤，當下我認為阿嬤比我還需要這個暖心的小物。
我逕自坐在一旁的地上，跟阿嬤聊天。阿嬤只會講台語，講起話來跟我阿嬤一樣親切；事實上，我們就這樣談了至少二十分鐘。過程中，談到了阿嬤在士林捷運站這裡已經賣玉蘭花至少六、七年，因為自己年紀大了所以不會在路旁招呼，而選擇搬了一張小凳子坐在一旁。當時已接近晚上九點，趕著要回家的我把阿華田給了阿嬤，阿嬤的手冰得讓我意外。雖然阿嬤一開始有些不好意思，不過在我一番相勸之後還是收下了。臨走時我跟阿嬤買了兩串玉蘭花，兩串四朵共一百元。這樣的價格稍微高了點，通常玉蘭花的價格會落在「1串20、3串50」的叫賣價〔2〕。
有藝術家曾言：「世間美好的事物都將於極短的生命裡殞落」玉蘭花的生命彷彿也是隨著這個軌跡，在極短的二十四小時後便會淡去了她的純白。這一百元的開銷，在一天後就從我的世界逝去了，連同她的味道也一併帶走。
幸運的是，這段記憶卻永遠在我的腦中，永保清香；如同，在我小時候第一次搭計程車，聞到掛在冷氣出風口前的玉蘭花香，一樣令我印象深刻。
後記：近期因為疫情的嚴峻，阿嬤爾偶不會出來賣花。
〔1〕黃燦然（譯）（2010）。論攝影，譯自 On Photography。台北，麥田出版社。（Susan Sontag, 1977）
〔2〕杜曜霖（2017）。你買的玉蘭花是這樣來的──撐起數百弱勢家庭的玉蘭花產業。取自：https://www.twreporter.org/a/white-champak-ven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