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ankind 之【事後諸葛時間】＿ 看完自己寫的閱讀震撼後帶給我自己的閱讀震撼
閱讀時間約 85 分鐘
第一部分是去年寫的，第二部分是剛剛寫的。
〔第一部分〕
－寫於2021.08.29
我以為我是個人類，結果我只是一隻小狗；我以為我是隻小狗，結果我只是一台標籤機。
【開頭】
「我就問一句！到底我們為什麼要上歷史課？」你大力拍桌，其他同學早就對你的行為司空見慣，因此繼續看他們的小說、吃他們的雞排、聽他們的音樂。
歷史老師則是不把你看在眼裡，一邊拿起課本一邊挖著鼻孔一邊寫著板書（天曉得他怎麼辦到的）。
你曾是質疑歷史學的學生嗎？
還是，你跟我一樣，只是把歷史當作一門升學考試的科目而已；人家講說要考什麼，那我們也就跟著念什麼而已，沒有抱怨、沒有質疑。
這就有點像是考機車駕照的時候，從來也都沒有人在考場裡大吼大鬧地說：「我就問一句！到底我們為什麼要考直線7秒？！」
關於「為什麼要學歷史」件事情我們先擱著，晚點再講。
我要來照樣照句李察寇蒂斯的話：
「天天都在發生《手札情緣》之類的內容，但我們卻把它當作，一則永遠不可能發生的天真可笑愛情故事；像《德州電鋸殺人狂》之類的內容，大概一萬年才發生一次，但我們卻天真地以為它天天都在我們周遭上演。」
（好笑的是，我舉的這兩齣都不是他寫的。）
即便如此，「它們」真的都發生了。
朋友聽完，對我說：「你該不會是要我們相信那令人捧腹大笑的吸引力法則吧？」
不，我沒有要那樣做。但我有個更了不起的夢想。
在此之前，我想說明，這本書奮力撐開了我狹隘的視野，但也讓我產生了很多令人不安的想法。
因此，這篇心得會有點前衛、有點劃時代。
如果在觀看的過程中，有不適的現象，我認為皆屬正常反應；即便我這個思考者，都有坐立難安的感覺。
但仔細想想，這不就是我閱讀的原因嗎？我怎麼可以逃離挑戰自己的嘗試呢？
值得先一提的是，看完本書的隔天， 有三個東西在我腦海揮之不去：一則思想實驗的童話、一劑精神安慰劑，以及一項民主自由的副產品。
〔。〕思想實驗：以《國王的新衣》為案例探討。
這個國家一年一度的慶典即將開幕，城市及附近鄉鎮人山人海，到處都是小吃攤販、流動夜市、草地音樂會、沙灘排球、非主流音樂祭、流動健身房、流動露營區，擠得大街小巷水泄不通。
然後，有人宣布國王要穿新衣跟大家問好了。不過那件新衣只有聰明的人才看得到喔！
就在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候，國王登場了，無服出巡。
問題來了，以下何者較符合你個人特質所做出的行為？
A）跟著人群一起歡慶國王的新衣。
B）跟著人群一起假裝歡慶國王的新衣，並且在內心呵呵笑，然後拍照打卡；不過，你卻體貼地為不該上相的地方，高明地掩飾了。
C）在三角窗的星巴克二樓裡，一邊用筆電打著關於「多數無知」延伸探討的論文，然後一邊透過落地窗目睹整個慶典的過程。
D）在人群裡，你直接大笑「為什麼國王沒有穿衣服！」，毫不留情面地戳破這個國家賴以維生的神話。
E）在人群的一端，一個被視為瘋狂的人，又跳又鬧地大喊著跟慶典與宴會八竿子打不著的議題：「莫忘五百年前的血腥歷史！」大家因為善良的本性，所以不會打斷他；但你不一樣，你衝上前去將他過肩摔，隨即拖走，趕離這個城市之外，不許他進來。大家為你鼓掌叫好、給你擁抱、視你為英雄，你也以為這就是正義。
F）跑去Uniqlo、H&M，還是NET之類的店，隨便抓了浴衣還是超大風衣之類的就狂奔出去，轉瞬替國王披上，為整個社會立下一個停損點。但之後，你也被守衛還是隨扈什麼的扛走了。
G）你在家裡的沙發上看著慶典轉播、吃著披薩，一邊在Twitter 上發推文：「我大膽預測國王的首席服裝設計師，應該會因為思覺失調而被法官判無罪什麼的。」
H）你在射飛鏢攤位時，突然掉頭衝去大到連你的腳步聲回音會刺痛你的耳膜的國家圖書館，卯起來找遍關於這個國家的歷史書籍。不過，等你終於了解一切的來龍去脈之後，國王大概也駕崩了、你的孫子孫女大概也都大學畢業了。
I）你在人群一角，一邊吃著章魚燒，一邊深思：真沒想到首席服裝設計師，連國王的內褲都規劃好了。（重點不是這個吧！）
J）在Voda Swim 之類的專櫃裡，對著朋友說：「先別管國王的新衣了，看，我穿這個顏色的泳衣好不好看呀？還是⋯⋯我們買一套給國王穿，怎麼樣？哈哈哈。」
K）以上皆非，因為你覺得你有更好的方式來面對社會問題。
雖然不知道你選的是什麼選項，但我更在意你是如何看待「選項裡面的人」。
眼下這個時間點，2021年，如果我還繼續說善良是一種選擇的話，恐怕就太落伍了，因為善良已經被我們視為一種無生產力的勞動了。
我們活在一個獎勵謾罵、唱衰、報仇的現實主義裡，別人的良心善舉，鐵定會被我們當作惱人的彈出式廣告。
因此，我們現存的金科玉律，遂演變成：「要我們思索他人的立意良善？下輩子吧！幫個忙好嗎，不要來打擾我們滑手機，我們可是在追求『超越刺激的東西』！」
（這裡我要說明一下，所謂「超越刺激的東西」，我也稱呼不出來，原因就在於還沒有人為此命名，一如馬奎斯要說的：「這個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都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去指。」不過，這個世界變化得令人啼笑皆非，搞不好我在寫下這段文字的八秒鐘之內，早已有人命名好了，且申請專利了也說不準。）
你可能會反駁我：「不不不，你錯得太離譜了，我們可是懂得看出他人在世俗標準以外的美德與優點的民族欸，難道你忘了嗎？否則，怎麼會有那句家喻戶曉的至理名言呢？」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比起研究這劑精神安慰劑什麼時候注射，我比較有興趣探討這句話什麼時候我們「不會」講。
• 在國際體育賽事輸給韓國的時候，我們「不會」講這句話。
• 有人因精神鑑定獲判無罪的時候，我們「不會」講這句話。
「簡志穎夠了喔！注意你講的話，你是在撕裂我們社會的團結，你知道嗎？」每次我講到這裡，我朋友都會發飆，然後打算跟我吵架。
「如果我們社會的凝聚力，要靠那不堪一擊的謊言才能建構，那我真敬謝不敏。」我看著他的眼睛說，接著我們冷靜下來。
好，我們繼續。
• 曾經貪污的官員，如今在從事慈善事業的時候，我們「不會」講這句話。
• 別人家的小孩拿石頭丟你的小孩，導致他的脖子留下一道血痕；於是，對方家長帶著水果禮盒和自己的小孩來向你道歉的時候，我們「不會」講這句話。
• 一名性侵犯痛改前非，主動成為婦女權益促進和男性權益關懷基金會的志工；兩個團體兩邊跑的他，專業又懇切地為民眾提供諮詢服務的時候，我們「不會」講這句話。
• 一個人冒冒失失地騎車擦撞你的車子，真誠地為他的行為道歉，並且清楚表示後續的賠償方式他會儘快地、妥善地處理，使你有安心的感覺的時候，我們「不會」講這句話。
• 一位奶奶看到自己孫子脖子上的一道血痕後，慌慌張張地打給老師，說自己的孫子有生命危險了；老師在隔天為了化解班上的尷尬，以及試圖撫平學生的焦慮，就把這整件事說給全班聽，但當事人小孩只是靜靜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著大家笑成一片的時候，我們「不會」講這句話。
「簡志穎你真的是『邏輯和案例亂用』大王，你上述所講的，就好像用西餐刀在吃義大利麵。」朋友聽不下去，便作此評論。
對此，我的想法是，我們發明這劑精神安慰劑，初衷就是不該有「特定人士及行動」、「特定脈絡」，或是「特定時間點」上的限制。
然而，以我的觀點來看，它——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就是有特定的限制；而有這樣的限制，事實上，在在顯示某種程度，我們對自私與惡意的過度依賴。
所以我在想，也許我們需要的是彼此的力量，藉此平衡彼此的失調——如此才能「真的」以善意，來瓦解我們對「人是自私的」深信不疑。
即便如此，群眾的相互協調，卻演變成一個出人意表的景況：我們相信「利大於弊」的虛構故事，所以對「弊」視而不見。
〔。〕民主自由的副產品：我們變得喜歡看見別人跌落神壇。
請別誤會我的意思，我並沒有要呼籲重返君主獨裁，或是撲上老大哥的懷抱。
當然，我明白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勢態，也與「友誼科技的蓬勃發展」以及「消費態度的改變」有很大的關係；不過，現階段我想著重於民主自由這個部分，因為其他的關鍵因素，稍後我會進行闡述。
回到這個話題，這項副產品的社會暗示，以我的看法有兩個：
⒈ 沒人在乎你的歷史，我們只想挖掘你的黑歷史。
⒉ 我們寧可把畢生的精力花在，成為「大家來找碴」大師，來通報主管機關、Line給立委助理、通知爆料團體，或是投書新聞媒體，也不願把時間用在修復彼此的關係、重建人類社群，同時注重我們對人類社群以外的影響。
原本這個現象只在政治圈惡化，漸漸地延伸至演藝娛樂界，之後像藤蔓般地爬進我們的家庭、學校、社團、鄰里，還有商業及非商業機構，甚至是慈善團體、信仰單位。
民主自由原本的美意，是讓人人都有機會實現理想；如今，我們無限上綱使其失去實質意義，把整個局面落到「見不得別人好、他人的作為必定帶著純粹的自私自利」這般田地。
進而創作出「人們一旦做錯事，我們一定不要讓他們有好下場」的風氣。平時看似四分五裂的社會，這時候倒是挺團結的。
而這樣的過程格外諷刺：一開始的美意，結果反倒強化了「人必定是貪婪、野蠻且愚昧的」這個前提。
以上三個是我看完本書後，覺得跟電車難題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謎題，裡面很多地方充滿矛盾與挫折，因此令人灰心失望，不知道該怎麼活在世上才好。
「我們本來就複雜。」我記得作者在本書這樣說著。
原本以為這句話陳腔濫調，但仔細想想他是對的，任何簡化人類的各種預設，往往帶來毀滅。
但那些在我腦海揮之不去的謎題，到底欠缺什麼？
我不會詳談本書的內容或是評論本書，而是會運用本書帶給我的影響，來深入探討「我所欠缺的東西」。
以下就是這三個影響：
「紅綠燈、領導人，還有社群網路」、「鄭捷是祭品，我們是祭司」、「與其說善良是恢復原廠設定鈕」。
【紅綠燈、領導人，還有社群網路】
A. 紅綠燈：
在我們開始談紅綠燈之前，我們先來說說這隻小狗。
我們到底是有什麼不同凡響的，可以建立這麼多驚人的文明？
科學家說，以前除了我們智人（Homo sapiens）之外，還有其他不同人種的人類活在地球上。
最著名的就是尼安德塔人。
比我們高壯、比我們聰明，而且有研究指出許多器物工具、珠寶、服飾，甚至是埋葬死者的方法和儀式，都還是我們去「抄襲」他們的。
但為什麼後來是我們可以，把自己的骨灰送去外太空撒，但他們的骨——喔不，我錯了，沒人幫他們製作骨灰——他們的骨頭卻只能擺在我們建造的博物館裡？
主流科學界支持的看法是，我們很狡慧地撲殺了他們。
我們會創造很多虛構故事、謊言，來號召其他智人，對尼安德塔人進行歷史學家哈拉瑞所稱的「種族清洗」。
我在猜，這之所以會被科學界主流支持，就在於它某種程度地符合我們愛聽的「適者生存」。
但本書作者為我們引進了另一種觀點：
善者生存。
作者說有些科學家指出，智人所豢養的生物與鄰近種類的野生生物，最大的差別在於外在表現：比方垂下來的耳朵、捲起的尾巴、較輕的骨骼、拉長的幼年期，以及惹人憐愛到不行的臉龐。
他們提出一種假說，那些「演化論中不利存活」的特質，是友善的「滿額再送的贈品」。
另些科學家之後認為，高智能，也是友善的贈品。
（應該要提的是，我讀到這裡覺得很妙，我在猜可能是文化差異；以台灣人來說，高智能，代表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算微積分或是寫程式；然而，西方人則認為是，懂得向他人學習的能力。）
如此，作者想到了智人也是我們所豢養的生物之一。
拉長的幼年期、惹人憐愛到不行的臉龐：小狗之於野狼，然後，我們之於尼安德塔人。
小狗人（Homo puppy）於焉誕生。
小狗人假說：善者生存。
以「天擇說」的角度來看，這很不合理：我們智人容易受傷、容易被吃、容易凍死、容易跑不快然後被灼燒，我們脆弱到難以保全自己；我們既沒有堅強的盾甲、沒有尖銳的獠牙，也沒有一陣風追捕獵物的羽翼，來武裝自己。
但我們仍然活到現在了，而且還可以把其他物種趕走，劃地為王：譬如華爾街或是竹科園區。
所以我在思考，如果「小狗人假說」是對的，那麼我們智人就是以友善來進行「物競人擇」，然後又獲得這兩項贈品：
「脆弱」：意味著需要他人的幫忙才能存活；就像如果有人在高速公路上發生火燒車意外了，應該不會有人覺得可以靠自己之力，讓整件事圓滿落幕吧（包含自己把車子殘骸清除移場）？
「喜歡向他人學習」：意味著我向你學習一項事情，有天我們就可以一起合作，來讓生活變得更有效率，如此便能一起享受人生中其他美好的事物——拿園藝造景來說吧，原本兩天才能完成的事情，藉由我們的通力合作，我們在一天就完成了。我們多出來的一天，就可以邀請家人好友一起來歡聚宴會，共享花園美景——或是，有天你不小心生病了或有事在身，我可以替你完成，來照顧你分身乏術的脆弱。
而這兩項贈品，又反過來強化我們去友善地、具親和力地對待他人；畢竟我們就是喜歡親近善待我們的人，不是嗎？
在我自己聽來，這可真是個不錯的假說呢。應該要讓大家知道一下才對。
但問題是：
大家會信嗎？
我想到一個簡單的思想實驗：我們把世界上所有的紅綠燈都拆掉，你說好不好啊？
你可能會回答：「當然是不行啊，問這什麼蠢問題！一定會發生一大堆的車禍、一大堆的酒駕、一大堆的肇逃、一大堆的塞車長龍，還是一大堆不絕於耳的喇叭聲什麼之類的。」
不然我再問：把監視器拿掉呢？
你——不，連我自己都想反駁：「不可能！到時候一定一大堆的強盜、縱火、闖空門、性侵、綁票、謀殺⋯⋯」
比問「會發生什麼事」更重要的事情，我認為會是，為什麼我們不相信人。
很大的可能性，作者認為，我們相信「薄皮理論」更勝於「小狗人假說」。
薄皮理論就是在講，我們的文明是一層薄薄的覆蓋物，蓋在我們身上；我們要好好的保護這層薄皮，因為如果這片掀起來了、不見了，那將會是地表上最貪婪、最醜陋、最野蠻的生物。
（這裡的薄皮理論是我擅自主張翻譯的，原文是veneer theory；有些人翻成飾面理論、外表理論，但我都不喜歡，所以這篇心得會以薄皮理論來稱呼它。我之所以在這裡特別說明，純粹是為了不要被英文翻譯教授打而已。）
薄皮理論裡面提及，除了紅綠燈、監視器這種人造器物來構成那層名為文明的薄皮之外，也預設那層皮「什麼樣的情況」會偶爾掀起來：
小到「強颱即將來襲，民眾中邪般地搶購物資，相撲選手般地推擠造成人踩人的悲劇」，大到「大飢荒、大瘟疫、大戰爭、大屠殺、大迫害，所顯露出來的自私行為」。
假想一下，美國導演昆丁塔倫提諾（就是那個拍《追殺比爾》、《惡棍特工》、《八惡人》等等作品，血漿不用錢的導演），要拍台灣228事件的電影，他會怎麼寫劇本？
甲劇本：
228事件揭開序幕，該見血的見血、該慘叫的慘叫、該剁掉的剁掉、該刺入的刺入、該射穿的射穿、該見骨的見骨；尚存的，就拖著滿是鮮血的下肢，邊爬邊痛苦，挨家挨戶地求救。
但不論是本省人、外省人，全都緊閉門窗、拉緊窗簾，或是翻閉百葉窗，人人自危，任誰都不想淌這一大池血水。
另一方面，一個地下組織，策動謀反來以牙還牙，讓對方也嚐嚐「該見血的見血⋯⋯該見骨的見骨」的滋味。
然而，到了結局的時候，地下組織卻全數鎩羽而歸⋯⋯西了。
乙劇本：
228事件揭開序幕，在衝突一觸即發之際，突然一堆人跑出來，不論外省人、本省人全都為彼此緩頰，吹息火爆的氣焰。
但事情還沒結束，所有人突然說今天晚上乾脆來舉辦聯歡晚會吧！
有見血嗎？有！大概是有個人幫忙削馬鈴薯皮的時候，不小心劃傷手指，然後大家就熱情也似地幫忙拿醫藥箱、幫忙包紮。
有慘叫嗎？呃⋯⋯應該算是尖叫吧。就是在摸彩的時候，有人聽到自己的號碼，興奮地跳起來尖叫。
有剁掉、刺入嗎？剁雞肉、三層肉刺牙籤。
有射穿嗎？旁邊小孩子用橡皮筋射穿描圖紙做成的靶心。
見骨還用說嗎？豬大骨熬湯。
什麼？你問有沒有人在地上爬？有喔！一個阿伯喝茫了在地板上找眼鏡。
然後是本齣劇本的高潮：
沒有地下組織、沒有人鎩羽「歸西」，反倒是大家剖早春收成的西瓜來吃（我猜大概是因為氣候變遷吧）。
我想，你不用是好萊塢位高權重的製片人，你一定可以推論出，如果昆丁塔倫提諾在拍完《追殺比爾》就開始拍乙劇本這種「不好萊塢」的故事，他大概別想在好萊塢混下去了吧。
甲劇本所代表的意識形態，正是薄皮理論；人若沒有文明的控管，就會自私自利、露出青面獠牙。一如《教父》、《星際大戰》、《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黑暗騎士》、《絕命毒師》等「很好萊塢」的作品。
而乙劇本代表的，便是我們認為「天真可笑」的小狗人假說。
一直以來，我們被灌輸「白刀子變紅刀子」，有多容易；但卻沒有人教育我們「握手言和」，有多讓人活力充沛。
不僅流行文化藉由大眾傳播，告訴我們「薄皮理論」的正當性，生物學、心理學、政治學、犯罪學、生物地理學等等，也運用「科學」來為「人本自私」背書。
譬如，我們的基因裡本來就有自私的傾向，否則我們怎麼活到現在？
你給人家麵包，你自己沒有麵包吃，那你肯定無法在演化實境秀中存活下來；或者，別人揍你一邊的臉，你非但沒有還擊，你還把另一邊的臉給對方揍，很快地，你就會被揍死。你看到的那些助人行為，最終一定都會回歸到助人者自己身上。
來了，最強而有力的論點來了：
你看到一名街友睡紙箱很可憐，你把對方邀請到你家，但你知道這世上有多少街友嗎？你能把幾億人邀請到你家嗎？所以，合乎理性的作法應該是，每個人都顧好自己就好，這樣世界就會變得非常地美好，沒有戰亂、沒有犯罪，因為大家都懂得好好照顧自己。
嗯⋯⋯這麼說來，薄皮理論可真是壓到性地贏過小狗人假說了呢！
又尤其，啟蒙運動以降，拿「科學數據」和「成本效益分析」來轟炸他人的族群，越來越壯大；這使得站在小狗人那一邊的人，只好服從多數囉，說到底我們是民主社會嘛！
不過，話說回來，紅綠燈那樣的人造器物，如果你以工業設計哲學的角度來思考，那不過就是「定時變換顏色的巨大檯燈」罷了；但如果你以歷史學的角度來思考，你會發現紅綠燈之所以有它的權力，是因為我們信仰一套看似完善的虛構故事、神話、謊言，或是符號，看你怎麼稱呼它們。
紅綠燈來自法律、政府的支持；而法律與政府，則來自監管者的徹底執行。
監管者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護愚昧人民的那層薄皮。
如果我把監管者推展成廣義的話，便是領導人。但問題來了，領導人的薄皮，誰來監管？
比較約定俗成的看法是：領導人對待我們，是用薄皮理論；我們對待領導人，是用小狗人假說。
如此我們來到了，21世紀二十年以來，許多人費解的矛盾現況。
B. 領導人：
我依照本書的次序，來提供我自己對於矛盾現況的非典型見解；其三大範疇分別為：
機構與團體、教育、國家。
〔。〕機構與團體
假設你是早上9:00上班，18:00下班，中午休息一小時。
你每天都是這樣的時間上班。突然有一天，你早上九點上班，中午十二點，你就可以下班了；剩下，「都是」你的時間。
每一天、每一個月、每一年，都是這樣，你剩下的21小時「真的」不用處理工作的事情、回公司的訊息；這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也是實質上的意義。每天工作3小時就好，不是只有這神奇的一天。
但還沒完，你的工作量跟以往比起來下降80%；你的薪水跟之前比起來上升20%。
哇，我一想到這樣的職場烏托邦，要我做什麼都行！我一定會卯足全力活用這三個小時的！
你一定會問，怎麼可能會有這麼好的事情？
但我認為應該要問的是，為什麼到現在，2021年，都還在堅持「高露臉高生產力」的職場文化？
我猜你已經知道原因了：我們的好朋友，薄皮理論。
在這裡，我要說明第一個非典型見解：「不是技術問題，是大老闆極力阻止AI全面取代我們。」
我家那條大馬路走到底的那間麥當勞，它們的工作還是一樣由血淋淋的智人做得要活要死，人工智慧絲毫都沒有要奪走我們工作的意思。
這就怪了，從我高中就一直聽到企業大老說：「未來的工作將會被AI取代，所以你們（指）一定要培養好屬於自己的軟實力跟硬底子！」
然後年復一年，又有哪位CEO還是專業經理人之類的角色，講大同小異的台詞。
我心中浮現兩個問題：
第一，怎麼那一天還沒來啊？我等得快睡著了啦！
第二，我怎麼沒聽說哪個建築工人、尋常上班族，還是超商工讀生說：「好恐怖喔！我的工作要被人工智慧取代了，該怎麼辦啊？救救我好不好？」我沒有在新聞螢幕上看到這樣的情況。
好笑的是，反倒是那些大老闆在那邊恐慌。
我覺得是他們一方面製造恐慌，另一方面又阻止AI升級。
「怎麼可能？理論上可以為他們帶來更大的利潤欸。」朋友覺得我的想法很荒謬。
想想看，假設台灣有一家企業有9千名員工。
每年的新聞週期，都會報導他們家公司又給出多少個月的年終、尾牙又請哪個歌手明星上台表演、加碼大獎給員工又是幾台名車又幾間豪宅，以顯示他們是非常照顧員工的幸福企業。
然後再想想，突然有一天，他們公司的員工只剩下三台超級無敵電腦，沒有九千名智人了。
我想到這裡，哇，我們這位現代君王，CEO還是董事長之類的，以後走路很難有風喔！
從今以後，再也不會有新聞報導他們給出多少年終、尾牙有誰誰誰登台。更別說那些大老闆幹嘛還要特地把車子房子，頒發給幾台冷冰冰的電腦呢。
其實，我們需要領導人，而領導人也需要我們。
但矛盾的是，我們友善地對待領導人，換來的卻是：工具性輕視。
我們不被認為是可自主性運用時間，我們是被挪用的生財工具。
我朋友立刻補充：「那是當然的，如果每個人以後只要工作3小時，最後一定會演變成：少數人超級辛苦血汗工作，去餵養幾十億在公司滑三小時臉書、看三小時Netflix，或是逛三小時網購的龐大人數。」
但讓笑掉別人大牙的是，我們一天工作八小時，有七小時三十分鐘拿來假裝在上班，剩下的三十分鐘則拿去補救問題；這樣的事情往往發生在週工時40小時、50小時，甚至是80小時的工作環境。
我可從來沒有看過每天「只要」工作三小時的人不工作三小時。
說穿了，不就是我們不相信智人會自動自發地工作嗎？我們天真地認為要用獎金、考績、懲戒、榮譽、責任等謊言來誘騙員工，如此他們才會認認真真地為公司、為團隊付出。
再假設你是一位17歲的高中生，也是熱音社的社長以及樂團主唱。
很幸運地，再一個月，你的團就要去大港開唱表演了。這對你來說，意義非凡，是你爆紅的「15分鐘」。
想當然地，你和樂團成員將緊鑼密鼓地練習；同時你也訂出生活公約，比方團練遲到一分鐘罰10元之類的規則。
不過，你忘了貝斯手要約會、你忽視鍵盤手有家人、你覺得鼓手不用比球賽，還有你也忘了你們也是動物：你和你的團員擁有一定限度的專注力與易受影響的情緒。
但你不管，因為根深蒂固的信念：人就是需要鞭策。你把他們當工具來輕視他們的人性。
依照此脈絡，不論是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教會、廟宇、公私機構，還是大大小小的團體，都一定會面臨到「如何領導一群智人」的問題。
每次聽到有人說「員工、夥伴都是我們重要的資產。」的時候，我都會大笑：「是啊，『資產』不會有怨言、也沒有自己的想法，更不需要回家照顧小孩。」
我們信任領導人，所以我們沒有費心去監督他們的薄皮有沒有翹起來。然而，領導人卻不信任我們；這恐怕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矛盾又尷尬的現況之一。
〔。〕教育
第二個非典型見解：「其實我支持考試！但『真正的考試』能不能是，讓學生自己去闖禍，然後想方設法圓滿落幕的過程？」
「吼，我知道你說的那種個別化評量方式啦！但你終究是要失敗的啦：第一，成本太高；第二，評量標準難以統一；第三，家長反對；第四，不符合現存階級制度的需求；第五，學生很懶；第六，我想下班。」在高中當英文老師的朋友，立刻看衰我。
朋友帶給我一項啟發：
原因ㄧ、二，是關於技術問題；而原因三、四、五，正是我感興趣的部分——我們不信任智人。
家長一定不支持、我們有難以撼動的階級問題，以及學生是不可能勤勞的。
至於原因六，其實也是雷同的觀點：
好比，我們現代人之所以認為，遠古智人一定是生活在充滿霸佔人家糧食、實況斬首、妨害各種自主權的景象裡，是因為我們踩在一個「我們自認為生活在一個弱肉強食的都市叢林裡」的強力立場上。
而我們之所以認為活在一個開放式教育及工作場域裡，一定會演變成「我想下班卻無法下班」的窘境，是因為我們「現在」踩在一個僵化教育及工作場域的立場上去思考這件事情。
因此我們的教育領導人，教育部部長、校長、教授、中小學老師、幼兒園園長及其教師，與家長，都篤定學生絕對不知道什麼叫做「最好的教育」。
於是，我們不相信「教育自決」這檔事。
我們斬釘截鐵地認為，如果讓學生自己決定要上什麼課、老師是誰，一定會演變成天天同樂會、教室都在開轟趴的局面；又或是大學生如果自己決定考題，必然會提出那種迂腐又落伍的題目，比如：「誰可以灌下最多的啤酒，然後隔天宿醉又吐最少？」
我們的教育體系覺得，不可以讓學生——尚未蓋上那片薄皮的醜陋小野人——處在「沒有大人監管」的教育場域下學習。
看到這裡，我想，真是難以扳倒的預設立場啊。
然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所謂的升學考試，在我看來，比較像是各家補習班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我們很難會遇到，突然有一天掉下來一道題目：
cos(28) = ？
（兩分鐘內你必須解出來，不然你的心臟就會停止跳動。）
從我出生以來，我沒有看過任何一個人遇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比較「現實」的情況，往往是我們必須收拾，我們自己捅出來，或是他人捅出來的簍子。
我們「要求別人給個答案」這個習慣，已經保持很久了，久到我們都忘了「真誠地道歉、請求他人的寬恕、詢問對方的建議、真正了解狀況後的主動提供協助、歷盡波折後的達成共識、通力合作，然後終於解決、改善捅出來的簍子」這些美好的復原過程。
我們是不是對「處理後果」比「修復問題及重整人際關係」來得更有興趣？
不然，為什麼我們甘願在閃光燈閃個不停的記者會鞠躬道歉，或是隔著螢幕痛罵在靈堂下跪的「做錯事情的人」，也不要共同建築一個願意接納自己和他人闖禍的環境？
還是說，我們社會長期以來太執著於「捅出簍子」、「闖禍」了？也許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種學習、一項自我挑戰、一段扶持照料的關係，或是一聲個人與群體成長的叩問？
做個思想實驗，假如我專攻的科目是「游泳」。
然後我自己出給自己的考題是：
「如果我是一名里長。強颱造成致災性豪雨；我所在的地區，水淹已達身高170公分的人的肚臍了。由於我的疏失，導致我未將防颱物資分配給我的里民。請問，我現在該怎麼做？」
針對我給自己的考題，首先會面臨到如何搬進現實的挑戰：
• 要用電腦模擬嗎？
• 租借一間攝影棚？
• 請其他考生幫忙。請他們在一座游泳池下水、假扮里民；他們身上的服裝與羈絆：有牛仔褲、有睡衣、有晚禮服、有一台筆電、有高跟鞋、有一輛腳踏車、有一隻貓，還有輪椅上的老人等等的。而除了要讓里民抵達安全乾爽的地方之外，還要再想辦法把我取得的物資送達到他們身邊。該如何規劃？
再來，我除了確保模擬人員的保險之外，我還要確認物種及其自然環境的安全無虞，還有全體的永續傳承⋯⋯
那位高中英文老師打斷我：「等等，你說的那些『教育烏托邦』有個致命的缺點：貧富差距擴大。」
她說的沒錯，我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用電腦模擬。
傳統的教育方法，至少可以相當程度地縮短貧富差距；因為，起碼大家是拿「大同小異」的2B鉛筆在劃「同款樣式」的答案卡，或是在「同一個」時空場域進行「同樣」的術科考試。
「這就是為什麼不該由少數人——像是我們兩個人這樣——來決定教育的方向，而是應該『真正地』由學生來決定，連評量方式也要包含在內。因為『烏托邦』本來的意思，就是不存在的地方；這意味著，該詞的真義，是『開啟對話的過程』。」我給那位英文老師的回應是這樣。
如果你覺得，在學生之間、在教育裡，以現代的主流意識形態來看，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的話，還有一個更難開啟對話的層級。
〔。〕 國家
第三個非典型見解：「我們可不可以自己終結貧窮、跟罪犯一起打造未來、與毒品共處？不要什麼事都丟給政府，然後等到政府失靈了，又換市場及企業來接管？」
我們只有兩個身分：選民和消費者。
除此之外，我們只是貪婪、醜陋、暴力的野蠻智人。
兩個延伸問題：
ㄧ、我們（市井小民）可以很容易地跟國家領導人討論決策嗎——還是換句話說，我們幹嘛把總統關在總統府啊？
二、我們幹嘛把做錯事情的人一起關在一棟又一棟，不會得建築設計獎的鋼筋混凝土裡啊？
關於問題ㄧ，我們是不是覺得街友不能和總統在公園平起平坐地討論全民基本收入的配套措施？
至於問題二，多數人的回答會是：給他們一點教訓、讓他們好好反省、防止他們再去傷害這巨大盒子外的其他人；或是，希望盒子外的人，不要再重蹈他們的覆轍。
然而，以我的看法是：我們的監管者，不相信我們「不會」對做錯事情的人動用私刑。因此，把他們丟進大盒子裡，是在保障他們的人權，也是讓我們那片薄皮能服服貼貼覆蓋我們；這可真是摸蜊仔兼洗褲的好方法啊！
朋友大喊：「反正行不通就對了啦！你講的東西都成本太高了，而且『民主』鐵定會變成曠日費時又吵雜的菜市場。而且，人們對社會議題冷感你忘了嗎？除非那件事情能騙到幾個讚或愛心。」
以我的觀點來看，真正要產生疑問的，不是為什麼人們會對團體問題感到冷漠；而是，「什麼樣的情況下」，人們會對團體問題感到冷漠？
作者指出一項數據：人們若「真正地」——非儀式性地、非網路行銷地——參與國家或地方政府預算的編列，反而更願意繳稅，甚至願意繳更多。
試著想想我發明的情境：
一場你完全沒有受邀參加的派對。
我猜，你應該很難名正言順地、大剌剌地走進屋子裡，然後開始幫忙折氣球、烤蛋糕，或是協助大家把一桶又一桶的啤酒，搬到外面那座美麗的花園吧？
好吧，搞不好你就是這麼熱心又勇氣十足的人；反正，你就是自告奮勇去幫忙了。
不過，別忘了，派對即將開始的時候，你必須默默地轉身離開，回到你那漆黑又冰冷的公寓裡。
抓起一條毯子，一邊嚼著熱燕麥和微波食品，一邊從你發亮的手機螢幕上，看著派對裡的人發出的動態PO文。
然後在心中細數，畫面中的哪些氣球是你折的⋯⋯
喔天呀，我打從出生以來，沒有看過哪一個人能獨自承受這樣的智人景況。
接著，我又在思考，如果把這個假想情境，套用在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團體、我們的學校，以及我們的家庭的話，哇喔，我怎麼有一股豁然開朗的感覺！
在社會大眾面前，我們之所以表現得冷眼旁觀，是因為我們被排除在外；彷彿我們只有把選票放進選箱裡時、把信用卡拿出來給店員刷時，我們才擁有那層薄皮。
最源頭是，國家領導人之所以不讓我們「治理國家」，是因為他們覺得如果我們：
• 終結貧窮？街友會繼續擺爛，只坐等全民基本收入。
• 跟罪犯一起打造未來？只會冤冤相報惡性循環。
• 與毒品共處？一定會變成「全民躺街頭，前臂插針頭」的畫面。
但，一如前述，在上班時假裝上班的情況，往往發生在超長工時的社會裡；翹課、貶低教育，以及嚴重缺乏「互助情操」的情況，往往發生在定型化教育的社會裡。
人民會把國家弄得更糟的情況，往往發生在「不讓」人民參與國家議題的社會裡。
「照你這樣講，那我們要領導人幹嘛啊？」朋友舉手發問。
提供一種環境：
讓我們時時發揮「小狗人假說」的環境。
當我們與他人發生衝突時，機構團體、教育、國家領導人能夠提醒我們不該把對方視為人吃人的無賴，進而引導我們往更長遠的人際關係去發展。
然而，一個更大、更廣，也更難以說服的薄皮監管者，出人意料地出現了。
而且，棘手的是，它是以發展「人際關係」作為基礎的。
C. 社群網路：
你可以在網路上隨便一則影片、暢銷書排行榜上隨便一本書，找到關於社群網路的「講難聽一點的版本」。
所以我就不在此贅述。
我今天要講的是「講好聽一點的版本」：
• 我們怕你要找地方寫論文、教家教，還是要和好友度過午後時光的時候，沒有第一個就想到星巴克，所以我們建議你要待在社群網路。
• 我們擔心你穿錯品牌和款式的泳衣，所以你最好別離開社群網路，以防沒有成為大家的焦點。
• 我們好怕你買的手機不是最新的iPhone而缺乏歸屬感，所以你看，大家都在社群網路上跟你招手呢。
• 我們憂慮你不知道台南有哪些熱門美食、拍照景點，所以請你務必密切地關注他人在社群網路上的一舉一動。
• 我們會傷心，如果哪一天，你也跟那些在新聞媒體上被起底的人一樣的下場，所以，別為此感到焦慮，你有我們、有社群網路的大家，替你看顧美好生活的方案；只要你常常將符合大眾口味的照片、影片和個人感悟上傳於此，便可做你自己。
我們貴為自由世界、身處社群時代，但我們卻沒有離開社群網路的自由。
這是一個狹持「人際互動」的彼此監管機制。你所喜愛的人，在社群網路上，會反過來成為你的「薄皮糾察隊」；以對方的立場，你也是糾察隊。
它恰恰瞄準的是我們信任他人、我們依賴彼此的傾向，事實上這很「小狗人」沒錯。
但妙就妙在這裡，一旦有人破壞了我們的信任，我們的作法不是原諒，而是對其「流放」。
我們一方面喜歡親近那些在社群網路上顯露暖心助人、嘉惠社會的人，另一方面又幸災樂禍地抓到他們的把柄，然後將其往死裡打。
每次看到這種情況，老實說，我真的糊塗了：
到底，不文明的，是做錯事情的人；還是，野蠻的，其實是我們這些打落水狗的人？
此外，同樣讓我分辨不清的是，我們在社群網路上的因循苟且，到底是為了群體的和諧，還是為了個體自卑感的洩憤？
那層皮，是不是只是一則古老的謊言？
對於解決方案，我想起雪莉特克曾經說到的一件事。
她說我們現在的友誼科技，就好比剛發明汽車、剛發明食品加工業一樣的狀況。
要我們加裝安全氣囊？公路上設最高限速？你會不會太杞人憂天了啊？
在食品包裝上添加成份列表？有誰會費心去讀那些東西？
她提議，我們應該有些規範和規劃。
不過，我個人仍然覺得成效有限，畢竟有酒駕罰則，仍然無法讓酒駕歸零。
所以我在思考，恐怕真正的問題不在技術層面，也不在抽象辯證。
我認為是：我們要如何跟自責的人和不甘心的人相處？
有些人聲稱，我們就是一個會在安全的地方，想像他人受苦，進而警惕自己的物種；那個地方，比如電影院。
社群網路也是這樣的地方。
但我強烈地主張，這兩者有巨大的差異：電影銀幕上的人物不是「真的」受苦，而網路上被落井下石的人，跟你我一樣，是有著溫熱身軀、深刻內心的生物。
再讓我們思考一次：
我們要如何跟自責的人和不甘心的人相處？
想像一下，你現在是一位國中二年級的學生，正值青春期，非常在意同儕觀感，而且在升學主義跟自戀文化的環境中，被拖著去上學。
升旗典禮剛結束，你從操場回到教室，總務股長崩潰嘶吼。
2萬多的班費不見了。
不論是大人還是同學，開始發出細碎的耳語：怎麼會把這麼重要的東西放在抽屜裡？
費了半天的推理和審問，終於找到拿走班費的人了，就是班上的某某某同學。
問題是：從今以後，你該如何與疲敗自責的總務股長，和咬牙不甘心的某某某同學，一起在校生活呢？
你是要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一邊發牢騷「為什麼等下還要考中國地理的省份，這到底跟我有什麼關係？」，ㄧ邊又想著週末去同學家烤肉要穿哪一件衣服才好？
還是，要跟著其他同學一樣，每次分別跟這兩位同學對到眼的時候，心裡總會喚起「冒失鬼」、「小偷」的聲音？
一如前文所及，我們目前還不是一個努力營造「闖禍—互助」教育的社會。
我真希望將上述的假想情境，套用在我們現存的社群網路上時，我們能夠值得更良善、更鼓舞人心的相處方式，而非盲目地將其流放。
你看看我們四周，很多東西都升級了。
家裡的沙發可能是在IKEA買的、漂亮的電冰箱是在日本製造的、桌上的菜餚是用義大利高級廚具烹調出來的、健身房的會員級別是金字塔頂端的，更別說你的3C產品是「唯恐全天下不知道」的樣式。
那麼，我們的人際關係也升級了嗎？
我們和我們所喜愛的人，有時也會有小摩擦、小衝突，但最終仍會重歸於好。
進一步，我想問：
我們和做錯事情的人，能否和好如初呢？
我們也能夠讓鄭捷躋身最美風景之林嗎？
【鄭捷是祭品，我們是祭司】
「簡志穎你不要亂講話！你這是在別人傷口上撒鹽，你知道嗎？你口口聲聲說你的思想很前衛、很劃時代，但在我看來，你是與時代脫節！」朋友這樣說時，我啞口無言。
會談到鄭捷，純粹是因為這個事件是我出生以來，在台灣，在數位時代裡，首次重大社會問題。
加上我又看到這本書，讓我對第一次的影響有更多不同層面的反思。
上一個部分，我論及了我們的矛盾現況；接下來，我要談的是，本書引領我去探究「我們何以賴活？」
我覺得，如果又把世界分成資本與共產、右派和左派、自由及保守，或是民主跟獨裁的話，實在是太陳腔濫調、太正邪對立了。
所以我又要擅自主張了（抱歉了政治學教授和社會學教授）；我想目前有三種社會驅力：
數字暴政、注意力暴政、同理心暴政。
有意思的是，它們有時部分疊合，有時又彼此吞噬。
〔。〕數字暴政：
• 為了達到「我們團隊的平均年齡不到25歲」，儘管我們排擠掉對社會真正有貢獻的人，但我們必須催眠自己正在嘉惠世界，因為我們的夥伴還抱持著有朝一日能讓心愛的人幸福快樂的希望啊！
• 為了在每次的新聞週期，拉高薪資中位數，儘管人們都說我們是在美化一種假象，但我真心覺得，這或許是可以改善勞資工作環境的一個小契機、小裂縫，得以讓我們破壞這個困住我們的高牆，然後就可以去打造一個我們體貼他人的社會，如此就不會再有人說：在台灣工作真的好辛苦⋯⋯（開始啜泣）
• 為了降低犯罪率和再犯率，儘管大家都在嘲笑我們為了上級要的報告，活得得過且過，但是，我們衷心地祈願，全體國民可以理直氣壯地認為，置身在我們國家的人們，可以非常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啊！
• 為了提升台大上榜率，儘管我們的行政人員數量誇張地超過教職人員，但，親愛的同事們，想想你們的孩子，你們應該也想讓他們過著富足美滿的生活吧？
• 為了拼集中營、滅絕營覆蓋率，我們不忍心對孩子們「撒謊」，因為回家時孩子們飛奔撲向我們，把我們當英雄，一心一意堅信我們在保家衛國。
我們創造了一個生產力痴迷的環境，但我們反而對「生產了什麼樣的人，我們才不在乎」的氛圍棄之不顧。
想想看，我們有「智障」一詞，卻很少聽到別人罵說「你這個情障！」
弔詭的是，在口語經驗中，當「智障」從我們的對話跑出來時，常常我們心裡想的是：不顧他人感受、不懂人際關係、不諳世事的人。
罵東指西，在我眼裡感覺像是：
假設你是一個10歲的小孩，這次的考試成績為：數學96分、英文56分。
而我是你的老師。
我對你說：「你的數學怎麼會這麼爛啊？請好好加油好嗎？」
你心想：怪了，我數學都考96分了，到底還要我加油到什麼地步啊？是啦，我承認我是因為粗心所以才錯一兩題的，不然我也是可以考到100分的。不過，話說回來，我應該加油的是英文才對吧！老師你到底要不要幫我啊？
由於其他同學都不吭聲，再加上周遭從不鼓勵我們勇於提出理由、勇於回絕他人的情況下，你也就沒把心裡的話說給老師聽了。
下次考試後，你的數學98分、英文68分。
結果身為老師的我，還是死性不改：「你的數學還是很爛⋯⋯」
有時我在想，如果鄭捷是那名小學生、而我們是那位老師的話，我們願意面對「即將生產了什麼樣的人」這個現實嗎？
在數字暴政社會下，我們把生產力辭令說得很溜，但卻絲毫不明白，我們正在用輕視「所有無法為了漂亮數字而放棄人際照護的人」的方式，來摧毀他們的善良，只為了建造我們信以為真的文明。
不過，你知道我在數字暴政獲得的啟發是什麼嗎？
我們真的很善良。
善良到我們願意去相信那些愚蠢的數字，是來自他人的立意良善，同時由衷地希望，那些數字能夠使我們愛的人更幸福，然後盼望有朝一日我們再也不需要那些績效和這些成本效益了，便能重返人際生活的溫暖。
我猜，你可能會搬出「平庸的邪惡」這個慘遭後人誤解的觀點來反駁我的想法。
請想想前面講的智障與情障——表面上順應當代的效益氛圍，但內心仍無法抗拒去殷殷期盼別人的善解人意。
一併想想如果我們只是生產力機器，那我們上班時一定會厭惡臉書、仇恨IG，一點也不想看到它們，甚至也不會想打開它們吧？
如果那位小學生、那位老師純粹是沒血沒淚、毫無感情的機器人，他們一定會對「高高興興衝去爸媽身邊，高舉96分的數學考卷給他們看，儘管今天被老師亂七八糟地罵了一頓」以及「在畢業典禮當天，學生跑過來流著淚對自己說謝謝、再見，自己也哭得亂七八糟，想起以前亂七八糟地罵過對方」之類的情境無動於衷吧？畢竟他們只是為了提供上級所要的數字，不是嗎？
說我們因著利益從不考量到別人，而成為大機器內部的邪惡小齒輪，那可真是中了薄皮理論的毒。
進一步思考，當我們的善良被這些生產力語言給打擊時，我們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會變得不相信人，開始從不自覺傷害別人，演變到不得不傷害別人。」朋友回答。
不，結論下太快了；這正是主流文化和大眾媒體的財務需求。
我認為，我們會感到很受傷。
我們會需要有人能注意到我們很受傷，並且理解我們受傷的原委。
〔。〕注意力暴政：
我曾聽人說他們會放「臉書假」——就是一天，或幾天不用臉書這樣——然後又跑去IG還是YouTube之類的大肆宣傳自己「放了」臉書假。
我從此事件，認為注意力暴政中的「注意力」是：
注意別人有沒有在注意自己的注意力。
蘇珊桑塔格曾說，照相術發明後，我們的現實分裂成兩種：
⒈ 主觀的現實。
⒉ 顯影在底片上的現實。
而現在，以我的觀點，現實已分裂成四種現實了：
假設你去拉麵店吃一碗拉麵。
拉麵店的陳設、音樂、員工、燈光、菜單樣式，還是隔壁的說笑聲等等資訊，都由你個人去接收，那是你的主觀感受——分裂的第一種現實，主觀的現實。
拉麵上來了，你用相機或手機把它拍照下來——分裂的第二種現實，底片上或數位裝置上的現實。
接著你，還沒吃拉麵，選擇上傳至社群媒體，或者傳給你的家人好友愛侶看你即將要吃的拉麵——分裂的第三種現實，上傳的現實。
拉麵還是完好如初，蒸煙上升；你在等，他人給你的關注和回饋——分裂的第四種現實，等待關注的現實。
第四種現實，在現代，尤其重要：彷彿沒有誰「已看過」或者沒有人對於你的數位存在給予回應，你便從未到過這家拉麵店；彷彿那碗拉麵也就從來沒有進過你的肚子裡了。
這其實揭露我們消費態度的改變：
倘若沒有得到眾人的按讚或愛心，又或者沒有人跟我們互動、在底下留言的話，形同我們從來沒有到希臘度假過、沒有喝過新出的咖啡、沒有參加過淨灘、沒有買過新的球鞋、沒有在頂樓開過烤肉派對⋯⋯
也因為你的自我認同來自於，他人在你的數位分身上的參與率，所以你的喜好被迫保持一致。
「不改變心意」，在現代，變成一種很健康的心態；而「對不起，我剛剛對你的態度很不好」這種事後省思、悔改，儼然成了失傳的技藝。
更進一步說明彼此的交流，你會發現，我們的「不改變心意」，也針對做錯事情的人；我們咬定彼此的關係沒有轉圜餘地。
這是個體在注意力暴政下的生活。
此外，我還想說的是，團體之間的互動。
舉資本主義和環保主義之間的關係吧！從我國中的時候，我就眼見他們無止盡地各自說話，卻沒有任何一個人要聽。
一方搬出科學家說溫室效應是騙局，另一方也搬出科學家說人類再繼續這樣下去，會自取滅亡。
兩造可真是「數字暴政」的虔誠信徒呢。
但在我聽來，這兩個團體有兩大共同點：
⒈ 因為不相信人，所以不相信社會凝聚力。
⒉ 說了那麼多，結果還是沒說「誰」要來做這個、「誰」要去做那個。
仔細想想，這兩者可以合併在一起：
就是因為不相信人，所以才不會進行分工合作這種浪費時間的事情。也因此，你不會看到社會上有人討論「誰」要來處理廢棄物、「誰」要去幫忙那個來處理廢棄物問題的那個人照顧小孩；這樣的分派，一樣打從我出生以來就沒有見識過。
（你可能會指責我，怎麼可能要談這麼細項的事，但我要質疑的是，我們自以為是地懂很多數據、資料、民意、生態，結果其實只是在那一大堆的研討會、高峰會上表演「實況簽合約」罷了；就是，我們根本不想試著去了解，彼此所肩負的生活型態。）
尤有甚者，因為不相信社會凝聚力，所以覺得事情不可能有修復的那一天；因此，針鋒相對遂成為，讓大眾注意到我們的焦慮、恐慌、憤怒的好方法了。
儘管如此，我依然能從注意力暴政下，看出它給我的啟發：
我們真的很脆弱。
我依稀記得貝茲卓辛格教授曾提及的：
「罪犯之所以犯罪，事實上，是在向我們求救。」
我便作此思考：萬一，當初鄭捷是在呼喚我們救他呢？萬一他根本就沒有打算要殺人呢？我們願意接受這個假設嗎？
「不可能啦！你又在亂講話了，民眾拍的影片鐵證如山，你不知道嗎？」朋友發飆拍桌，桌上的杯子震了一下。
前文所及，一旦我們的良善遭受唾棄，我們會心灰意冷、會感到受傷；我們會希望他人能幫助我們的脆弱無力，告訴我們沒有遭到世界的遺棄，好支持自己繼續活在眾人面前的動力。
首先，我們會需要他人的注意。
再來，我們得鼓起勇氣說出自己的脆弱。
最後，我們尋求他們的協助。
豈料，奇異就奇異在這裡，在注意力暴政下的我們，第一關就疲然挫敗。
藝術家珍妮奧德爾說出：「我們是在一片空白中咆哮。」
然後，我們會被其他人的咆哮給淹沒。
對此，我想起高中老師、大學教授教育我的：不要輕易相信別人所說的話，你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啊！
諷刺的是，這套神話，餵養出一大世代的自戀族群，然後深陷於自己腦中的喋喋不休、自己嚇自己。
（題外：這會不會也說明了，好萊塢很愛讓人們對自己大腦扣下板機，只求永恆的寧靜？）
出社會後，我有點聽膩了「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警世故事，因為雪上加霜的是，很多人坐困於「第四種現實」，這導致人們對他人的求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想起鄭捷，我們應當思考的是，我們「現在」也還在吞噬別人一聲又一聲的呼喊。
我們獎勵逞強的人——如同前述，使得每個人都要保持詭異的一致——然後，我們的社會，打從心底看不起會求救的人。
我在思考，一個原本活生生願意相信他人良善的智人，是遭受多少的鄙視，被整個社會逼到走投無路，才會選擇此下下下策，來牴觸自己心中的美意。
一個快要溺水的人，如果身旁有個人，也會暫時將其當成求生的浮木，隱喻上地和字面上地。
不知為何，我似乎看到了「小狗人假說」的缺陷。
「所以⋯⋯我們被逼得快要溺水時，我們會抓狂也似地不把人當人，從不自覺傷害別人，到不得不傷害別人。」朋友延續這份思考。
不，我還是覺得結論下太快了。
我們始終被好萊塢等強勢文化說服：「白刀子變紅刀子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我們被逼急了，我們真的會想這件事情嗎？
我認為，我們想引起他人的注意，是因為我們真的面臨了存亡需求——不論是生物學而言，還是社會學而言。
更加微妙的是，我們的存亡需求包含「他人的肯定與認同」。
也就是說，我們的存在，其實也包含「替人著想」的目標。
〔。〕同理心暴政：
如果你想讓某個人難受，那麼你該試試看本世紀最偉大的髒話：
你要有同理心、你要將心比心！
諷刺地，我的學生時代，社會上一直在宣揚同理心比同情心好，所以演變成一窩蜂選擇同理心。
我不知道有多少在車站附近賣甘草芭樂的阿公阿嬤，以及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數量的單親爸爸、單親媽媽需要大家幫忙，但我覺得奇怪的是，為什麼是他們？
為什麼是少數幾個成為媒體的寵兒？其他數百、數千位賣蔬菜水果老人、單親爸媽，活該成為媒體的孤兒？
我想，我們最初設想的美意，恐怕已經不在了。
對此我倒建議，將我們習以為常的同理心，該稱作「同我心」，英文我擅自作主寫成 "em-me-pathy"（教授我已經在克制自己了，但妳為什麼拿著一支網球拍走過來啊？）。
（所以接下來，我會以「同我心」稱呼同理心，而用到「同理心暴政」這個詞的時候，我則是會沿用，指稱同理心暴政。）
同我心會衍生出兩個問題：
⒈ 代表性問題。
⒉ 權力問題。
首先，代表性問題，便是剛剛講的：為什麼偏偏是他們啊？
尤其我常在新聞上看到，媒體只採訪一兩位民眾，然後就妄下結論，這一兩位路人就直接代表了全台2300萬人的所知所想所感了！
這是少數人排擠多數人的狀況，而往往我們自以為這就是正義。
另一個常見的狀況是：同我心讓我們替他人進行歸類。
前幾年我在《橡皮擦計畫》裡，看到「琳達問題」。我現在有點無法詳細記得裡面的一字一句了，所以我決定在這裡仿作一個。
但用別人名字有點不太道德，因此我就用我自己作為假想吧！
阿志問題：
阿志，52歲，講話有點口齒不清，個性有點不按牌理出牌，喜歡吃甜點，從小就跟著爸媽學習邏輯和數字的美妙之處；他是鄰里聚會的烘焙大師與編織妙手，也是男權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他的兩位小孩常常會寫手寫信給他。
以下何種情況較有可能？
1）阿志是一位肉桂捲師傅。
2）阿志是一位高中歷史老師，目前正在打官司。
3）阿志喜歡編織美麗的地毯送給社區裡的家庭。
4）阿志5歲的時候被一隻蜥蜴咬過。
5）阿志是一位數學系教授。
6）阿志是一名田徑選手，最近被診斷出罹患骨癌。
7）阿志是一位數學系教授，當兵時因提出男權運動而被眾人嘲笑。
跟琳達問題一樣，它主要測試的是選項5和選項7，其他都是煙霧彈選項。
我認為，是同我心將我們心中的代表性引導到選項7，而忘了題目是問「較有可能」——機率的問題；選項7被包含在選項5之中，選項5範圍更大，因此較有可能。
我們以上的狀況有一個共同點：為了某些跟我們很像的人，我們必須排除掉很大一部分的人。
從這裡我看出，同我心作為一種「精神自殘」。
很多人認為「把他人包括在內」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但這不是事實；真正令人費神的是，是「只在乎少數你喜歡的人」——因為你必須把他們所有的喜怒全攬在身上。
最後筋疲力盡的人會是你，因為你又必須為了他們，去對抗整個世界。
舉例，假設新聞媒體上又出現了一個需要千萬醫藥費的病童，我們就會傾我們所有的同我心於這個孩子身上。
根據保羅布倫說的，該病童就是一個「可辨識受害者」。
接著，只要社會上開始出現一些類似「那其他許許多多只需要十萬元醫藥費的病童，但無法出現在螢光幕上的該怎麼辦啊？」的質疑聲浪，就會被我們視為沒心沒肺的「可辨識加害者」。
真相是，我們沒辦法控制世界上每一個人的行動，所以不管怎樣，在同我心的運作下，我們都會失望。
你有多少同我心，在你眼中，就有多少可辨識加害者；這種精神暴力，是我們自找的。
思考時間：我們把鄭捷當成超級具象的可辨識加害者，那我們會不會也被鄭捷視為一種可辨識加害者？所以這是一種同我心競賽？
再一步推敲：鄭捷是不是其實是在保護一位，或幾位可辨識受害者？換個方式問，鄭捷也有想守護、關懷的人對不對？
我們之所以痛斥、排拒、鄙視我們認可的可辨識加害者，是不是因為我們想掩蓋「我們其實想不到更好的辦法來和自責與不甘心的人相處」的這個事實？
再者，關於權力問題，就是一旦我們同我心的對象不受我們控制，我們便會感到痛苦。
就好比球隊、運動員沒有贏得比賽時，為什麼我們要捶胸懊喪？我們又不是他們的教練還是經紀人之類的。
我們又不用對他們說 "Show me the money!"
我覺得比較可能的解釋為：在「我的加油」下，你居然沒有贏，你怎麼膽敢⋯⋯
我們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沒錯，但我總認為這比較像是附身在他人生活的樣子；意即他人的幸福，要由我認可。
就像那些車站附近賣蔬菜水果、餅乾零食的窮苦人，一旦你發現他們其實並沒有好好地、「符合你心中」地運用得來不易的收入時，好比拿去買毒品好了，你的同我心就會發揮得淋漓盡致——將該人從可辨識受害者，打入可辨識加害者的地獄之中。
也拿現代家庭來說好了，小孩大吵大鬧的時候，家長明白不可原地斷絕親子關係，但又無法忍受超高連結的「親子藍芽」，這種情況要怎麼辦才好呢？
不要問科技保姆為何成為一項便宜行事的氾濫手段——有離線焦慮的家長，往往提供手機、平板這類的解套給同樣離線焦慮的小孩，因為家長「同我」了嘛——而要問為什麼我們無法看清同我心是我們折磨自己的控制他人之方法。
我們天真地以為是在為對方好，殊不知我們常常被自身生理、社會制約所影響而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我們兩眼看出去、兩耳聽進去、雙手觸摸的質感、鼻息流串至肺部、聲帶震盪空氣出去等等種種感受，都讓我們覺得所有事情都是衝著自己而來的。
然而，事實上，那只是「彷彿」；也就是我們最擅長的想像力。
但我們想像力最大的缺憾就是：
我們的想像力不足卻以為自己法力無邊。
最後的結局便是，我們誰也控制不住而悲痛不已。
對此，除了上述企圖控制其他智人的情況之外，還有非智人的處境，我們也想用同我心來掌控。
譬如環保主義始料未及的環保商品猖獗。
誠如黃之揚所言：「環保商品不是贖罪券。」
我們可能會心想：喔拜託，我都買了環保杯、環保袋、飲料提袋了，我再喝三杯珍奶再吹五小時冷氣不為過吧？等等，還是說我還要加購環保蓮蓬頭、環保喇叭鎖？
會形成這樣，我猜原因應該很多層面，但應該大抵上不脫之前暗示的：
數字暴政讓我們以為自己是不友善、只追求生產力的物種；注意力暴政讓我們狂亂地索求別人的關注，導致輕視彼此的脆弱。
在此，我想說明同理心暴政給我的啟發：
我們真的需要向彼此學習。
急就章的有感而發、無能為力的義憤填膺儼然成為當代企業的「品牌願景」、政治人物的「政治獻金」、社運團體的「連署書」。同我心讓我們遺忘了彼此學習的真價。
想想之前提及的園藝造景，假設我向你學習園藝造景，結果我卻在過程中，抗拒其他人的參與，只許少部分我喜歡的人加入，另外還對你的行為指東指西，管那管這的。
這恐怕不叫學習，應該要叫做踢館了吧。
所以我從本書習得的想法是，我們喜歡向他人學習是因為我們可以放寬心胸地參與他人的生活。
為什麼我們要參與他人的生活？
我在猜，為了某個存在而設想，可能就是我們所有人值得擁有的生活目標；回想你所做過的每一件事情，很難不邀請某個，或某群物種、環境進入你的考量範圍內。
數字暴政、注意力暴政和同理心暴政，都是我們想像力的產物，是值得我們去修繕的文明。
坦白說，鄭捷，以及很多很多的人，都是這些祭壇上的犧牲品。
然而真正握有權柄的，是我們這些活生生的智人，或隱喻為現代祭司，不是那些數字、信用卡紅利回饋、扣繳憑單、網路迷因、爆料影片或乞憐圖文等現代神諭。
也就是說，它們其實沒有扼殺「我們祈願與他人共好」的潛力，只是把我們的可能性縮限至單一敘事而已。
如此，本書的中心思想，讓我想起大衛福斯特華勒斯在大學畢業典禮上的致詞：
文理教育的價值：
我大可不必選擇這樣思考。
• 一聽到我那老爸的腳步聲和鑰匙轉動聲，我就很火大（我大可不必選擇這樣思考）。
• 在Costco 結帳櫃檯擋到我去路的那些人，到底是打哪來的啊？他們一定是一些沒教養又貪小便宜的崇洋媚外者（我大可不必選擇這樣思考）。
• 那個老是挽著受害者家屬的手，或輕扶他們肩膀的立法委員，一定是為了他們的政治履歷表作打算，一定是這樣準沒錯（我大可不必選擇這樣思考）。
• 那個欺負我家小孩的家長，一定是個好吃懶做、整天灌酒精躺沙發，生了小孩後卻不養的毒蟲（我大可不必選擇這樣思考，也許對方的另一半癌症末期，所以分身乏術去照顧小孩？也許這是我關照鄰里的好契機，彼此的小朋友可以多一位朋友；往後日子穩定時，可以彼此支應忙不過來的生活？）。
• 那個整天把車子、摩托車停在我家騎樓的死鄰居，是把整條大馬路當成他們家嗎（我大可不必選擇這樣思考，仔細想想，我好像很久很久很久沒有看到他們的爸爸了，Hmm⋯⋯我想不論原因為何，對他們一家人來說應該都是巨大的難過；也許他們只是想把我們視為一家人才這樣；被薄皮理論慣壞的人搞不好才是我）？
• 是怎樣！？剛剛叭我車又超我車的人是智障嗎？（我大可不必選擇這樣思考，也許他們正趕去見女兒最後一面？）。
「你這樣講，好像每個人都有個一言難盡的動機一樣。」朋友提問。
也許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驗。明明有難以明述的原委，最後卻留下被別人一口咬定無法辯駁的委屈。
我在想，不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太近，更不是我們與善的距離太遠。而是缺乏思考其他可能性的生活脈絡。
這也是本書想傳達給我的：
我們仍有選擇。
【與其說善良是恢復原廠設定鈕】
假想你現在失戀了，以下何者是你最不想聽到別人對你說的？
1）我買了雞排跟飲料，請你吃。
2）天啊你還記得三年二班的簡志穎嗎？他居然被狗大便燙傷欸。太扯了，扯到我的肚子現在還在痛。
3）你還好嗎？
4）唉，這就是人生。
5）要不然我們去木柵找一隻獅子，你跟牠講心事怎麼樣？
不論是熱戀還是失戀，都已成為你的個人歷史，如果歷史真的無用，那為什麼對你影響甚鉅？
世界包括你都沒變，依然要繳信用卡帳單、3/14依舊是白色情人節、土木工程的書還是一樣厚、牆壁上愛因斯坦的舌頭始終沒有縮回去、你的基因組合仍然跟昨天一樣，所以一定是有什麼東西，在你身上產生了變化。
而那個東西是什麼？
另外，前面提到鄰居亂停車子，有人會批評我實在是太天真了，人家會停，純粹是因為人家自私、看你好欺負，根本就沒有什麼鼻酸心碎的故事好嗎。
是嗎，那我們來想想看，為什麼我們會哭啊？
我指的不是那種鱷魚眼淚的哭，而是真的哭的那種哭。
不，我錯了，容我在這裡更改一下問題：
為什麼在以下情況之中，我們「不會」哭？
• 我整天在家無所事事晃來晃去、躺在沙發上灌啤酒看球賽，也不幫忙洗碗，我的小孩居然沒有討厭我！
• 我在大賣場的結帳櫃檯大吵大鬧地與店員討價還價，所有的客人為什麼都不翻我白眼、不走過來甩我兩巴掌、不拿起手機錄下來上傳到社群網路上讓大家嘲笑我這個野蠻人、不把我當成一個沒有同理心的勢利鬼！
• 我在記者會、喪禮現場安慰著家屬，在路上、會場上、網路上的人竟然都沒有對我丟東西、痛罵我、挖苦我是為了下次選舉才這樣做的！
• 我家小孩霸凌別人，怎麼會沒有任何大人反過來霸凌我們，在臉書上起底我們的過往、跑到我們家門口丟雞蛋撒冥紙，來聲張正義，要我們磕頭下跪？
• 我們家的人每天都把車亂停在隔壁鄰居的騎樓裡、大門口前，為什麼他們都不叫黑道來砸我們家！
• 我叭了這麼多台車、超了這麼多台車，他們怎麼不把我攔下來、從座位上拿出棍棒，砸爛我的車、把我拖下車揍個鼻青臉腫的，以證明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為了自身利益而罔顧他人良善的混帳！
「簡志穎你在開什麼玩笑嗎？怎麼會有人因為沒有在別人面前展現自私而痛哭流涕啦！」我每次舉類似的例子，大概就會得到這樣的反應。
不過，這樣的反應完完全全地證明了我們不是預設為只求自己好、貪婪、心地醜陋的野人。
我繼續思考，能讓我們哭的原因，大多不離：由衷地感謝他人、自責自己犯的過錯、「釋放積抑甚久的脆弱」。
因為哭，不就是一種最原始最自然表現脆弱的方式嗎？而我們因著他人的脆弱而幫助他們，不就是大家公認的善良嗎？
進一步問，真正能使我們復元的關鍵要素是什麼？
想到之前說的「參與他人的生活」，我認為可將以上歸納為「與他人同在」的體驗。
我們明瞭我們不會因為在他人眼前「無法自私」而潸然淚下；然後，我們即將得知的是，我們會因為「正在」、「即將」，或者「想到無法」與他人同在而噴淚大哭。
好，我在這裡統整一下，目前要延伸探究的兩個事情：
⒈ 到底是什麼東西改變了我們？
⒉ 與他人同在為什麼能成為我們的生存目標？
首先，儘管這整本書是關於善良的議論，但我仍提出要它影響我的看法：
與其說善良是恢復原廠設定鈕，倒不如說是標籤機上的扳機。
是時候來講這台標籤機了。
可能有人已猜到我要援引的理論了。
正是塔瑪強斯基的「重貼標籤」。
我們每人隨時都在重貼標籤，舉例：
• 什麼？！前男友怎麼會在這？（對方慢慢走近）什麼嘛！原來只是長得很像而已嘛。
• 已經八點半了！？我要遲到了啦！等等，今天是禮拜六吼，我不用上班（倒頭繼續睡）。
• 新的iPhone 怎麼那麼多眼睛，好醜喔！（過了一段日子）你看，田馥甄跟我拿一樣最新顏色的iPhone 耶！
有些人會質疑，現在標榜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就是為了要撕掉標籤、破除刻板印象、瓦解妨害自主權的壓迫，我怎麼膽敢支持重貼標籤？
問題是，我們就是不完全活在真實的物種。
我們高度仰賴隱喻、標籤、符號，來建構我們理想中的現實；也就是，當你撕掉一張標籤後，你會發現，底下竟然還有一張標籤！撕掉，還有！撕掉，還有！撕掉，還有⋯⋯⋯
是為「無限標籤論」。
就拿目前為止仍難以撕掉的隱喻吧：
時間就是金錢。
即便你不是物理學家，無法提出「什麼是時間」如此「真實的現實」的恆等式，但你依然可以對生活在他方的人亮出這張標籤、這個隱喻、這則神話，而對方也懂得這份「建構出來的現實」而不會嘲笑你。
好吧，搞不好，你就那麼剛好是一位物理學家，那你也很難不被這則虛構故事給影響；如果有人來打擾你工作，你也會希望對方不要「浪費」你的時間，因為你得好好地「節省」時間來作相當重要的研究。
如此，我們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標籤人（Homo label）。
很多時候，我們不直接觸碰真實，我們是藉由那些標籤，舉凡法律、道德、工作、政府、愛馬仕、臉書、鬼滅之刃、環保主義、公平交易咖啡、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保養品代言人等，來領會我們心中的渴望。
我覺得很妙，大學時代每個人都叫我們不要輕易相信別人！要有批判性！要獨立思考！
與此同時，強勢文化又要我們「做自己！」、「相信自己！」、「傾聽自己的聲音！」
但讀到塔瑪強斯基的想法時，她要我們：「不要相信你自己。」
我倒抽了一口氣，她繼續說：「把你跟你的想法分開來。」
我開始明白，所謂的薄皮理論是一種狹隘的觀點，而我們正需要的是，敞開心胸迎接各種可能性。
我們要停止腦中的七嘴八舌，我們就需要更多的資訊。
你看到其中的諷刺和當代難題了嗎？
說到資訊，我們每個人每隻手機，每秒鐘不知道收到幾萬則資訊；也因為這些資訊海嘯，任誰都消化不完，所以我們只好把自己關在「不跟真實世界交流」的金屬薄片裡，自己嚇自己說床底下有怪物。
我們誤以為在金屬薄片裡交流就是世界的全貌，然我們有所不知的是，它不過是其中一張我們接觸現實的標籤罷了。
也許我們要做的，不是撕掉標籤、不是把床整個丟掉這種削足適履的解決方式，而是去接近、去看床下是否真的有怪物；就算有，我們也可以邀請他/她/它/牠們一起坐在床上聊聊天。
我在看這本書時，我一直以為善良、人性本善之類的會是其中的關鍵字，結果沒有。
事實上，作者一直提到這兩個關鍵字。
反安慰劑、新現實主義。
〔。〕最強反安慰劑——原來只是一場名為「我以為你以為」的大地遊戲：
好吧，沒有這種大地遊戲，我承認是我自己剛剛想到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在路上遇到不太熟識的人（就是那種頂多見過一兩次面的人）時，身陷要不要打招呼的天人交戰經驗？
假設A和B兩人都是只見過彼此一次面的人，有一天他們在路上迎面相遇：
距離30公尺，A、B兩人進入彼此的視線範圍，兩人還在猜想是不是自己心中所想的那個人。
距離15公尺，已確定對方就是那個只見過一次面的人。
距離5公尺，雙方開始在數地上有幾隻螞蟻、天空有幾朵雲。
距離2公尺，「我以為你以為」大地遊戲開始！
A 心想：我以為你（B）以為我不是那個只跟你見過一次面的人，但事實上，我就是那個人；因此，為了不要驚動你還在思考我是否為那個人的思緒，以免顯得太失禮，我會讓你先想起來後，我才跟你打招呼。
B 心想：我以為你（A）以為我是一個含蓄的人，所以你打算先跟我打招呼；對，沒錯我就是一個含蓄的人，所以我會等你先打招呼，才趕緊跟你打招呼。
（以上是千百萬個「我以為你以為」中的其中兩個說法。）
距離1公尺，沒有打招呼。
擦肩而過，毫無動靜。
距離背對背1公尺，依然沒有打招呼。
距離背對背10公尺，沒有打招呼、沒有頻頻回頭，回去各過各的日子。
這樣的遊戲，如果擴展到5人、50人、150人、一座城市、一個國家、一片大洲、一顆星球，我想其中的說法會愈加複雜，但有一個是肯定的：我們認為別人的行為是斬釘截鐵地可預測的。
這會引發什麼樣的效應呢？
我們會天真地以為用自己的行為，便可改變別人的行為。
但那註定是要失敗的，因為你的行為在對方的眼裡，那只會直接證明他們的想法是對的。反之亦然。
校園霸凌、職場霸凌、社會重大刑案中的人們，是不是太過秉持著「我以為對方以為」的想法，而忘了要將自己與自己的想法分開來？
正如塔瑪強斯基所言：你腦中的最糟情境不過是第一情境而已。
你還有其他的可能性還沒想到呢。
因此我在這裡重貼一下標籤：
正要發生校園霸凌時，在報告老師，還是主任之類的人之餘，在現場的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我們也許可以把整個來龍去脈視為「校園中的家庭互助邀請」，你覺得這個新標籤怎麼樣？
當我們以為要發生捷運砍人事件時，在我們按了緊急鈴、打給警察之類的之餘，在現場的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我們能否停止單一敘事，去重新思考並協助發展更多的可能，比方「大眾交通工具上的團體心理治療——捷運實作」，只不過這次沒有人帶抱枕來，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用某個人碰巧帶來的刀子來當「發言指示物」囉（老實說，我不知道那個專有名詞要叫做什麼，所以我就自己發明一個），你覺得這個新隱喻怎麼樣？
不知道寫到這裡，會不會有人斥責我「到底是有什麼毛病啊！？如果到時候老師、警察還是什麼的不知情的人，把我當成同類還是共犯什麼的，你賠的起嗎？！！！」
如果這樣沒有想，那我要感謝你的善良。
如果有，這正是我們非常需要頑強抵抗的反安慰劑。
我們脆弱又樂於向他人學習，但我們始料未及的是，我們也堅信「別人會那樣對待我們」這個想法。
難怪我們長久以來把善良當成一種天真，認為「自私才能增加GDP，善良不能」因為我們很擅長玩「我以為大家以為」遊戲。
同樣，這也難怪盲從環保主義者會抨擊智人行為的無藥可救，卻沒有人肯離開謾罵，去真正協調、配合彼此的生活，或是反/科技烏托邦主義者兩者都聲稱智人會失去所有工作，而對高工時、低自尊工作噤聲。
你可能會說我是拿標籤在息事寧人、在為其開脫，但事實上，我不想讓我們所有人開脫。
作者在本書中說：「憤世嫉俗只是懶惰的綽號。」
我們把錯誤歸結在一個人，或少數人身上，這樣的想法就是讓很多很多的個體脫離責任——還記得「那場你沒有受邀參加的派對」的思想實驗嗎？
與其後悔犯下的錯誤、與其埋怨做錯事情的人、與其這樣讓整個社會貼上一大張名為「一旦做錯事情，人生就毀了」的標籤，倒不如我們整個社會一起重新貼上「我們可以為彼此找到保護他人、照顧他人的嶄新人生目標」標籤。
如此，真正改變我們的那個東西，不是科學上的恆等式，而是標籤、隱喻、虛構故事，或者你也可以說是謊言，無論如何，那都是我們和其他人一起看待某件事情的可能性。
〔。〕新現實主義——那把雨傘：
我之前在一個日本節目看到一個生活小方法：
請問要如何讓自己放在傘桶裡的傘，不被當成愛心傘而被拿走呢？
在上面貼上「爸爸今天要加油喔！」的手寫貼紙。
我想這之所以奏效，是因為它用可自行填空的虛構故事引領我們去與他人同在。
你可能會說這是巧詐，而這也讓我想起了我小時候，大人都奉勸我要務實一點、實際一點、現實一點。
但那些對「現實主義」深信不疑的大人，往往也相信那些汽車廣告營造出來的流行風尚、香水影片所鼓勵的忠於自我、旅行社推廣出來的北歐度假之旅，或是家具店呈現給大家的美好家庭生活等「可自行填空的虛構故事」。
也就是，要脫離這種傾向而堅信自己是唯一的真理，其實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
作者鼓勵我們揮別舊現實主義所宣揚的自掃門前雪社會，進而建築一個「新現實主義」。
我在這裡提出我對於新現實主義的觀點：
喚起每個人渴望與他人同在的潛能。
就拿那把雨傘來說吧，如果只是貼上令人為之動容的標籤，那它就只是有標籤的雨傘罷了。
它的潛能是什麼？我想不該是只有你在撐傘躲雨、躲太陽吧？
你可以為他人——也許認識、也許不認識——撐傘，即是喚起它的潛能。
換句話說，我在床上整天看金凱瑞演的《沒問題先生》，就算想破頭，也是無法發揮善良的可能性。
就算走出家裡，來到草原、美術館、咖啡廳，如果我還把自己的頭埋進那金屬薄片裡，也無法扣下名為善良的板機。
其實我們不用等到小行星撞地球、山崩地裂海嘯、烽火連天，才能發揮自身的良善。
當你在IKEA 餐廳看到有人霸佔好幾個桌子、又把桌上弄得亂七八糟、同時他們又嘲笑你的長相時，你會知道，這是你善良的時機點了。
當你在公園慢跑，有人不考量他人及環境之下便開始抽菸時，你會明白，那是你善良的契機了。
當你累了一整天，只想好好回家洗個澡放鬆一下，但你卻被前面那台慢吞吞的車子困在地下五樓的停車場時，你會驚覺，你不該「只是」猛對自己扣下板機，把自己的大腦貼得到處都是標籤。
因為那只是走回頭路而已，你最終會疲敗於腦中的聒噪不安，認為自己對他人的看法永遠是對的，但又控制不了別人的行為，搞得自己好累、好憤世嫉俗、好看不起所有人。
因此，新現實主義，就是我們都值得停下腳步、放下拳頭、鬆開咬緊的牙關，用「可自行填空的虛構故事」去提醒彼此：我們是可以同在的，所以不必獨自面對這些難題。
我們可以讓別人填空他們自己相信的故事，進而改善彼此的關係。從「我想要拿那把不是愛心傘的傘」到原來那是有某個人的心意的「爸爸今天要加油喔！」的存有物。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與他人同在會是我們的生存目標了。
因為我們需要的就只是相處而已，這是一種超出語言文字範圍的智人情感。
儘管我在此篇心得始終在嘲弄好萊塢，但我想在接近尾聲的時候，為其平反一下。
畢竟，我們也不能抹滅好萊塢的價值與貢獻。
因此，以下是「很好萊塢」的假想情境：
X是一位相信厭男主義的賽車選手，Y是一位信奉仇女主義的婦產科醫師。
他們兩個人被迫共處同一台車子裡。
X開著車，風馳電掣地跑在一條通往遙遠鄉村，四周只有牛隻和羚羊在漫步的無邊界、無人煙筆直公路上。
會這麼急，是因為X的伴侶是一位懷孕將近九個月的民族學家；她突然在遙遠到不行的鄉村，感到一股劇烈又連續的陣痛，情況相當不妙。
什麼？你問我為什麼要一個人跑到這麼遠的地方？據我所知，這位民族學家打算在待產前做最後一次訪談跟田野調查。
嗯？你問我 X 和 Y 開的是什麼樣的跑車？
沒有啦，他們開的只是一輛偷來的救護車罷了。
喔對了，忘跟你說，其實他們並不孤單。後面有一輛又一輛警鈴大響的警車正在追逐他們。
你可以想見，他們兩個人在這個過程中會一同在醫院大鬧、一同背負毆打警員的罪名、一同上銬、一同從行進中的警車滾落而出、一同跑回醫院再被丟出來、一同躲進垃圾車裡溜進醫院偷車、一同把車撞開大門、一同在市區逃竄、一同翻山越嶺、一同涉溪被棕熊追、一同餐風露宿升營火、一同把救護車開下懸崖假裝自殺逃開警方⋯⋯
啊？你問我為什麼Y 要義無反顧地方幫X 解救另一伴？純粹是因為那是Y 的姊姊。
這整個故事的最大重點，其實不是XY 雙人組有沒有達到他們的「外在目標」——讓孕婦和胎兒都健康平安。
結局，可能是在過程中，XY 雙人組發現根本就趕不上，所以叫了另一輛救護車前往，然後外在目標就達成了；這也是一項劇情詭計，可以讓警方追錯車子。
又或者另一種結局，當XY 雙人組在黃昏之下，全身破敗骯髒地抵達遠到不行的鄉村時，他們看到村民們搭起營火，開始手拉著手辦起宴會、跳著舞，而那位民族學家在一旁坐著，愜意地啜飲甘蔗汁，一點異狀都沒有。
他們才知道這全部都只是這位民族學家的論文實驗：《兩個堅信不同謊言的人該如何相處？》
因此，整個故事最重要的焦點是，他們的「內在目標」——如何放下對彼此的成見。
我想這也是好萊塢的價值與貢獻，用娛樂的方式，來讓我們明白，我們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相處」。
我想起前述提及的：領導人是提供我們得以發揮小狗人假說的環境。
因此我覺得，領導人以外的人們，可以為彼此創造「實實在在的相處」的契機，就如同那位民族學家一樣——只是不見得一定要那麼地好萊塢就是了。
在這裡，我想重貼一下標籤：
台灣最美的風景將是，人們。
在創造「實實在在的相處」如此新現實主義的過程中，我們可能很大的機率會弄巧成拙、獲得別人的冷眼譏笑，或是質疑自己的良善，但是，只要我們強力拒絕「一旦我們做錯事情，我們一生就毀了」這種很生產力氛圍的反安慰劑，我們就有更多的機會去了解別人的歷史。
沒錯，相處就是能夠讓我們參與彼此的歷史，不再想把別人拉下神壇，也不再為了掩蓋自己不堪的過往，而屈從「誇耀自私」的文明。
我們因為參與彼此的歷史，便擁有更多的可能性去打造多重生活脈絡的社會。
【尾聲】
「看完這本書，我還是不相信人性本善啊。」朋友還給我書時，這麼跟我說。
「那是因為這本書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你相信人性本善啊！作者又不是孟子。」這大概是我向人說明的第一百零五次。
「那這本書的目的是什麼？」他問。
「告訴我們『為什麼我們要上歷史課？』，或是『為什麼人類要有歷史？』」我回答。
這便是《Humankind: a hopeful history》帶給我的最終震撼。
也許你對於歷史學的意義已經有獨一無二的看法了，但我仍想介紹兩個見解給你聽：一個是作者羅格布雷格曼的，另一個是我的。
我們可能會聽到這樣的答案：歷史會自己重複。
但這表示我們現在的社會問題，歷史已經給我們答案了嗎？
羅格布雷格曼曾說：「我不會說我是悲觀的，但也不會說我是樂觀的；樂觀有點像是在說：『反正⋯⋯事情會好轉的啦！』那種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所以我會說，那應該是充滿希望的，因為那代表著可能性，事情得以朝不同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只能這樣子呈現。」
哇喔，「事情得以朝不同的方向發展」，我喜歡這個歷史學詮釋；不過，我有個更感人的觀點：
體諒他人所相信的謊言。
而這就是我的夢想。
我一直在想，每個人的每段歷史，都是能夠幫助我們培養「知彼諒己，知己諒彼」的關係。
• 當你遇見一個厭男主義者或是仇女主義者時，你會懂得看見彼此關係的可能性，先去理解他們的個人歷史，明白是何故使他們肩負了這樣的謊言——如果你覺得這太尖銳的話，我可以為你換句話說，是什麼樣的環境，使得他們堅信了這樣的標籤、符號、虛構故事。
• 當你看到一個脖子上有一道血痕的小朋友，在面對班上同學及老師在嘲笑自己的阿嬤和自己的時候，你會放下整個社會對你施加的逞強期待，先去思考那位小朋友是深信了什麼樣的謊言、童話、神話，才始終告訴自己不許哭出來。
• 又或者，當你看到很多人即便已經是大屠殺時代的自責者與不甘心者的後代的後代的後代——也可能再後代——仍堅持要求整個社會道歉、給予正義的時候，你會停止嘲笑他們的愚昧，試著與他們相處，體諒他們賴以維生的謊言、標籤，並且以彼此都能融洽的方式，協助大家共建一個不冤冤相報又尊重歷史的現代社會。
• 你在遇見那名拿班費的青少年以及自責的總務股長之後，想要去理解他們各自所承受的虛構故事之餘，或許你還能夠去諒解「我們社會認為施加懲罰、訴諸負面標籤——比方毒品會毀了你的一生，結果成效依然不彰——或是排拒與會求救的人相處在一起，比『打造一個相信他人是善良的環境』還要低成本」這樣的謊言從何而來，並友善地提供新的故事讓大家一起來發想。
• 當你發現眾人都在談論如何消滅假新聞、假消息、後真相，其實是在模糊焦點的時候，你開始轉而去思考：「起碼那些人願意相信我們會相信他們。」於是你著手探討我們與他們各自虛構故事的共同點。最後，你面對他人執迷買iPhone、一定要遵守宗教規矩、不嘲笑別人全身起疹子、每天有要一杯星巴克、非得怎麼做紅燒獅子頭、怎麼辦喪禮等等時，你會停止有感而發的激罵，在他們的故事脈絡下，建立更良善的人際照護關係。
或許，我們最終的目的，便是希望能體諒自己所相信的謊言。
天啊我們可真忙碌呢！怎麼還會有時間為了鬧脾氣而針鋒相對？
我想起前述作者所講的：「我們本來就複雜。」
對此，我想重貼一下標籤：
我們本來就渴望有人能理解我們的苦衷和付出。
搞不好你也發現了，無論是「體諒他人所相信的謊言」、「薄皮理論」，還是「小狗人假說」，都是一句謊言、一張標籤、一則神話，只存在於我們的兩耳之間。
你沒有直接戳破，那我要感謝你的善良、你的體諒。
我以最近的一段對話作結：
有位朋友老是向我借充電線，我就養成了為他帶充電線的習慣了。
「你怎麼那麼怕手機沒電啊？」我問。
朋友回答：「怎麼？你不要用好像『我是為了要看Netflix 、滑開IG看有誰按我愛心才頻頻讓手機有電的人』那種眼神看我好不好？！」
「那不然是為了什麼？」我笑著把線拿給他。
「我當然是為了哪天有人在街上突然暈倒了，我可以衝過去幫忙大給救護車之類的來幫忙啊！或是，哪天我去銀行辦事情，突然有一群蒙面歹徒衝進來，把我們所有人都狹持了；這個時候我可以開啟直播，呼籲大家——當然也包含歹徒們——拿張椅子圍一圈坐下來，開始『在別人上班的地方團體心理治療——銀行實作』⋯⋯」他還擺出他發明的手勢。
「喂，不要偷我的梗好嗎？」我打斷他。
「欸讓我講完嘛！剛說到哪啦⋯⋯沒錯，銀行實作！怕大家尷尬又警察太快來——其實太快來也沒關係啦，只要銀行裡的椅子夠就好了，因為我也不好意思讓別人站著還是坐在地板上這樣參與活動——總之，我可以先自我介紹暖個場；如此也可以讓世界看到我們的人際照護，是如何將銀行搶劫導向更多可能的發展，而非淪為偏頗敘事，只能在記者會鞠躬、在靈堂下跪等。」他講得自信滿滿的樣子。
我認為我們所設想的每個故事，與其是說給自己聽的，倒不如說是為了有一天能與人分享。
無論我們在什麼樣的故事環境——女性主義、打擊貧窮、宗教慶典、男權運動，還是生態永續——我們最常遇到的，終究是人類了，不是嗎？
既然我們如此希望有人能聽聽我們所相信的故事，又有機會能與人相處，那何不在我們有緣共處的社會裡，待他們友善一點呢？
【補談】
之前有朋友說，我講的「反安慰劑」跟「新現實主義」，他們很不解，所以我再來試圖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
反安慰劑——
假設有一天你在銀行辦事情，突然有個蒙面的人拿著一把黑色、形狀看起來像是槍的東西衝進來狹持所有人。
你心想：
選項（A）我乖乖跟其他人一樣跪下來當人質，趁機報警還是按警鈴之類的，然後順便詛咒那個蒙面的人被關到死，浪費我的時間，因為再15分鐘電影就要開演了。
選項（B）我站起來開始自我介紹，開始自動把椅子排成一個圓圈，邀請大家——包含蒙面的人——入座，然後歡快地說：「讓我們來場團體心理治療吧！我們可以把那把看起來像槍的黑色物體當作發言指示物；就先由你（對著蒙面的人）來說說今天想完成什麼事情吧！搞不好我們之中的人可以幫你的忙呢。然後說完、大家掌聲完之後，再把那把看起來像槍的黑色物體傳給左手邊的人。」
在你的大腦電光一閃出現選項（B）的時候，你旋即駁回這種可能性，因為你會提出以下主張：
「到時候如果警察來了以為我是共犯，或是其他民眾不配合，蒙面的人抓狂起來亂殺人怎麼辦啊？不行不行，我得好好想想選項（C）才行，該死的這一切，電影只剩3分鐘了⋯⋯」
從選項（B）出來，被駁回，再提出你認為強而有力的主張，這個過程就是我心中所想的，最強反安慰劑。
新現實主義——
不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而是以故事還故事。
儘管我們知道重貼標籤的威力，但如果只用在自己身上，那還是走「腦中的喋喋不休」這條老路。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是，運用「故事」給彼此台階下。
上述的選項（B）中的「團體心理治療」即是一則故事，它讓我們——蒙面的人、銀行員、民眾，還有你自己——重新看待「看起來像是銀行搶劫」的這個「看起來像真實故事」的故事，以及使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能力讓這件事有更鼓舞人心的結果，而非只能在選項（A)裡「埋怨電影快開演了」、「詛咒做錯事情的人被關到死」如此「舊現實主義」。
故事之所以能讓對方有台階下，是因為我們喚起對方渴望與人同在、與人相處的人性潛力。
所以，有可能，在團體心理治療開始的時候，那位蒙面的人拿著那把看起來像槍的黑色物體，便說出：
「我今天想完成的事情是，拿到可以買一台電冰箱的現金而已，這樣我們家的食物就可以保存久一點了，然後小孩再也不用賭運氣看會不會拉肚子了⋯⋯」
這就是我心中所想的，新現實主義。
〔第二部分〕
－寫於2022.10.13
【事後諸葛時間】
我其實還在想，我們一直談論人性是否為善、是否為惡，或用各種大型小型心理實驗、社會實驗，來應驗我們的說法、想法、看法，到底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有，有好處。
我們就是喜歡在無意義中賦予詮釋、給定因果關係。
假設有個殺人魔被抓到了，接著大家——我是說大家，就會開始展開討論之旅，探究我們是如何養出這樣的人，有的人說是因為疝氣手術、正顎手術什麼之類的，有的人說是五楊高架道路的興建，更有的人說是出版業更新紙的材質的原因。
若有人說是哀鳳太貴、WiFi 連不上，我想我也不會感到驚訝的。
講到這，我最喜歡的學科就是歷史和數學。
因為一個是認清我們就是喜歡在無意義中賦予詮釋，另一個則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
我最近翻了翻我的筆記本 ，我看到了三個東西——或者你說洞悉——第一個來自《格拉斯醫生》：
「我們的靈魂痛恨中空。」
裡面說道：「我們都想要被愛，不被愛，寧可被崇拜；不被崇拜，寧可受人敬畏；不受敬畏，寧可遭人憎恨與輕蔑。我們不計任何代價，都想在他人心中攪起某種感受。我們的靈魂痛恨中空。它不計代價地渴望接觸。」
我不信，我真的不相信，你活到這把歲數，你從沒有與人意見想法不合的時候。
我更不信的是，在那樣的狀態下，你不會想證明自己是對的，而不做出迫切想要「在他人心中攪起某種感受」的行為舉止。
也許是你故意不跟對方打招呼、也許是對方高談闊論時你輕蔑又嘲諷般地一笑、又或者是你故意不指名道姓地說一件事情，但大家都知道是誰的時候、又或是你看到網路上別人的發言感覺好像冒犯到你，你便在底下留言嗆聲，等等等。
所以這樣就可以理出那些殺人魔成魔的肇因嗎？
我不知道。我真的知道的事，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不仿看看最後一句：
「它不計代價地渴望接觸。」
是啦，我們是不可能回到農業革命之前的社會了，但我們可以參考這句話，實際一點，來修正當代理所然。
再來第二個。
剛講到「實際一點」，對吧？
我的筆記本寫到王爾德講的：
「務實的構想不過是指現成的方案，或現有條件下可推動的計畫⋯⋯自古以來任何失敗的制度，都維繫於人性的穩定性，而忽略人性的成長與蛻變。」
我明白了，為什麼我們要一直假定什麼「人本怎樣惡怎樣善的」，因為那不過是我們渴望在無意義中尋求的一種憑藉、一種依靠、一項詮釋。
而我也好像懂了，為什麼我們要那些殺人魔置於死地、對他們往死裡打，不盡然是因為要洩憤報仇，而是我們不相信「人性的成長與蛻變」，我們就是斬釘截鐵地覺得他們天生然。不然放他們出來，會有更多的人受害欸。
是嗎？搞不好我還是不懂我們為什麼要這樣。
王爾德還提到，對他人痛苦的同理心，是最廉價的。
同理心的範圍很大，有幸福、有快樂、有健康、有成就、有活力等等的。
但我們台灣社會偏偏不，我們只選痛苦的同理心來操持，只因它最具有新聞價值？最有可能提高點閱率、瀏覽率、點擊率還是什麼其他鬼的可以讓你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算式？就因為可以從後台的演算法中找出更好的目標族群來投放廣告？
王爾德也說，同理心範圍越大，就越困難，因為要你放下自我。
還記得我們冀望在他人心中攪起某種感受嗎？這一切的一切，我們只是渴望他人能夠接觸我們嗎？
如果我們能開啟一種向對方幸福快樂的同理心的對話與社會營造規劃的話，那不就是我們整個社會引頸已久的喜樂與共襄盛舉嗎？
我們將不會拿物質的稀缺性與休假的稀缺性，來折磨彼此、考驗彼此的情緒底線。
我指的是，你的主管、你的同事部屬、你的校長教官老師、你的學生、你的鄰居、你的伴侶情人、你正值青春期的小孩、你的家長、你過年時會來的親戚、你家轉角那個超商店員⋯⋯
最後一個我寫的筆記是，克里斯多夫佛格勒說的：
「紛爭最終得以化解，完全是因為雙方可能意識到，所謂的極化（對立）只是毫無根據的誤會一場，表面上鬥爭的雙方，只要一開始好好溝通，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對立。」
毫無根據，是啊，又回到無意義了。
我們就是會把事物聯想在一起的物種，我們的想像力，可以讓我們建造金字塔、泰姬瑪哈陵、台北101，也可以把事情的起因視為疝氣手術、五楊高架，或是出版業的紙。
「好好溝通！簡志穎你說得倒是輕鬆！」朋友問。
在在證明我們需要他人，迫切地需要，更多更多的他人，不是為了傳宗接代、不是為了要有會走路的存錢筒、不是為了粉絲人數、按讚人數、也不是為了要挑戰馬爾薩斯的理論，更不是為了更多的選票。
而是在我們吵架的時候，可以體諒對立的兩造是各自相信什麼樣的謊言，以便提醒我們其實可以好好溝通的，更多更多的他人。
所以我，簡志穎，的目標是，為他人建造樓梯。
「樓梯？你在鬼扯什麼？」朋友覺得我最後是來亂的。
比起《麥田捕手》裡的捕手，我願成為建造他人紛爭裡的樓梯師傅。
讓他們有台階可以下，不必再遭整個社群打落水狗。
可以在台下同理對方的成就、幸福、快樂，還有健康。
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在台下的無意義中找到新的詮釋，而不再屈從各種現成的解釋和說法。
－完
但不會是最後一個完，若十年後、二十年後，我又再寫一則「事後諸葛」，我也不會感到意外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就是相信人性的成長與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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