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慶/整理2022.9.12)
吕建福<百年中國佛教之回顧與展望—評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
宋以後隨中國封建王權加強及儒學主導，佛教在社會中漸失生機，僅「禪、淨」二宗。延至清末，更衰之極矣。清末民初，佛教在楊仁山居士、太虛大師等緇素精英的努力下，出現了“近代復興”，惜乎30年代後的戰亂，嚴重干擾了佛教發展的進程；……近20年來，佛教復蘇，而佛教界「信仰」淡化、「戒律」鬆馳、追求「名利享樂」等現象也嚴重，……21世紀是一個以「和平、發展、生態」為主調的嶄新世紀。”物質生活的普遍提高，精神需求(宗教)也將增長。傳統宗教須應時契機，調整改革。中國佛教，明清以來“國家限制、寺院中心、僧尼主導的舊模式”及“經懺佛事為主的民俗佛教”也必改變。關鍵乃在於“發揚唐宋佛教大德「應時契機、大膽改革」的傳統，探本溯源於「原始」佛教及「大乘」思想，適應未來社會之機，在「教團、教義、社會功能」三面徹底改革，現代轉型”。未來社會的寺廟，應發揮「佛學院、佛學講習所、禪定中心」等功能，而不是神祠、僧尼之家和失意人的避難所”；教義“佛學充分人間化、現代化、脫去古代「經院」佛學之煩瑣玄奧，提取三藏教典中的精華，歸納成「理路清晰、簡明易曉」的理論、修證體系，恢復釋迦教法「簡潔明朗」的面目”；社會功能，佛教「文化參與，淨化人心」，革除「社會、文化」之弊病，關懷「社會、現實、人心」，揭露和批判「世俗」的弊端和偏失，對「物質、精神」文明的建設與社會問題的解決,提出方案和意見，促進「世界和平、環境保護、友好團結」及促成「自然、人文」科學的統合、「東西」文化的融會。這也是太虛法師的宏願：「在現今世界文化大交通的趨勢下，卻應將此超脫一切方土、時代、人種、民族等拘蔽,而又能融匯貫通東西各民族文化,的佛學,明白宣揚，使之普及群眾，以作人類思想行為的指南。」（《佛學源流及其新運動》）近現代中國佛教兩大趨勢：(釋太虛)人間佛教vs(釋印光)淨土信仰
1928年後，印光、太虛為新舊兩派對峙。20年後為圓瑛vs太虛。抗日戰爭，政府西撤，兩派對立，乃漸消失。太虛大師不獨譽滿全球，國內一致尊為佛教新星。其聲望之高，德譽之隆，不僅圓瑛自慚不如，老一輩之諦閑、印光亦不得不退避以讓。
釋慧嚴,<太虛、圓瑛二大師與臺灣佛教界>：近代中國佛教改革派太虛與保守派圓瑛，分別於1917、1923來臺。《太虛自傳》：「我為新派，而舊派以諦閑為首，附從以印光、冶開等。但我直心而行，對諦閑法師仍尊以前輩，初未嘗意識及此種的分派。……十七年後，似乎諦閑隱退了，由印光與我來對峙，二十年後，似乎印光隱退了，由圓瑛與我來對峙。」太虛大師十六歲在天童寺受戒，時任糾察師的圓瑛法師曾鼓勵並幫他到慈谿汶溪西方寺閱藏，又於天童御書樓結盟為兄弟，之後為近代中國佛教新舊陣營的代表，應是接觸的環境，吸收的知識不同所致！
成慶<民國佛教新舊兩派,為何分道揚鑣>：稱太虛為「新派」，印光大師等為「舊派」，是後來的敘事。早期「新」與「舊」區別在於是否革新，捨棄傳統利益，培養年輕僧才，多數名僧都屬於「新派」。太虛大師「金山寺事件」後，在普陀山閉關，吸取了大量的西學。運用現代的知識和思維，和傳統僧侶不同的風格，知識背景的新舊,是革新派和保守派的不同。文化上新舊之分。諦閒大師與印光大師，仍以儒家接引信眾，「敦倫盡分、子孝妻賢」，對西洋文化也多微詞，太虛大師有較廣博的新知，影響的多是一些大學生或年輕人，印光大師這樣的長老，影響一些舊軍閥、工商人士和舊式文人。「科玄論戰」，太虛大師寫了那篇「人生佛教」。「新舊派」的衝突是知識背景和面對受眾的不同，在中國佛教發展策略、改革力度上分歧。1936年，兩派分裂，太虛大師雖名義上勝利，但圓瑛法師的江浙派退出，中國佛教會名存實亡。總體上，如何重建「佛教修學」體系,與「社會弘法」,是,新舊,兩派的核心，太虛大師與印光大師等之間並沒公開對立，在佛教發展的大方向並沒分別，只在具體方式上有歧。太虛大師之列入四大高僧，不僅因倡「人間佛教」,且既能把握佛教的傳統，又能適應時代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