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偶拾】作為台灣人，你應該要知道，二戰初期的法國，為何不戰而降？

二戰初期，納粹德國以所謂的「閃電戰」(Lightning War)，在西歐戰場取得驚人的勝利。

繼波蘭、丹麥，與荷比盧陸續淪陷之後，希特勒成功避開英法聯軍對東邊的軍事佈署，突破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進入法國。1940年6月14日，德軍直取巴黎，法國僅短短39日就全境陷落，期間並未有任何抵抗。

淪陷後的法國，由一戰英雄貝當元帥(Philippe Pétain)，與德義簽署停戰協定，並將中央政府的所在地，遷往中部的溫泉度假勝地維琪(Vichy)，成立專制政體的「法蘭西國」(État français，1940-1944)，取代普法戰後所成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根據停戰協定，法境(不包括殖民地)被劃分成「佔領區」與「非佔領區」，前者由德軍直接統治，佔全法五分之三的領土；後者則為不包括大西洋沿岸的法國南半部，名義上由維琪政府統治；此外，東南部的阿爾卑斯山區，則改由義大利管轄。

二戰期間，維琪政府成為軸心陣營的戰爭協力(wartime collaboration)政權。那麼，問題來了，當時的法國，為何不戰而降？

記者出身的英國作家萊丁(Alan Riding)，以十多章的篇幅所架構而成的專書《盛會不歇》(And the Show Went On : Cultural Life in Nazi-Occupied Paris)，講述了維琪法國時代，即使在納粹統治下，仍然舞照跳，戲照看，藝文與消費活動與戰前不遑多讓的巴黎城市生活，細緻且複雜的多角面向。萊丁在書裡曾略為提及，當年法國不戰而降，所牽涉錯綜的政經問題，與思想文化理路。

普法戰後，以抵制拿破崙三世稱帝的中央集權體制，所建構的第三共和憲政，與民主議會的模式，由法國的下議院決定總理的人選，而總統的權力則為之弱化。且內閣經常由多黨聯合組成，執政團隊內部經常為了掌控主導權而爭吵不休。戰間期的法國，在二十多年間，就經歷了34次的內閣更迭，少有內閣能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即便由民主選舉所產生的政府，也難以正常運作。

短命的執政內閣，也使法國在一戰後的經濟重建工作，與因應1930年代，被全球大蕭條所波及的經濟困境，更加無力與悲劇，比其他歐洲國家，法國持續了更長的不景氣狀態。1936年，法國政府決定放手一搏，採取無限制的法郎寬鬆政策，但工業生產力卻不升反降，甚至加劇通膨。錯誤的財政，加劇了法國社會與經濟的動盪不安，重整軍備的腳步也落後於其他國家。

而法國在一戰後的低生育率，與大量接納波蘭、義大利、西班牙、希臘等外國人口移入，是同時期接受移民最多的歐洲國家，尤其是猶太裔的移民，高密度的擠居於巴黎東邊的城區，對法國的保守派而言，格外刺目，排外的偏見更形升高。

進一步的從思想文化層面來看，一戰後法國面臨的困境，更危及法國人原本對政治思想原創性的自豪感，也就是民主的信念。內閣的更替頻繁，權力的真空狀態，助長了激進分子的活躍，他們相信，只有激進的新政權，才能引領法國脫困。民主，對法國人而言，只是眾多的選項之一，而且是最沒有吸引力的選項，反倒是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反猶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等激進的意識形態，相互爭鳴。

像是極右翼團體毆打左派份子、襲擊猶太人的情事屢見不鮮；拉丁區的索邦大學，多數學生憧憬墨索里尼統治的義大利，支持法西斯主義；大學院校不是已被右派掌握，且公開反猶，就是學院裡存在左右派的鬥爭，與共黨組織的操控。

時代並不溫柔，當時自詡進步的青年，都必須在激進的激進意識形態之間做出抉擇。像是戰後打著左派社會主義的旗號，成為法國總統的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6)，就曾投入極右派團體發動的陳抗示威；藝術家和作家，受到來自莫斯科和柏林意識形態風潮所鼓動，普遍抱持應該在相互敵對的陣營擇一加入，試圖佔有一席之地。

當時法國的報章雜誌，也是各種思想與政治立場搶麥的言論空間。親俄或親德的報刊，背後多有柏林與莫斯科當局下指導棋，透過KOL的聲量，試圖影響法國人的政治態度，也就是現今所謂的「認知作戰」；當然也有立場支持內閣，作為執政喉舌的媒體。由各種政治光譜所組成既複雜又脆弱的聯合內閣，經常在施政上無法達成共識，將意識形態的鬥爭，擺在最前面。

極端意識形態的激流之外，一戰的殺戮，慘烈的戰爭記憶，也讓法國知識界與政壇，瀰漫一股和平主義的氣息。

1935年，法國對墨索里尼對衣索比亞的侵略，毫無譴責；次年，希特勒違反凡爾賽合約，進入萊茵不設防區，兩年後，德奧合併，法方也毫無作為。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也被德國併吞，巴黎的輿論仍普遍抱持，希特勒是可以被安撫的信念。

1939年，巴黎仍盛大舉辦艾菲爾鐵塔開業五十周年慶祝活動，夜總會照推新節目，劇院、影院依舊滿席，化裝舞會也依然奢華。

閣僚間的意識形態之爭，與全法瀰漫和平主義的氣氛，使政府面對戰爭的陰影迫近，既無意識，也無法整頓軍備。一位年輕的坦克司令官，他是戰後也擔任過總統的戴高樂(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曾疾呼政府新設陸軍裝甲師，但是孤掌難鳴。

當德蘇簽完互不侵犯條約，希特勒大舉入侵波蘭之後，法國政府這才驚訝到掉了下巴，終於跟進英國的腳步對德宣戰，開始進行動員。孩童從都會區疏散至鄉間；人民爭相搶買防毒面具；地鐵站已準備作為防空避難所；影劇等表演場所暫時關閉。

雖然政府開始下令解散共產黨，並監控法境內的外籍共黨成員，但是並未限制法西斯團體的活動，甚至對親德立場的報導也未有動作。德法交戰已無可避免，法國人卻極度自欺，選擇相信官方聲稱法軍戰力無虞的說法。

波蘭的淪陷，使法國稍微拉緊動員與備戰之弓弦，卻因雙方交戰之初，未有發生大規模衝突，也就是所謂的「假戰」(Phoney War)，而走向鬆懈。巴黎社會又逐漸恢復璀璨富麗的藝文娛樂生活，絲毫看不出有應戰的準備。

被動員至前線，擔任氣象兵的哲學家沙特(Jean-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1905-1980)，曾說過：

知識人普遍沒有戰爭的危機意識，認為英法聯軍，戰無不勝，德國才不會突破馬奇諾防線入侵，還會因自身的經濟問題而崩潰，且英法有事，美國遲早會參戰，蘇俄也不會袖手旁觀。

當希特勒以閃電戰橫掃西歐，法軍的防禦迅速土崩瓦解，戰鬥力遠不如普法戰爭與一戰時期。左派作家紀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當時正在北非旅行，對法國的淪陷失望透頂，曾在日記裡靠北，法國人有許多迷人的優點，但也蠢到無可救藥，輕率大意、安於現狀與散漫怠惰，讓法國付出慘痛的代價。

出任維琪政府總理一職的貝當，向全法人民發表電台演說，解釋德法停戰協定的簽署的意義：

他語重心長地暗示，國家的失敗，其實就是法國人自業自得的結果。二戰期間成為納粹協力的維琪政權，是法國歷史上的恥辱與傷痛，所謂的「維琪政府症候群」(Le syndrome de Vichy)，一直是二戰後的法國，難以面對的戰爭記憶。

如果，台灣面臨敵國的威脅，戰爭陰影從來沒有遠離過，但國內一直在出征誰是側翼、黑道、政二代、產業赴美設廠是掏空台灣，但西進中國則是放眼世界。新聞台與報紙，不是仙貝就是重工，都在為某種意識形態塗抹脂粉；而網路的認知作戰，拉黑真相又弄假成真，也很少被民眾當一回事，然後呢？

歷史常常以驚人且相似面貌再現，但是，台灣應該不會有維琪這樣的政權，而是不會再有任何獨立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