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代表日本後現代批評的經典著作自成書以來,
受到極高的評價,隨著各國版本的陸續問世,
在國際上產生廣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來說,一件事物的「起源」變得清晰可見,通常是它走近終點的時候。1970年代後半寫完《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初稿時,我也曾感覺到「日本近代文學的終結」;但那同時是一種預感—或許會有其他的文學抬頭,取代舊有的文學。事實上在1980年代,文學家們的確採用過去被近代文學排除的種種形式,寫下了許多小說。
我之所以在本書的一開頭提到夏目漱石的文學理論,是因為我在其中,看到他對近代小說觀念的根本質疑。當然,漱石的理論並非否定近代而推崇前近代。他所做的,是發掘遭到近代寫實主義小說排除的、近代的可能性。漱石試圖恢復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與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那種「文藝復興文學」的可能性。他和正岡子規一起開創的「寫生文」,可以說就是日本版的「文藝復興文學」。寫生文源自俳諧,指的是—舉例來說—《我是貓》那樣的作品。
實際上,1980年代的日本文學的確發生了某種文藝復興。在這個意義下,可以說我之所以能發現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正因為它實質上瀕臨終點。但是當時我為那新的可能性雀躍不已,並沒有深刻思考這件事。不料現實與我的預期相反。進入1990年代後,隨著蘇聯的解體與全球化世界資本主義的瀰漫,文學不但沒有獲得新的力量,更急速地衰退,開始失去對社會的影響。「近代文學的終結」完全照著字面的意義發生了。而且,那不是日本一個地方的現象。
●漱石放棄了「文學論」的計劃,開始寫作小說。不過,他並沒有從他在「文學論」裡所遭遇到的問題解放出來。事實正好相反。漱石的創作顯示出,他在「文學論」中想要探討的,不僅是理論的問題,而是與他自己的自我認同(identity)息息相關。舉例來說,就像在《道草》中所寫的,漱石在幼年被送到別的家庭當養子,到某個年紀以前,一直以為養父母是自己親生的父母。他是偶然「被重組」後的結果。對漱石來說,親子關係絕不是自然的,而是一種可重組的結構。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血統(identity)感到滿意,只不過是對存於其中的、殘酷的惡作劇視而不見而已。然而漱石的疑問是:即便如此,為什麼自己在這裡,而不是在別的地方?因為一切都已經成為不可重組的事物,已然存在。
他的創作活動,恐怕就建立在這樣的疑問之上。並不是他厭倦了理論而轉向創作,而是他的創作本身,就衍生自他的理論。那是因為,漱石是一個真正從事理論思考的人。換句話說,他思考的目的並不是要建構「文學的理論」。夏目漱石這個人,除了進行理論思考—也就是和「文學」保持距離—以外,別無其他存在的方式。
●本書裡,探討了國木田獨步的短篇小說《無法忘記的人們》。所謂「無法忘記」的意思,並不是「因為重要所以無法忘記」,也不是「不應該忘記」。國木田所指的,是那些明明忘了也無所謂、根本無關緊要,卻忘不了的人、事、物。從前人們描繪的風景,是那些不可忘記的名勝古蹟;而國木田的「風景」,則是透過具有諷刺意味的價値顛倒而看到的。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抱持這種自我意識的作家?後來我才明白,那和甲午戰爭有深刻的關聯。在這個意義下,國木田獨步的文學,可以說是「戰後文學」。甲午戰爭時他是一位活躍的戰地記者,年紀輕輕就成為矚目的焦點。但是,戰後他卻找不到値得做的事,陷入虛脫的狀態,於是有了移居北海道的想法。國木田發現「風景」,就是在北海道的土地上。在這個意義下,「風景」是在1980年代後半出現的;換句話說,那是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走向帝國主義的階段。
不僅如此。國木田獨步的例子還顯示,日本的近代文學與殖民地主義息息相關。國木田所踏足的北海道,是日本最早的殖民地。從前除了最南端以外,居住在北海道的只有愛努人。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開始侵入這些地區。甲午戰爭結束,明治日本佔領台灣,更進一步侵略韓國。琉球確定被劃為日本領土,也是甲午戰爭的結果。而這一連串殖民地主義政策的發端,就是對北海道的殖民。當然,國木田並不是帝國主義者。他是一位纖細、內向、嘲諷的作家。但是,他的內面性來自對政治現實的否認。我們可以說,「日本近代文學」根本上就來自這樣的內面性。
●柳田國男的民俗學,是從下述的假說開始的:古代日本的先住民受到入侵的稻作農民與國家驅趕,逃遁到山裡生活。他們的後代如今仍然存在,就是所謂的「山人」。柳田的民俗學所探求的,就是這樣的山人。他的作品如《遠野物語》、《山的人生》等,就來自這樣的探求;而它們深深地吸引了魯迅等人。然而,柳田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想法,是因為甲午戰爭之後,知道了台灣原住民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下,想要探尋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台灣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不應以某時代、某個人的特性為根據所成立的某某主義,來區別作品,而應該採取古今東西皆適用的方式,脫離作家與時代,以僅顯現於作品之上的特性,來區別作品。既然要脫離時代、脫離作家、僅以顯現於作品之上的特性來觀看,那麼除了透過作品的形式與標題來分辨,別無他法。
●實際上在人類社會中傳染蔓延的結核病,是極為悲慘的東西。但是這裡所說的「結核」成為一種「意義」,不但和現實中的結核病天差地遠,更反轉了它本 來的面貌。結核—或者更廣泛地說,疾病—成為一種蘊含價值顛覆的「意義」。從前的日本,沒發生過這種事;那是猶太·基督宗教傳統下特有的現象。關於這一點,稍後我們還會討論。的確,結核病在西方的神話化,是到了近代才發生的,但它的根源相當深遠。
比方,桑塔格這樣說:
到了18世紀,當移動(社會的、地理的)有了新的可能,價值與地位不再是天生被賦予的,而是每個人應該自己爭取的東西。人們透過對服裝的 新觀點(流行),以及對疾病的新態度,表達這樣的主張。服裝(從外在裝飾身體的衣著)與疾病 (身體內部的裝飾品之一),成為看待自我新態度的比喻。(《疾病的隱喻》)
我們可以說,《不如歸》所散佈的,首先就是這樣的時尚與裝飾。浪子是陸軍中將、子爵的長女,川島武男本身是海軍少尉、男爵,這樣的設定賦予了他們貴族的形象。而逗子這個地方,則因為西歐式的療養院而出名。讓「七里濱事件」中的教師著迷的不是別的,就是這樣的形象。後來,罹患結核病的小說家崛辰雄,就是以這個方式將輕井澤塑造成著名勝地的吧。無論如何,結核病之所以「神話化」,並非因為現實中有大量的患者,而是因為「文學」 蔓延開來的不是結核病的事實,而是結核病的「意義」。
●有兩件事已經非常明白。第一,近代以前的文學之所以讓我們感覺沒有「深度」,只不過是因為它沒有讓我們感受到「深度」的配置。第二,文學的價值,完全不應該由這種透視法的配置來決定。「文學史」的主流 思想認為,「內在的深化」與其表現決定了文學的價值。然而,文學並沒有任何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
●1970年代中期,日本文學明顯地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我在思考日本近代文學起源的時候,完全沒考慮到同時代的日本文學;然而當我回到日本,開始從事文藝時評(這些文章收錄於《反文學論》一書)時,發現近代文學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特徵之一,就是對「內面性」的否定。過去只要說到文學,就給人一面倒的印象—陰暗、混濁、泥濘不堪、情欲橫流的內面。而這個時期的文學,抹除了這樣的意象。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語言」獲得了解放,不再背負意義與內面性。因為「風景的發現」而被排除的事物,得到平反; 語言遊戲、嘲謔模仿、引用,還有故事—換句話說,所有遭到近代文學驅逐的領域,都開始歸隊。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日本當代理論批評家、思想家、哲學家,及文學評論家,研究主題跨越文學、經濟、歷史、政治、哲學等多元領域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
~《定本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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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慧淑(Su)】
譯者/作家/旅人,
日文翻譯、口譯及寫作經歷超過20年。
透過自遊與工作之便環遊世界三大洋五大洲,
總計造訪過40國n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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