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從90年代新住民家庭開展的故事。
飄洋過海嫁來台灣的越南女孩文慧,隔著話筒向遠方的家人報平安,「媽媽啊,我很好,他們也對我很好。」話像是對親人說的,也像是對自己說的。
不若期滿可以返鄉的移工,終究能懷抱回歸故土的念想。以婚姻為由的這趟旅程,是一張只有單程機票的遷徙,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未來會長什麼樣,一個還沒有立足之地的家,丈夫會不會疼愛自己,有了苦又能夠找誰傾訴。
她們其實也是普通的女孩,有著尋常對於愛情親情的想像。像紀錄片《阿紫》的主角,也曾有自由的戀愛,渴望與相愛之人互許終生。但是家裡的屋頂還在漏水,河道的兩側,草屋與水泥房,是這家人有沒有女兒的分野。食人的社會把男性逼到無岸的汪洋,男性再將重擔轉嫁給權力結構中更弱勢的女性。輕輕一推,年輕的女孩就搋著希望墜入觸不著底的深淵。像是一種宿命,沒有百轉千迴,高潮迭起,彷彿都是寫好的劇情,人群裡擠著擠著,就踏向相同的結局。為了父輩遠嫁他鄉,為了婆家生兒養女。身體是不是自己的,已經無足輕重。選擇只是二或者一,不想後退就必須要跟著前進。
現代人對仲介婚姻有偏見,因為我們信仰個人和自由,信仰愛情。好像那不只是婚姻的基石,也是獲得幸福的鑰匙。而仲介甚至更次於前人的媒妁之言,充滿了利益互換,愚昧庸俗,是一種對理想愛情的褻瀆。這樣的婚姻怎麼可能幸福?想也知道啊。我們站在蹺蹺板揚起的一端,俯視著笑著,像在旁觀一齣荒謬的戲,然後納悶著怎麼會有輕盈不了的生命。
所以當文慧真的提起行李悄悄從後門離去,無數的想當然耳,就成了背景音,「這已經是第幾個了?」「哎呀,終究是沒有生根的浮萍。」
但是那間可以讓文慧暫且棲身的寺院,卻不是只有她一個。丈夫外遇的,帶著孩子打離婚官司的,這裡住著各種原因離家的女人,只有文慧一個不是本地人。她們像是互助會,某種因為雷同經歷而聚在一起的傷痕團體,在這裡她們共食共眠共同生活,在落淚的時候,互相舔拭傷痛,在夜半搖晃的建築物裡,她們奮力呼喊彼此的名字。沒有評判,沒有究責,只有她們自己,是彼此還存在的證明。
文慧不特別。那些翻滾在洪流之中傷痕累累的人,她和丈夫忠銘都只是其中的一個。
電影裡的忠銘失控又暴力,自己不順就遷怒妻子,還多次順手牽羊,偷釣魚用具,搬走工地的建材。但當我們準備把矛頭指向他,彷彿他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家庭失和的罪魁,卻又矛盾的發現,忠銘並非不能體會文慧的難處。他的手在她肩上,傷人的話是情緒之下的口不擇言,他其實只是個傳統的男人,甚至有著太強烈的責任感,想要一肩扛起一個家所有的重擔。男主外女主內,妻子就該顧家不要為錢煩惱,這是忠銘的信念。只是他沒發現,這個擔子已經在肩上壓出一道血痕,周遭的世界,他所熟悉的世界,已經瓦解到無法重新拼接,每一次試著扛起,都只是讓它碎得更徹底。他的崩潰更先於文慧。
坐在螢幕前的我曾想,如果沒有經濟的重擔,沒有拆遷的壓力,他或許也會是一個好先生,也會有個令人稱羨的家庭。就像《沉默》裡的吉次郎,無數次的棄教,無數次出賣身邊的人,你幾乎無法原諒他,無法不去怪罪他。但當他每一次哭著喊著,衣衫襤褸的跟在被他出賣之人的囚車後面,像是在以苦行懲罰自己,然後不停地哀求神父聽他懺悔,為他赦罪,你知道他其實多麼想做一個虔誠的,愛主愛人的基督徒,他只是沒有足夠的堅強去活在那樣的日本。而背叛和苟且就像病菌逮住體弱的人,附著在他身上,好似一層膠著的褪不去的漆,彷彿那就是他本來的面目,是原罪,而他只配在一次次痛悔中輪迴。
公平嗎?這個世界。但更殘酷的是,即使明白這一切,人們還是會想找到一個人去怪罪,因為唯有這樣,自己才能夠置身事外。只要相信是個人的問題,錯就無關於社會,無關乎你我。又或許,疏離是源於恐懼。恐懼同理會變成一面鏡子,愈照愈顯露出自己亟欲掩藏的軟弱,失敗,和孤寂,愈往前愈會看清,其實都是被襯托出來的美麗。
《徘徊年代》雖然有大量的越南語對白,卻處處傳達著「共同」的意象。環境的壓迫,生活的困境,對土地的眷戀,對幸福的追求,以及生而為人,共同的情感和尊嚴,始終不曾消散的善念。
電影從個人帶出群體,也帶出了90年代至今的台灣歷史。像龐雜的拼圖又嵌上缺失的一角。儘管過去已有許多關於台灣新移民移工的電視劇、紀錄片或短片,但劇情長片並不多(或許這是院線上映的第一部?)。
導演張騰元曾創作同是以移民移工為主題的短片《焉知水粉》,本片作為導演的第一部長片,雖然還有很多的進步空間。但選擇這樣並不討喜的題材,關注無關自身經歷的生命,本就值得肯定。而電影作為一種話語權的展現,從本省人,原住民,再到新住民。從《悲情城市》,到《賽德克·巴萊》,再到《徘徊年代》。我想無論對於台灣電影還是社會,都是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