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對錯之前,只要涉及兒童議題,我們的同情心大概就先給了一半
《McMartin Preschool Abuse 》審判是1980 年代當時美國歷史上最長、最昂貴的刑事審判,該案件涉及對一所幼兒園的所有者和僱員進行性虐待的虛假指控。有些書籍記載,檢察官只關心勝利,不關心正義;對監獄線人、專家證人和兒童本人的證詞可信度的可疑假設;操縱媒體報導;以及社會將竭盡全力保護所謂的受害者和舉報被指控虐待的人。此案對於法庭心理學研究領域有了重大的影響,所謂專家科學證詞的內容,以及法院認為可接受的有關「記憶」的科學證詞,真正改變了案件的調查和審判方式。
兒童證人記憶的可靠性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有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和法律工作者開始關注,因為目擊者證言通常是警方調查期間的實質性證據,證言的有效性是法庭判決的重要依據之一,特別是在沒有「物理證據」的情況下(例如 DNA 痕跡)。因此,證人的陳述可以確定事實的重複者如何重建犯罪期間發生的事情並提供判決。許多罪行要求兒童提供證詞,基於這種現實需要,心理學家開始研究影響兒童錯誤記憶的因素。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在特定條件下,兒童比以前認為的更容易產生錯誤記憶。以下將討論導致兒童錯誤記憶的主要因素,暗示性、訪談技巧和認知不成熟,分析關於兒童錯誤記憶的影響。
許多理論都試圖解釋兒童錯誤記憶的機制。其中,源監測框架理論(The source monitoring (SM) framework)和模糊跟蹤理論(Fuzzy-trace theory)是兩大主要理論。記憶有很多特徵,可以用來識別它的記憶來源,信息表示的經驗包含很多關於記憶來源周圍環境的重要信息,這會影響個體記憶編碼的強度。在兒童早期,判斷記憶的來源並不是為了能夠很好地區分不同的信息來源。無論他們看到或學習事件的順序,幼兒理解和記住一系列事件的過程似乎都是相似的(Harris,2002)。根據模糊痕跡理論,記憶痕跡是對編碼模式的識別和解釋分析的記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誤導性信息提示的影響,記憶痕跡中結合的信息特徵可能會變得鬆散甚至完全分離。因此,這些特徵可能會在提取階段再次組合,這意味著對記憶信息進行編碼和提取的階段可能會失真(Reyna, Corbin, Weldon, & Brainerd, 2016)。
數百名兒童被社工「引導」,越來越多的兒童聲稱遭到性侵犯
關於兒童錯誤記憶的影響,對暗示的「感受性」通常被認為是一個重要因素(Henry & Mark,2018)。美國歷史上最具爭議的虐待兒童審判 McMartin 幼兒園的案件 (Garven, Wood, Malpass, & Shaw, 1998),一位家長向警方報案,聲稱學校員工在幼兒園對兒童進行性騷擾。警方立即展開調查逮捕了該員工,但是該員工只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被釋放。儘管如此,警方想了想,還是決定寫信通知其他兩百多名孩子的父母,雖然他們的孩子聲稱沒有受到性騷擾,但他們的父母還是驚慌失措;因此警方移交國際兒童協會協助處理。數百名兒童被社工「引導」,越來越多的兒童聲稱遭到性侵犯。該案歷時約七年,耗費巨額訴訟費用,說明了孩子的暗示性和後續誣告的嚴重後果。 Ceci 和 Bruck (1993) 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與兒童的暗示傾向有關;當一個人試圖回憶一個事件時,事件之前和之後收到的信息可能會影響這個人對該事件的回憶。它定義為可以影響兒童記憶中特定事件的編碼、存儲和檢索的各種因素(例如,社會和心理)。此外,與年齡較大的孩子相比,年齡較小的孩子可能會受到更大的暗示性影響,因為年齡較小的孩子編碼的原始信息痕跡比年齡較大的孩子更弱,因為原始痕跡衰減得更快(Howe,1991)。因此,暗示性是孩子作證時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因為它會影響他們的表現。
家庭犯罪,兒童往往是唯一的獨立證人
目前許多研究人員專注於如何開發採訪技巧,以便從兒童那裡獲得更準確的信息並減少不正確的證詞。近年來在虐待兒童的研究中,人們更加關注虐待兒童證詞的真實性,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兒童往往是唯一的證人。在詢問兒童證人談話時,採訪技巧也會使兒童感到困惑,詞彙之間的潛在混淆,例如「詢問 ask」和「告訴 tell」,可能會導致誤解。研究表明,許多兒童性虐待案件的庭審證詞發現,模糊詞彙很常見,通常在是/否問題中讚同明確的答案,但在明確要求選擇時區分詢問和告訴,因此不同用途之間的移動一個詞可能會損害其性能(Stolzenberg, McWilliams, & Lyon, 2017)。Katz, & Hershkowitz (2021)指出頻繁提示也會影響兒童證詞的準確性,破壞證言的長度和豐富性,該研究還清楚地表明,即使是訓練有素的調查人員也可能給兒童提供不恰當和多方面的提示。一些在陌生人面前感到不舒服的人可能會感到尷尬,無法自由地談論他們經歷或目睹的某些事件,並且提供的信息較少,由於這些原因,採訪者必須提出更多具體問題,以了解更多關於事件的信息並獲得證詞的準確性(Vrij,2004)。
對於兒童目擊者來說,最重要的是「記憶力」的發展(Segovia, & Crossman, 2012)。 Volpini、Melis、Petralia 和 Rosenberg (2016) 記憶研究人員指出,兒童的認知發展直到青春期才完成。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將此階段稱為「前運算階段」,能用語言表達一般思想,但有「自我中心」傾向,不能通盤考慮,還不能進行邏輯思維(Huitt , & Hummel, 2003)。孩子不僅容易將錯誤的信息置入記憶中,而且容易忽略自己經歷過的一些事情的細節,這是因為孩子缺乏對信息進行編碼、存儲、回憶和檢索的必要能力,從而使孩子的記憶力下降,能力較弱。兒童傾向於使用過去的事件來重建或複制他們的記憶,或者使用這些重建或複制的記憶來填補某些事件記憶中的空白。對記憶能力年齡差異的研究表明,孩子越小,越容易受到暗示的影響,這使得孩子在一些採訪中產生更多的錯誤記憶,如自由回憶、誤導性問題、直接問題等(Jodi A, Brianne, 2004)。在學齡前的兒童中,由於錯誤信息和感知偏差,可能會識別出錯誤記憶,誤導性建議可能會扭曲記憶並產生虛假信息。
法律和心理科學之間的一種非凡的富有成效合作
綜上所述,自1980年代以來,對兒童證人的研究幾乎呈爆炸式增長,影響兒童錯誤記憶的因素很多,主要是由暗示性、訪談技巧和認知不成熟等因素引起的。兒童的認知能力和社會經驗不如成年人成熟,他們無法理解許多社會現象,並且以自我為中心。因此,他們往往不注意自己看不懂的東西,導致很多細節被遺忘。孩子對大人的崇拜和取悅大人的心理是,他們在回答大人的問題時,會不自覺地按摩大人的意願來確定自己的答案,容易否定自己的記憶。尤其是當大人有意無意地對孩子做出暗示(如點頭、皺眉)時,孩子很可能會做出相應的反應並堅持認為是正確的。即使面對難以理解的問題,兒童證人仍然會主動回答很少有他們不理解或不清楚的問題,這進一步影響了他們證詞的可靠性。因此,當證人是兒童時,作證的錯誤率往往高於成人。隨著新的心理學研究的發展和以往報告結果的證實和擴大,研究也更多地關注兒童在現實情境中的錯誤記憶,幫助判斷孩子記憶的準確程度,作為有說服力的「科學」證詞,減少像McMartin幼兒園這樣的案例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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