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這幾天，加州台灣人槍擊案兇手周文偉的個人經歷，透過媒體曝光後，總覺得似曾相識，在我機構裡就有類似人生經歷的住民。
他們的背景大致是這樣，多半是所謂「外省人」，在60或70年代去美國，或者在80、90年代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去，到了21世紀，要不是他們生病了，就是子女在國外精神狀況出問題，結果不是「周文偉們」來到機構，就是他們的家人變成我們的住民。
早在槍擊案發生之前，我總是想這些案例的心理、精神狀態，是不是跟個人經歷、族群認同、移民這些狀況有關係。從周文偉的報導來看，他能在1970年代移民，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那個年代沒有相當的經濟能力，甚至還得要有特別的身份，否則是無法任意移民的，畢竟那時間，台灣連出國觀光都還沒開放。「周文偉們」總是重覆類似的故事，到海外之後，生活格格不入，子女、伴侶關係逐漸疏離，接著，「周文偉們」或者他們的子女、伴侶，精神或身心狀況都開始出問題。
依過往經驗，精神病人狀況非常糟糕時，反而不用擔心他們會傷害自己或別人，因為他們要不是症狀嚴重，無法正常思考、行動，不然就是被藥物副作用干擾。既然他們連思考和日常生活的作息，都無能為力，就不用擔心會「搞鬼」。
但如果他們比較「正常」了，反而照顧者和機構要付出更多心力，一方面他們各種「正常人」的需求都會跑出來，他們會想工作、休閒娛樂、人際關係，必須尋找各類資源協助；另一方面，他們「正常人」的情緒也會開始浮現，他們會對周遭的人事憤怒、不滿、反彈、抱怨，甚至用行動去抵制。以憂鬱症患者常見的自傷、自殺行為而言，當症狀嚴重時反而不用擔心，因為他們連行動、構思自殺的能力都沒有，倒是病人從症狀恢復時要特別小心，因為他們此時已經有付諸行動的可能。
周文偉能用精神病作無罪抗辯嗎？可以從一個角度思考。使用極端暴力的恐怖手段，往往是極端悲觀的狀態。而且，往往是極為弱勢、邊緣者，對於強勢者使用的手段，無論是針對政府機關、領導人、軍隊或者平民。如果從最近這幾年兩岸的輿論狀態來說，按中國的政治宣傳或客觀的經濟數字來看，周文偉是沒有悲觀的空間，中國經濟發展正好，並早已成為西方國家無法小覷的區域強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聲甚囂塵上之際，為什麼他會如此悲觀的要採取暴力行動。
所以，周文偉可能還殘存不少的理性思維。如同上面所說的，他並沒有處於極差的心理狀況，否則他可能連計畫犯案並行動的思考能力都沒有。相反的，他的認知能力，甚至讓他沒有去相信中國官方媒體，或者台灣與西方華人社群中，特定群體的主流觀點，相反地，他對兩岸政治局勢作出極為悲觀的解讀，並作出濫殺無辜的決定。
對於槍擊案，司法調查來說以仇恨犯罪作結論就足矣。但對我這樣的助人專業工作者，還是會想知道，他策劃犯罪的時候，心理到底在想什麼？哪些他生活中的種種因素，導致他最後朝無辜者扣下扳機？畢竟，主張統一者眾多，但採取極端暴力，還是少數中的少數。又從報導上看來，他犯案的背景包括許多個人的挫折遭遇，包括妻子感情生變、工作不順、遭遇刑案、向美政府申請提高補助被駁、向教會求助遭拒，但這中間，他可以責怪的群體、組織非常多？為何偏偏要把個人的不幸歸罪於不相干的台灣人教會？
要從什麼角度去入手分析「周文偉們」的犯案動機？或者他們心理狀態出問題的原因？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很適合，政治或國家、民族就是大的系統，當個體在政治變遷過程中移居，卻無法融入不同社會，調適不良的情形下，就可能發生暴力或犯罪行為，這點多半分析歐美的少數族群或移民犯罪、偏差行為，是否也可拿來分析台灣與中國兩案，以及西方世界的華人移民社會？
台灣的社會研究，或者社福、社工、心理，已經有不少研究或論文，在研究台灣各族群文化對個人社會適應的影響，原住民、新移民都有人作了，並發展出服務模式，但涉及統獨政治對立，或所謂「本/外省族群」，乃至海外華人移民的影響，似乎是個禁區，無人研究，更未曾發展過類似架構的服務模式，甚至連粗糙的概念都沒有，這也許是相關領域應該嘗試的部份，如此，或許可以減少未來出現更多「周文偉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