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將近七年才把藥單上密密麻麻的藥物種類縮短成如今僅存的單一條列。
我走進醫院同一扇門坐在了同一個座位，醫生問我藥量減少是否有為日子帶來不便，我說不會、備用的藥我一顆都沒有將它拿出藥盒之外，他看著我，告訴我接下來可以試試看只擁有一種藥的狀態，我說好。
：「一天一顆，視情況半顆。」櫃檯人員伸手將藥物裝進袋子，我接過他手上那包寫著我姓名、出生年月日的物品，第一次感覺走出醫院的腳步很輕。
我的病源於性格的突出與凹陷。
身為家中三個孩子的中間者，姐姐擁有第一個出生的特別，妹妹也有最後降臨的欣慰，爸爸媽媽並沒有對我們有所偏袒，只是我卻莫名感到透明，一種油然自心底蕩漾暈散的自卑感從小就把我握得特別用力。於是我從此認定自己得很努力、很努力去證明我的存在也有價值意義。
我得考試考高分、我必須乖巧懂事、我需要多才多藝，我急迫想將聰明、優秀、大方活潑等各樣可以豎著大拇指的標籤透過各種方式貼在我的名字旁邊，我要透過這些外在的加冕向父母「請示」我是值得他們驕傲的孩子。那時候爸媽總說我很獨立，他們說我最不需要他們操心，於是我便從此堅信：這就是我的使命。
那是我唯一貌似早熟的表徵，一直到滿18歲那年升上大學，我才發現那份我總是引以為傲的「早熟」，其實是一片隨時可能剝落的牆漆。它看起來平整乾凈，安靜地與牆面合而為一，卻是隨便一點震動都能裂出碎痕的玻璃。逞強的早熟面具背後，始終都是過分晚熟的自我迷航，外面的世界是如此輕而易舉就能摔破我的心臟，我很晚才看清。
森林裡有一棵樹倒下，倘若沒有人見證或指認，那片森林就依然是原本的那片森林，沒有誰會聽見一棵樹跌倒的聲音。沒有誰會注意。
我的好強與張揚在過去12年的求學經驗裡頂多剝奪了我的人際關係，我總是過於賣力討好，以為把自己對折成他人期待的形狀就能被放在心上、被記得、被珍藏，然而「適得其反」卻也為此給了我好幾次耳光。
當時的我並不曉得，所有不純熟的討好都只是徒增了刻意與突兀，人們因此總是無法將我的臉龐看清楚。然而在課業的這條船上，我的用力卻恰巧把我推上了更好的名次，它們沒有背離我的去向，反倒順風隨浪，將我帶到更遠的遠方。
可大學不一樣。
當所有你的同儕都來自和你差不多的學習成績，你唯獨能與其分辨的只剩下彼此各異的交友、生活能力，可我卻在這片荒蕪裡，找不到任何可以棲息的歸依。
有些人開始以好奇為名在網路上揣測我的社群模樣，帶著一絲惡趣，他們熱衷於匿名議論我的所有動向，像是他們都特別了解我抑或像是我特別不被接受，一天、一週、一個月、一年，我成了空蕩原野裡獵人們唯一可以瞄準的標的物，是茶餘飯後最佳的八卦人物，是頁面討論最大篇幅的姓名，一點點看熱鬧、一部分冷嘲、再更多的聽說與比較，反正一句話、一個字也就是一句話、一個字而已。藏在只有性別區分的平台裡，這些「舉手之勞」對他們而言完全雲淡風輕。
沒有人會走心。沒有人該走心。
他們說，成熟的人不會因此備受打擊。
我想，正是那時候開始，我骨子裡的扭曲與病狀便急速擴張至我再也無法自我修復的模樣。滿地狼藉的心思，議論紛紛的耳語，我於是變得害怕人群，害怕見到房間門外的空氣，害怕被人注視，害怕有人呼喊我的名字。彷彿任何動盪的風雨，都帶著惡意吹向我的眼睛，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精疲力盡。
我逐漸倒地不起。
我吃藥、我就診、我住院、我休學、我諮商、我換藥、我搬家、我復學、我曠課、我請假、我開始聽見未知的聲音縈繞不息，我失去了所有能夠快樂的自覺，也忘記了日子美好的語言，剩下那些日復一日的失眠、焦慮、恐慌、哭泣以及愈來愈無法自理的生活作息堆滿我的世界。
「我想結束這場遊戲。」我對著媽媽說，她沒有看我的眼睛，但她聽得懂我指的是活著的這件事情。
我聽見她哽咽，然後是哭泣，
她說：「可是我當時真的好努力、好努力才把妳生下來的。」我沉默不語。
人們都說時間會治癒一切，而時間的確帶走了那些令人無助的指指點點，新鮮的話題滋生，舊時的我已然「乏善可陳」，本以為傷口便會隨之慢慢縫合，畢竟再也沒有過多的眼睛會注意你了，過去屬於你的嘲弄也轉嫁到別的事物身上，可我卻從此成了路邊的一只破酒瓶，裡面再也盛裝不住任何喜怒哀樂的情緒。
世界變得太快，我躺在悲傷裡、坐立難安。
心理學家談的情緒舒適圈有過這麼一種剖析，當我們習慣了自怨自艾，便會對於「非自怨自艾」的情緒感到陌生而抗拒，我們心安理得接收所有苦痛和難受，因為它們是我們的大腦確切感知且特別熟悉的部分。我們總會聽到那些病了的人說自己是活該的、自己是不值得被愛的等等，那是由於在他們（或是當時的我）眼中，失去是常態、獲得反而使其如履薄冰一般。
所有快樂的發生必定藏著更大的悲哀在後頭，所有的幸福都是倚靠疼痛去等價交換來的，那時候的我，無論天黑白日、我永遠都只看得見迷霧，我住進了自己搭建的舒適圈裡，受傷會感到心安、笑起來反而覺得內疚又奇怪。就這麼亦死亦活地穿過了好幾度四季。
後來的近兩年裡，我慢慢把目光從深淵的黑移至外邊的彩色，我才發現原來在別人的眼睛裡面，有些孔洞的毛骨悚然是只有那時候的自己能觸摸到的。這將近七年的時間軸線緩緩將我遷離了從前，彼端掩埋了很多此刻我看來相對不知所云、充滿血跡的印記，一些文字、一些秘密、一些觸目驚心，我遙望傷口撕裂開的另一端，我知道那裡有一個她所處的歲月沒有顏色、沒有光進入眼簾，她的清醒與沉睡都生活在疼痛裡面。
而我現在已走到了門外邊。
我是她不曾想像過的遇見，她卻是我一生都感恩的昨天。
從此我感覺自己更想好好愛這個世界。
距離那塊裂口愈來愈遠以後，我看見的世界也日益豐滿而廣闊。
前年（2020）年末的冬天，我將手機相簿裡曾經拍下的畫面剪貼，為它們背後的故事寫下屬於它們的註解，一有時間就坐在電腦前，我用滑鼠一點一點把這些路途的痕跡拼拼黏黏，我把它們做成手帳本子印刷出來分送出去。
彷彿我的傷口也一點一點地被折進書頁裡，成了靜默的形體，不再流出血液。
我從未覺得那個她是見不得人、需要被抹滅掉的痕跡，相反，我反而認為她正是教會我明白珍惜與活著的貴人，是我千載難逢的幸運。如同影子的尾隨來自我們面朝向陽的光線，灑落的溫暖也因我們本體「貨真價實的存在」而勾勒出了陰暗，它們永遠相輔相成、互相佐證。
而我何其有幸能觸摸過深淵的肌膚，是因為她、我才能如此好好地活著。
廖醫生在去年年末的時候跟我說明年（也就是今年）希望「我們」可以一起把藥量降到最低，他出現在我最徬徨黑暗的時刻，出現在那個我分分秒秒都在嘗試如何將自己呼吸中斷的、那個時刻。
我試過電線、試過刀刃、試過藥物、試過爬上沒有人去的天臺，可總是半途而廢屢屢挫敗。那是2019年11月的秋天，我用耳機線、橡皮筋和強力膠帶死命地纏繞在頸部，並且在此行為以前吞下過量的管制藥品。
爸媽在上班期間接獲了醫院急診室的來電，他們連忙請假驅車趕來我的這一座城市，沒有誰缺席。當時我就坐在小小的暗房裡，面對精神科醫師的任何提問組織不來完整的言語，他們來的時候沒有說太多話，拿了水和外套給我，爸爸站在我旁邊，媽媽蹲下來與我齊平，然後他們說：「先回家吧。」
我的手腕綁著急診的條單，恍恍惚惚地回到了台中。
父母請了一整個禮拜的假，他們試圖陪我跟我說話，但我抗拒走出房門之外，也排斥任何人跟我交談，我只是不斷哭、不斷哭，全身彷彿沒有骨頭一般攤陷進床榻裡。廖醫生就是在這樣的時間點，走進了我的世界。
他說我討厭出去沒關係，他可以走進來。他沒有問我很多問題，只是跟我說我們或許可以一起找方法面對難關。
「妳那麼害怕活下去，也許是因為妳太想好好活下去了。」
那一個他離開後的晚上，是我2019年後半裡唯一沒有噩夢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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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望向過去那陌生卻殘有餘溫的路程，不曉得那時候親愛的爸媽是抱持什麼樣的心情南下趕到我身邊，他們一定感到特別無助吧，在接起醫院電話的那一刻。
像是墜落到谷底以後，你反而有了地面支撐可以重新站起來，我自此便再也沒有渴望過離開。隨著這幾年的諮商與自我和談，如今竟然已經可以坦然將這些曾經割傷我的故事逐字細述寫了下來，如同當初我決定製作手帳本子的心情，我想在今年的冬天裡，好好放下這一整趟屬於往事的旅行。
我要把昔日的悲傷一併滯留在這裡了，在24歲的最後一個12月。
讓自己在與今年道別前，可以安然地、輕輕地擦乾這些泛黃的眼淚。
我有我該前往的時光，
它們也有它們該駐足的地方，
只是我們不再相約一起去看未來的夕陽了。
我終於願意讓心底那愛哭的孩子獨自沉沉睡去。
童年的逞強、青春的迷惘，直至這再也不是時間最寵溺的年紀，我才終於明白自己為何活著的決定。無關好勝、無關藥劑、無關誰的厚望寄予，單純是我認為生活有趣於是想好好呼吸、好好走下去。
———好好活下去。
拿著只有一行藥名的收據，我站在醫院門口看見爸媽開著家裡的車自對街回轉，拉開車門上了車，我挪移身體坐到了習慣的左後座位置將額頭斜倚著窗面，我閉起眼睛，喃喃自語地對他們說：「謝謝你們如此努力地把我生了下來，我覺得現在的人生很愉快。」
他們趁著紅燈時回頭看了我，我感覺得到他們的視線停留。
「我們也很開心。」媽媽說。
遲來的春陽照進了歲月的冬天，
晚熟的花、開在了不合時宜的季節。
兀自綻放著屬於她的時間。
寫於2022.12.14 晚上10:10
再見，我的憂鬱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