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蒼狗》（Mongrel，2024）從去年獲坎城影展「一種注目」的特別提及後，就備受影迷們關注，後續，電影也在金馬獎拿下最佳新導演，更在七月初的台北電影獎獲得包含最佳男主角等共三個獎項。
經歷影展放映及金馬專題映演，《白衣蒼狗》現在終於走進各地藝術影院進行小規模、長時間的放映，並搭配募資計畫和異業合作宣傳等，算是離開影展觀眾的守備範圍，接觸到真正的異溫層。
去年金馬參加亞觀團初見本片，至今又反覆看了幾次，我更加肯定這是一部評價註定兩極的電影，創作者原先便旨不在討好觀眾，甚至擺明接近這部作品需要緣分——《白衣蒼狗》將鏡頭對準台灣偏鄉山區艱困討生活的非法外籍移工，故事聚焦於Wanlop Rungkumjad飾演的移工「小主管」Oom，他充當仲介老闆與底下黑工們的溝通橋樑，負責管理員工宿舍秩序，權力大到可以指派工作，影響老闆決定人力流向（比起被派去船上或屠宰場，偏鄉居家照護已經算勞力消耗沒那麼嚴重的工作），甚至缺工時還必須到市區飯店門口抓想打工卻選擇不走合法管道的遊客上車，引他們進入人身安全不受任何保障的黑工領域。
上述情節大可拍成衝突明顯的通俗劇，但導演曾威量刻意採用「藝術片」拍法——窄畫幅、長鏡頭、降低語言佔比 、強調聲音細節，並時常將重要行動置於景框之外。
以電影時間重塑照護現場體感
《白衣蒼狗》全片瀰漫陰鬱氣息，室內場景陳舊斑駁，霉味彷彿能穿透銀幕直達觀者鼻尖，室外場景又總在下雨，漫溢的濕氣消磨著人們的心智。
而電影挑釁、甚至令觀者感到被冒犯的原因在於，曾威量幾乎像勾勒靜物畫般地，迫使觀眾仔細凝視照護者的瑣碎日常動作，以及角色生無可戀的痛苦姿態，開場第一顆構圖致敬卻顛覆《愛情不用翻譯》（Lost in Translation，2003）的鏡頭，即是創作者拋出的挑戰——你願不願意跟著我，踏上這趟心理絕對不會好過的觀影旅程？你可以接受耗費三分鐘，盯著Oom緩緩地幫身障雇主擦去殘留在屁股上的屎嗎？還是你要離開？
《愛情不用翻譯》的開頭畫面經典到甚至被拿去當黑膠封面，想像史嘉蕾換成孱弱的腦麻男子，他沾滿屎的屁股在畫面正中間對著你，這正是《白衣蒼狗》的開場戲。
《白衣蒼狗》以黑盒子中不可暫停、跳過、重來的觀影時間，試圖重現照護現場凝滯、幽暗、絕望的體感（因此我不確定若在串流平台上觀賞，它的力量還存不存在？創作者原先選擇的形式與手法還奏不奏效？），即使如此，要不要觀看仍全然取決於觀者——片中的角色不是自由的，但你是。
現身了，然後呢？
電影使社會角落裡鮮少擁有話語權的移工、病者及老者現身，他們成了藝術片當中的主角，但是，現身之後，他們真的拿回尊嚴了嗎？他們在畫面裡擁有的，是一具具頑強抵抗世界、卻依舊被現實無情擊垮的肉身？還是只是服務創作者雕琢美感、無話可說的空洞媒介？如果是後者，這樣的作品算是對他人苦痛的剝削嗎？
絕大多數情境下，我並不認為虛構的藝術創作有必要承載改變社會、拯救不公不義的使命，當然，仍有電影熱度成功引起輿論力量而影響現實之案例——例如韓國的「熔爐法」——不過那些應是作品完成後意料之外的發展，而非創作本身的目的。
我並非指藝術創作者沒有所謂的「社會責任」，但是，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虛構藝術作品的反應速度是相對慢的、帶來的影響是間接的，一個人若想改變社會，直接從政、深入體制內部，或者想辦法成為一個有錢到可以左右體制的金主，會是最快的方式，而藝術家最重要的職責仍是做出打動人心的作品（無論他創作時有沒有抱持社會關懷），改影響人，再讓人去改變社會。
容我再將藝術範疇縮限至「多媒體」領域，簡而言之，我的提問是：如果對特定議題極感興趣，或對某些現象抱持不解及憤怒，為何不用新聞（更快速）或紀錄片（更詳實）來呈現？拍影片的形式那麼多種，為什麼要用虛構的劇情電影來描繪偏鄉移工和弱勢族群的苦痛與悲哀？
顯然，光是「使人看見」這點還不夠有說服力，《白衣蒼狗》行銷團隊打上「不妥協的凝視」之口號，固然是對電影強烈攝影風格（包含靜止、縮限視線範圍、精緻對稱擺拍等）一句吸引人、強而有力的描述，我不否認，在用眼過度的現代人類社會中，如何建構畫面、引導觀者視線、抓取觀者注意力，是很重要的能力，但劇情電影是門總體藝術，是創作者精準地溝通協調各部門的技藝，對於導演曾威量而言，更是以恰似「毫釐不差的照護」（沿用吾友桑妮訪談曾威量獲得的形容）之手法，試圖控制觀者的感受。
電影每顆鏡頭的構圖，都給人精心雕琢之感
這便是我認為劇情電影與紀錄片、新聞最不同的地方——所有元素都在掌控之中（就算拍攝現場時常不盡人意，但都是經過揀選後、「最符合理想」的版本，才會呈現到觀眾面前）——它獨一無二且無可取代的功能，便是用精心安排的設計來帶動觀者情感。
紀錄片和新聞也能調整現場的攝影、打光、陳設，或利用後製的剪接、配樂等技術來改變素材帶給人的感受，但它們無法控制鏡頭中人物的表現（當然，在知悉面前有攝影機時，被攝者可無無法全然地做自己，但至少我們可以同意，拍攝者對被攝者有太多干預，是挑戰「紀錄片倫理」或「新聞專業」之行為），是故，我可以推論，在劇情電影裡影響觀者情緒的最大功臣，是「人」，更精確地說，是角色、是演繹角色的演員。
劇情電影裡無可取代的「人」
這便解釋了為何我會因為一部冷冽、憤怒又痛苦的電影，而對男主角Wanlop Rungkumjad深深著迷，我們跟隨「夾在中間」的Oom，穿梭於雇主、人力仲介與非法移工三個群體之間，為了忠實呈現外籍勞工僅「加減能溝通」的語言隔閡，他的話很少，工作及休息時總是戴著耳機，以消緩漫長勞動的疲倦及百無聊賴。
Oom宛若降落在黑暗世界的天使，在那人人忙著為自己打算都來不及的環境中，他太有良心了，這令他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當春風飾演的小老闆欠薪水，移工們們紛紛忿忿不平、群起抗議時，Oom主動安撫他們，遭同事們質疑為何他總幫老闆欺負「自己人」。我們當然可以解釋成他耗費許久爬到主管階級，不敢得罪老闆、賠上「錢」途，但當同事Indri病倒時，他又主動接任她的工作，並且為了為避免紛爭，自己多幹活，卻情願將賺來的錢平分給眾人。
Oom溫柔、細心、內斂地承接居家照護工作，近乎展現傳統印象中完美「母職」該有的特色，甚至導演還特意加入一段接任看護試圖調戲腦麻雇主阿輝，令Oom必須在幫忙阿輝沐浴時解決順道擔任「手天使」的橋段，藉此削弱他本就不多的陽剛氣概。（雖然個人認為此安排有點太過粗暴）
耳機顯然是曾威量刻意強調的細節，因他中間讓老闆送給還在戴有線耳機的Oom一副藍芽耳機
創作者沒給他篇幅，我們不知到Oom的過往及來歷，他為何可以如此任勞任怨？他也缺乏台詞來表述自身，然而，Wanlop的表演卻就是在那個狀態裡，我很難說他做「對」了什麼，本文無意也無力分析表演，可能一些眼神、表情，或者勞動時的身體姿態，便使你信服，就是有這樣的人；Oom並沒有對雇主展露太多同情及共感，面對老闆的欺凌及毆打，他也沒有太多憤怒，不管外界情勢如何劣化，他始終沉穩、安定，我們不知道他幾乎全片戴著的耳機裡頭都在播放些什麼？無人知曉的音頻，正如他獨自信仰的某種價值，促使他活下來，邁向每一個嶄新的明天。
Wanlop有機的表演，在這部處處皆控制精準的電影中，鑿出了一道縫隙，讓光透進來，也讓人可以跟著他一同呼吸，他活生生地存在著，而不是冷冰冰的載體，對我而言，這便是使《白衣蒼狗》不致變成剝削影像的關鍵，讓我回想本片時，除了絕望與苦難，還留有些溫柔與美好，而或許後者，才能突破觀者心防，種下「改變」的種子。
註：除了訪談外，也很推薦桑妮從「計算平均鏡頭時長」切入，對本片的線性邏輯以及是否能稱上「緩慢電影」展開的精彩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