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邊其實就有著周文偉們
若無其事的活著
若無其事的活著

我的身邊其實就有著周文偉們

2022-05-25|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這幾天,加州台灣人槍擊案兇手周文偉的個人經歷,透過媒體曝光後,總覺得似曾相識,在我機構裡就有類似人生經歷的住民。
他們的背景大致是這樣,多半是所謂「外省人」,在60或70年代去美國,或者在80、90年代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去,到了21世紀,要不是他們生病了,就是子女在國外精神狀況出問題,結果不是「周文偉們」來到機構,就是他們的家人變成我們的住民。
早在槍擊案發生之前,我總是想這些案例的心理、精神狀態,是不是跟個人經歷、族群認同、移民這些狀況有關係。從周文偉的報導來看,他能在1970年代移民,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那個年代沒有相當的經濟能力,甚至還得要有特別的身份,否則是無法任意移民的,畢竟那時間,台灣連出國觀光都還沒開放。
「周文偉們」總是重覆類似的故事,到海外之後,生活格格不入,子女、伴侶關係逐漸疏離,接著,「周文偉們」或者他們的子女、伴侶,精神或身心狀況都開始出問題。
依過往經驗,精神病人狀況非常糟糕時,反而不用擔心他們會傷害自己或別人,因為他們要不是症狀嚴重,無法正常思考、行動,不然就是被藥物副作用干擾。既然他們連思考和日常生活的作息,都無能為力,就不用擔心會「搞鬼」。
但如果他們比較「正常」了,反而照顧者和機構要付出更多心力,一方面他們各種「正常人」的需求都會跑出來,他們會想工作、休閒娛樂、人際關係,必須尋找各類資源協助;另一方面,他們「正常人」的情緒也會開始浮現,他們會對周遭的人事憤怒、不滿、反彈、抱怨,甚至用行動去抵制。以憂鬱症患者常見的自傷、自殺行為而言,當症狀嚴重時反而不用擔心,因為他們連行動、構思自殺的能力都沒有,倒是病人從症狀恢復時要特別小心,因為他們此時已經有付諸行動的可能。
周文偉能用精神病作無罪抗辯嗎?可以從一個角度思考。使用極端暴力的恐怖手段,往往是極端悲觀的狀態。而且,往往是極為弱勢、邊緣者,對於強勢者使用的手段,無論是針對政府機關、領導人、軍隊或者平民。如果從最近這幾年兩岸的輿論狀態來說,按中國的政治宣傳或客觀的經濟數字來看,周文偉是沒有悲觀的空間,中國經濟發展正好,並早已成為西方國家無法小覷的區域強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聲甚囂塵上之際,為什麼他會如此悲觀的要採取暴力行動。
所以,周文偉可能還殘存不少的理性思維。如同上面所說的,他並沒有處於極差的心理狀況,否則他可能連計畫犯案並行動的思考能力都沒有。相反的,他的認知能力,甚至讓他沒有去相信中國官方媒體,或者台灣與西方華人社群中,特定群體的主流觀點,相反地,他對兩岸政治局勢作出極為悲觀的解讀,並作出濫殺無辜的決定。
對於槍擊案,司法調查來說以仇恨犯罪作結論就足矣。但對我這樣的助人專業工作者,還是會想知道,他策劃犯罪的時候,心理到底在想什麼?哪些他生活中的種種因素,導致他最後朝無辜者扣下扳機?畢竟,主張統一者眾多,但採取極端暴力,還是少數中的少數。又從報導上看來,他犯案的背景包括許多個人的挫折遭遇,包括妻子感情生變、工作不順、遭遇刑案、向美政府申請提高補助被駁、向教會求助遭拒,但這中間,他可以責怪的群體、組織非常多?為何偏偏要把個人的不幸歸罪於不相干的台灣人教會?
要從什麼角度去入手分析「周文偉們」的犯案動機?或者他們心理狀態出問題的原因?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很適合,政治或國家、民族就是大的系統,當個體在政治變遷過程中移居,卻無法融入不同社會,調適不良的情形下,就可能發生暴力或犯罪行為,這點多半分析歐美的少數族群或移民犯罪、偏差行為,是否也可拿來分析台灣與中國兩案,以及西方世界的華人移民社會?
台灣的社會研究,或者社福、社工、心理,已經有不少研究或論文,在研究台灣各族群文化對個人社會適應的影響,原住民、新移民都有人作了,並發展出服務模式,但涉及統獨政治對立,或所謂「本/外省族群」,乃至海外華人移民的影響,似乎是個禁區,無人研究,更未曾發展過類似架構的服務模式,甚至連粗糙的概念都沒有,這也許是相關領域應該嘗試的部份,如此,或許可以減少未來出現更多「周文偉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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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外表社工男,內在有點理工男。因為社工系畢業20年,還是常被問「社工、志工哪裡不一樣?」、「社工有沒有薪水」,決定寫社工議題文章寫到死。目前在社區精神復健機構工作,自己覺得和服務的精障者比,沒有比較正常。粉絲頁 www.facebook.com/lifeIfnothinghadhap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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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復健機構工作,天天跟一群社會上認為的「瘋子」相處,總希望社會多認識這些人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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