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代表日本後現代批評的經典著作自成書以來，
受到極高的評價，隨著各國版本的陸續問世，
在國際上產生廣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來說，一件事物的「起源」變得清晰可見，通常是它走近終點的時候。1970年代後半寫完《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初稿時，我也曾感覺到「日本近代文學的終結」；但那同時是一種預感—或許會有其他的文學抬頭，取代舊有的文學。事實上在1980年代，文學家們的確採用過去被近代文學排除的種種形式，寫下了許多小說。
我之所以在本書的一開頭提到夏目漱石的文學理論，是因為我在其中，看到他對近代小說觀念的根本質疑。當然，漱石的理論並非否定近代而推崇前近代。他所做的，是發掘遭到近代寫實主義小說排除的、近代的可能性。漱石試圖恢復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與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那種「文藝復興文學」的可能性。他和正岡子規一起開創的「寫生文」，可以說就是日本版的「文藝復興文學」。寫生文源自俳諧，指的是—舉例來說—《我是貓》那樣的作品。
實際上，1980年代的日本文學的確發生了某種文藝復興。在這個意義下，可以說我之所以能發現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正因為它實質上瀕臨終點。但是當時我為那新的可能性雀躍不已，並沒有深刻思考這件事。不料現實與我的預期相反。進入1990年代後，隨著蘇聯的解體與全球化世界資本主義的瀰漫，文學不但沒有獲得新的力量，更急速地衰退，開始失去對社會的影響。「近代文學的終結」完全照著字面的意義發生了。而且，那不是日本一個地方的現象。●漱石放棄了「文學論」的計劃，開始寫作小說。不過，他並沒有從他在「文學論」裡所遭遇到的問題解放出來。事實正好相反。漱石的創作顯示出，他在「文學論」中想要探討的，不僅是理論的問題，而是與他自己的自我認同（identity）息息相關。舉例來說，就像在《道草》中所寫的，漱石在幼年被送到別的家庭當養子，到某個年紀以前，一直以為養父母是自己親生的父母。他是偶然「被重組」後的結果。對漱石來說，親子關係絕不是自然的，而是一種可重組的結構。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血統（identity）感到滿意，只不過是對存於其中的、殘酷的惡作劇視而不見而已。然而漱石的疑問是：即便如此，為什麼自己在這裡，而不是在別的地方？因為一切都已經成為不可重組的事物，已然存在。
他的創作活動，恐怕就建立在這樣的疑問之上。並不是他厭倦了理論而轉向創作，而是他的創作本身，就衍生自他的理論。那是因為，漱石是一個真正從事理論思考的人。換句話說，他思考的目的並不是要建構「文學的理論」。夏目漱石這個人，除了進行理論思考—也就是和「文學」保持距離—以外，別無其他存在的方式。
●本書裡，探討了國木田獨步的短篇小說《無法忘記的人們》。所謂「無法忘記」的意思，並不是「因為重要所以無法忘記」，也不是「不應該忘記」。國木田所指的，是那些明明忘了也無所謂、根本無關緊要，卻忘不了的人、事、物。從前人們描繪的風景，是那些不可忘記的名勝古蹟；而國木田的「風景」，則是透過具有諷刺意味的價値顛倒而看到的。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抱持這種自我意識的作家？後來我才明白，那和甲午戰爭有深刻的關聯。在這個意義下，國木田獨步的文學，可以說是「戰後文學」。甲午戰爭時他是一位活躍的戰地記者，年紀輕輕就成為矚目的焦點。但是，戰後他卻找不到値得做的事，陷入虛脫的狀態，於是有了移居北海道的想法。國木田發現「風景」，就是在北海道的土地上。在這個意義下，「風景」是在1980年代後半出現的；換句話說，那是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走向帝國主義的階段。
不僅如此。國木田獨步的例子還顯示，日本的近代文學與殖民地主義息息相關。國木田所踏足的北海道，是日本最早的殖民地。從前除了最南端以外，居住在北海道的只有愛努人。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開始侵入這些地區。甲午戰爭結束，明治日本佔領台灣，更進一步侵略韓國。琉球確定被劃為日本領土，也是甲午戰爭的結果。而這一連串殖民地主義政策的發端，就是對北海道的殖民。當然，國木田並不是帝國主義者。他是一位纖細、內向、嘲諷的作家。但是，他的內面性來自對政治現實的否認。我們可以說，「日本近代文學」根本上就來自這樣的內面性。
●柳田國男的民俗學，是從下述的假說開始的：古代日本的先住民受到入侵的稻作農民與國家驅趕，逃遁到山裡生活。他們的後代如今仍然存在，就是所謂的「山人」。柳田的民俗學所探求的，就是這樣的山人。他的作品如《遠野物語》、《山的人生》等，就來自這樣的探求；而它們深深地吸引了魯迅等人。然而，柳田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想法，是因為甲午戰爭之後，知道了台灣原住民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下，想要探尋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台灣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不應以某時代、某個人的特性為根據所成立的某某主義，來區別作品，而應該採取古今東西皆適用的方式，脫離作家與時代，以僅顯現於作品之上的特性，來區別作品。既然要脫離時代、脫離作家、僅以顯現於作品之上的特性來觀看，那麼除了透過作品的形式與標題來分辨，別無他法。
●實際上在人類社會中傳染蔓延的結核病，是極為悲慘的東西。但是這裡所說的「結核」成為一種「意義」，不但和現實中的結核病天差地遠，更反轉了它本 來的面貌。結核—或者更廣泛地說，疾病—成為一種蘊含價值顛覆的「意義」。從前的日本，沒發生過這種事;那是猶太·基督宗教傳統下特有的現象。關於這一點，稍後我們還會討論。的確，結核病在西方的神話化，是到了近代才發生的，但它的根源相當深遠。
比方，桑塔格這樣說:
到了18世紀，當移動(社會的、地理的)有了新的可能，價值與地位不再是天生被賦予的，而是每個人應該自己爭取的東西。人們透過對服裝的 新觀點(流行)，以及對疾病的新態度，表達這樣的主張。服裝(從外在裝飾身體的衣著)與疾病 (身體內部的裝飾品之一)，成為看待自我新態度的比喻。(《疾病的隱喻》)
我們可以說，《不如歸》所散佈的，首先就是這樣的時尚與裝飾。浪子是陸軍中將、子爵的長女，川島武男本身是海軍少尉、男爵，這樣的設定賦予了他們貴族的形象。而逗子這個地方，則因為西歐式的療養院而出名。讓「七里濱事件」中的教師著迷的不是別的，就是這樣的形象。後來，罹患結核病的小說家崛辰雄，就是以這個方式將輕井澤塑造成著名勝地的吧。無論如何，結核病之所以「神話化」，並非因為現實中有大量的患者，而是因為「文學」 蔓延開來的不是結核病的事實，而是結核病的「意義」。
●有兩件事已經非常明白。第一，近代以前的文學之所以讓我們感覺沒有「深度」，只不過是因為它沒有讓我們感受到「深度」的配置。第二，文學的價值，完全不應該由這種透視法的配置來決定。「文學史」的主流 思想認為，「內在的深化」與其表現決定了文學的價值。然而，文學並沒有任何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
●1970年代中期，日本文學明顯地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我在思考日本近代文學起源的時候，完全沒考慮到同時代的日本文學;然而當我回到日本，開始從事文藝時評(這些文章收錄於《反文學論》一書)時，發現近代文學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特徵之一，就是對「內面性」的否定。過去只要說到文學，就給人一面倒的印象—陰暗、混濁、泥濘不堪、情欲橫流的內面。而這個時期的文學，抹除了這樣的意象。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語言」獲得了解放，不再背負意義與內面性。因為「風景的發現」而被排除的事物，得到平反; 語言遊戲、嘲謔模仿、引用，還有故事—換句話說，所有遭到近代文學驅逐的領域，都開始歸隊。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日本當代理論批評家、思想家、哲學家，及文學評論家，研究主題跨越文學、經濟、歷史、政治、哲學等多元領域
~《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
~《定本 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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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慧淑（Su）】
譯者／作家／旅人，
日文翻譯、口譯及寫作經歷超過20年。
透過自遊與工作之便環遊世界三大洋五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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