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文館轉譯團】陳令洋：省參議員被甩了一個耳光之後 ——黃純青〈二二八事件紀要日記〉及其手稿

二二八事件後的某一天，黃純青莫名被甩了一記耳光，之後，他把這件事寫入日記。但多年之後，當他重新謄寫日記，筆下的事件還會是本來面目嗎？

*本文立基於史料與手稿，對照兩者的縫隙，揣想當事人的心境，摻雜有個人主觀想像與臆測，不同於嚴謹的研究論述，請小心服用。

二二八事件之後，黃純青將事件寫入日記，更久之後他還會再重新抄錄。本來他是想為事件留下歷史紀錄，然後附記一些觀察，打算憑著這些記憶跟觀察去跟政府斡旋。但開始書寫之後，他發現自己除了書寫之外，還花了不少時間塗塗改改。「事件真的是那天的那個時間發生的嗎？這樣說到底正不正確？如果到時候人家問我看法，這樣講會不會惹禍上身？」他發現這一切變得有點像文學寫作。

他開始整理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事，當是起因於1947年3月11日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那天他被賞了一記耳光──堂堂一個臺灣省參議員，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在自己家裡被一個莫名闖入的士兵賞了巴掌。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他去中山堂開了幾次處理委員會，本來覺得事件已經慢慢平息下來了，但3月8日晚上夜間11點多，他在臺北圓山的宅邸「晴園」，突然聽到槍聲頻頻作響，電燈熄滅，他開廣播，發現廣播也斷了。隔天早上六點開始突然緊急戒嚴，七點以後電話也不通了。他心想大事不妙，決定終日躲在住宅樓上，不要出門。但他一直能聽窗外的槍聲。

10日下午，他聽到自家樓下有一陣騷動。他緊張地把耳朵貼在門上，想聽聽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聽到一些踢踢躂躂的聲音，以及有人大喊了一聲：「全部不准動！」事後他聽孫子說，原來是一群武裝軍人大約十二人，大陣仗地包圍了他家，分別從前門、後門、正門越牆而來，搜查了樓下各個空間，沒發現什麼異常，決定要上樓。但走到一半的時候，他的孫子用北京話說：「這裡是現任省參議員的住宅。」帶隊的人聽他這麼說，態度就和緩多了，不但沒有再上樓，過沒多久就全數退出。這天黃純青一直躲在樓上，透過玻璃窗，他可以看到大街上軍隊捕人。當晚槍聲整夜不絕於耳。

但是11日這天，軍隊又來了，這次是用敲門的。他的大兒子黃逢時去開門，他們說非要見黃純青本人不可。黃純青不敢怠慢，趕緊下來出見，有了昨天的經驗，他一看到領頭的軍人就拿出名片說自己是省參議員。軍人接過名片反而怒了起來：「媽的省參議員？你好意思講，政府養你們這些省參議員，是要你們擁護政府、擁護外省人，結果現在你們本省人在打外省人是什麼道理？」軍人撕碎了那張名片，狠狠地甩了他左頰一記耳光。

黃純青反應很快，他沒有生氣、沒有質疑，他立刻舉起雙手，一直說對不起，說這一切都是自己失職。軍人呸了一聲才轉身離開。

不過，十分鐘之後換另外兩個人來了。一位是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少將參議蔡挺起，另一位是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兼書記長張兆煥。他趕緊跟蔡挺起說了剛才的事情，蔡少將一直跟他說別怕——這回有重要任務要交代他了。他們一同移步客廳，蔡少將跟他說，為了維持治安，蔣主席派了一個師來臺灣，現在已經在臺北了。接下來我們要安定人員、慰勞國軍，協助維持治安、恢復秩序，這可就是你的專長了，你可要多幫忙。黃純青當然說好，然後互相約定明日要一起從晴園出發去臺北廣播電臺洽商。

事後他就開始整理這幾天的日記了。身為省參議員，總會有需要建構自己人生歷史的時候。有些日子他記憶模糊寫得簡略，有些日子他則特別強調自己沒有去開處委會。被賞耳光的那天，他夾敘夾議，特別寫了一段「落落長」的感想：

憶昨日軍隊聞省參議員名而同情，今日軍隊聞省參議員名而詰責，昨是今非，世事茫茫難逆料；最難解者發布戒嚴令，是在嚴懲少數不法之徒，保護多數良民生命財產，不意一部國軍誤解戒嚴宗旨，遷怒省參議員，專為外省人復仇，而來遷怒省參議員。若徒遷怒於少數省參議員，於參議員無妨也，萬一遷怒於大多數民眾，則無罪而就死地者不知凡幾，豈非冤天下之大枉耶。冤可解不可結，國軍為外省人復仇，則冤愈解愈深，是重新造成本省人外省人之銅牆鐵壁，為新台灣建設不能無障礙之處，誠遺憾也。

強調自己被賞耳光事小，造成省級衝突、影響新臺灣建設事大，他很有意地這麼寫，因為他知道這不只是要寫給自己看的。

過了幾天，他聽說蔣介石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臺宣慰，他心想作為省參議員，如果要面見長官，被問看法的時候總得能說上兩句──於是他又趕緊寫了一份自己對事件的觀察。開頭先感謝蔣主席關懷、陳長官的苦心，還有白崇禧親自來臺宣撫的辛勞，接著才分近因跟遠因分析二二八事件為何會發生。雖然發言姿態卑微，分析近因前還是先奚落了民眾越軌行為之暴亂，但話鋒一轉，直指專賣局亦有錯誤。重點大抵有幾：首先，專門局的公菸品質太差，導致民眾喜愛私菸；其次，私菸由大商人走私，從上海進口到本省港口，專賣局查緝應該嚴查港口、一網打盡，而不是對零售私煙的貧家婦孺開刀；最後，如果要查緝，更不應該動用武力。陳儀明確規定警員外出不許帶槍，但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卻是查緝員拿槍托擊傷民婦，又開槍誤殺無辜市民。

遠因方面，黃純青則分析臺灣人為何要求政治改善。他選擇先舉善例：譬如法幣不許在臺灣流通、數十萬日俘日僑迅速遣返、各級民意機關八十日間成立，等等。寫完之後他仍覺得不夠，又補插了一句：「地方自治，交通、教育、工礦、農林設施日進一日，誠可善也。」

鋪陳了這麼多之後，他才開始說政府「未盡善」之處：各級公署不用本省人為首長、「少數公務員，不以陳長官之心為心」不守公務員服務法規、其他「部分」外省同胞有優越感，輕視本省同胞為奴化——寫到「輕視」，他想想這語中帶有責怪，於是又塗掉改成「誤解」。

最後他一段，他寫得更是小心翼翼，一下塗掉、一下插入句子：

聞此事件善後策，蔣主席在中樞紀念週，曾有訓示，其意旨顯明。陳長官亦有廣播，採納多數民眾合理要求。鈞長亦有廣播（插入「以寬大處理為」）善後根本方策，吾人不勝感謝之至。（插入「總而言之，」）自今以後，吾人有更加一層新覺悟（「吾人」以下塗掉，換成「不問是本省同胞，不問外省同胞，各自重新反省大家團結」），協助陳長官建設新臺灣為模範省（最後，像後來所有的學生的作文一樣補上一句：信奉蔣主席領導，完成中華民國大事業使命）。

幾年後，他曾重新謄錄他的二二八日記，也曾經將日記跟這份手稿重新謄錄在一起。有時候他想，這麼塗塗改改的，又插入那麼多冗贅的內容，是不是會扭曲自己的態度或事件的真實？但想想這種事情，能懂的人就是會看得懂。一生能經歷三種政權還要善終，自然得知道要怎麼說話。

黃純青（1875-1956），傳統漢詩人，是少數經歷過清領、日治與戰後三個政權的文人。日治時期參與儒墨論戰、提倡臺灣話文之事，已為文學史家所樂道。但他同時是當年重要的實業家與政治人物，戰後更以71歲高齡當選第一屆臺灣省參議員。二二八事件是他戰後政治生涯的分水嶺，事件後雖曾被警務處列名造冊為「主犯」，但仍躲過一劫，後轉向文獻工作，且繼林獻堂之後擔任臺灣省文獻會主委。

陳令洋　清大臺文所碩士，興趣是詩與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