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它應該要更好，但我們還是妥協並沉浸其中。對於阿多諾來說，這就是流行文化的問題所在
流行文化形塑了一種審美經驗，即讓我們根據預先設定的標準去審視和歸類作品，這種經驗其實與我們平日渴望擺脫的勞動非常相似。當我們在看流行電影的時候，我們總是能事先預知每個場景的功能——這個場景顯然是在建立角色間的關係，這是未來要發生的事件的鋪陳；這個是動作場景，這個場景給出了反派的動機……我們通常對每個場景的功能及其預期長度都有潛意識的理解，當電影的開場畫面顯示有人在凌亂的臥室裡醒來時，我們立刻就能預設這就是我們的主角，如果電影裡鬧鐘響起，這個角色醒來時一定會發現到他快遲到了。當 James Bond去找Q時，我們馬上會知道這幕的重點就是展示道具，因為這些道具絕對稍後會用到，所以我們會記住它們；我們知道這裡龐德跟Q的對話不會持續太久，他們也不會發生太深刻的感情戲。我們對大眾電影的期望很少會落空，因為我們會組織、檢查和歸類電影的每一幕。我們沒有時間對這些電影進行考慮和詮釋，而只能作出一種分類，這種麻木的分類恰似是我們想要逃避的勞動的特徵。
阿多諾肯定是正確的，許多電影都是這樣——它們的敘事永遠遵循一個大眾熟悉的路徑，角色個性都是大眾熟悉的類型。但這樣的觀點似乎已經老掉牙了。很難去說《蝙蝠俠》這樣的商業大片能夠與藝術電影《安德烈．盧布列夫》（1966）一樣出色，我們也不希望它一樣出色：我們只希望它能給我們帶來刺激的兩三個小時。我們不希望蝙蝠俠要通過內心什麼崇高的藝術審查，我們只想享受它本來的樣子——享受這種小確幸。
但小確幸(Guilty pleasure)的奇怪之處在於它是有罪惡感的——我們知道我們正在享受的事情充滿缺陷，但我們還是妥協並決定放心去享受。阿多諾認為這是流行文化的核心錯誤，就阿多諾所言，我們不是笨蛋，我們明確知道我們手中的小確幸是什麼，它是多麼的劣質，但我們仍然渴望它：
「這就是廣告投放在文化產業的勝利：消費者即使能夠認知到這些文化商品的虛假性，仍然會對其產生一種強迫性模仿。
『世界是渴望被欺騙的。』這句話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真實。如果你能保證給予人們哪怕是最短暫的滿足，你就能夠讓他們上鉤——就算人們清楚知道自己上當了。」
阿多諾認為，我們對自己做出的選擇相當了解；然而，文化產業仍然是一種「傷害和欺騙大眾」的手段。為什麼？我已經說過，阿多諾受到道德關注的驅使——但這種關注基於什麼？這種道德關注源於「流行文化會傷害社會福祉」的觀點。理解這一主張需要重新審視我們剛剛探索的那些「美學」特徵——流行文化中對於重複、分類、修辭和熟悉度的濫用。事實是，審美自由和社會自由對阿多諾而言是緊密相連的。
對阿多諾來說，流行文化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傷害是對自主性的傷害。他聲稱流行文化不僅是一種快樂的源泉，也是一種重複制約；它使我們陷入並強化了某些特定的思維模式和自我理解，這些模式損害了我們作為真正自由的人生活的能力。它的可預測性正是實現這點的要素之一。在與Max Horkheimer合著的《啟蒙辯證法》(1944)中，阿多諾寫道：
「在電影裡，觀眾總是可以一開始就預測到結尾——誰將獲得勝利，誰將受到懲罰，誰將被遺忘；而在流行音樂中，那些流行歌的副歌總是毫無驚喜感，觀眾只在它實際發生時感到欣慰。」
流行文化沒有給消費者展示「想像力和自發性」的空間——相反地，它們是一連串可預測的時間序列，每個時刻都是如此容易消化，以至於這些事物「即使在觀眾分心的狀態下也能被消費」。 阿多諾認為，在這廣闊的現代世界中，我們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社會要求我們順從、生產並將我們的能量傾注到勞動中。而在這樣的世界裡，剝奪一個可以自由思考、想像和考慮新可能性的地方就是一種深刻而巨大的損失。即便我們能夠暫時從工作中解脫出來，我們也無法真正自由地享受全然自主的快樂——這種深層的快樂有助於我們認識和拒絕我們在勞動生活中的痛苦和迷失。
流行文化剝奪我們的審美自由，也因此干預了我們實現更大的社會自由。如果我們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自由地、不受干擾地思考和經驗——那麼這個世界將完完全全地被勞動所主宰。我們將越來越沒有空間來自由思考和經驗勞動以外的事物。
除了對當今文化生活的特徵提出了許多驚人的預測，阿多諾更進一步聲稱，流行文化的刻板和千篇一律事實上使用了「叛逆和新潮」作為障眼法：
「這種程式化的文化影響可能已經比法律更具約束力；一首流行歌只是沒有遵守AABA的作曲法則，就能夠被稱為叛逆了。對現實的憤慨成為了『創新』和『有想法』的標誌。」
這也是一種傷害。在我們心中累積的對體制的憤懣和反叛在所謂的「叛逆藝術」中得到了發洩。以音樂為例，從 Doors（唱片公司：Elektra，現為華納音樂集團的一部分）到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唱片公司：Epic，索尼音樂旗下）等等，社會挑釁和抗議已被大型企業支持和利用，用一種易於理解的方式無害地釋放我們的不滿。流行文化確實在其中滿足了我們的需求；但卻將其與更大的經濟利益掛勾，分散了我們能夠做出真正改變的能量。在流行文化中，我們在「滿足需求」和「釋放挫折」中獲得暫時的快樂，而這阻礙了我們對於我們的生活方式展開更有力的改變或作為，我們拒絕去用更根本的方式改善自己的挫敗感，我們的滿足欺騙了我們，阻礙了我們在未來獲得更長久、更自由的快樂。
「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兩者都是有害的。阿多諾認為應該要兩者皆拋
對阿多諾來說，流行文化並不邪惡，因為它用當代嚴格的「高雅文化」所沒有的方式，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快速而容易獲得的快樂。反過來說，它也是邪惡的，因為它承諾了這種快樂，卻沒有以本真的方式提供它。阿多諾對文化產業的攻擊，最終證明不是對享樂的攻擊，而是以享樂為名的攻擊。在寫給哲學家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的一封信中，他將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稱為「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兩半，但它們並沒有辦法互補其短」。流行文化給我們帶來快樂，這是我們的需求，也是我們的權利；但它伴隨著對我們自由思考和自主行動（擺脫這個勞動剝削的世界）的傷害。高雅文化創造出最好的藝術作品，賦予我們真正的審美自由並擺脫勞動。但這些藝術品的門檻很高，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參與。去聽一場交響樂表演不僅需要金錢，還需要時間，需要有足夠的能力擺脫眼前的需求和焦慮。一個人需要對金錢、食物和安全毫不擔憂，才有辦法好好地坐下來聽一場交響樂。而在這個世界上，就業變得越來越不穩定，許多人們連基本需求都無法滿足，誰有那麼多錢去聽古典樂？
「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都不完整，也都對社會造成了傷害。阿多諾並不是主張廢除其中之一，而是主張廢除兩者。我們都應當有享受快樂的自由——一種無罪惡感、無傷害、無憂慮的快樂。但我們的社會如此不平等，真正的藝術自由和藝術欣賞的要求如此昂貴，以至於幾乎所有人都無法滿足。如果流行文化是愚蠢和有害的，那只是因為它反映了高雅文化造成的傷害，以及藝術欣賞背後的不平等：
「輕藝術……是嚴肅藝術在社會裡所種下的惡果。嚴肅藝術的真理因為社會不平等而無法傳達給每個人，這彷彿是在幫輕藝術辯護自身存在的正當性。它們之間的分裂就是事實：它表達了文化作為兩個領域總和的消極性。」
事實證明，阿多諾並不像他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勢利，他更激進、更前衛。雖然他一開始像是在指責我們；彷彿對流行文化的放縱和支持是我們道德上的失敗。但現在看來，不道德的是這個世界：它阻止我們發揮自身的潛力；要求我們不斷重複勞動；加深了不道德和不平等；並剝奪了使我們真正快樂的機會。阿多諾的抱怨不是針對我們，而是針對我們前路的障礙。他非常重視快樂，並希望人們的生活充滿快樂。但阿多諾發現，現代世界的結構使得我們的快樂總是不完整的、有條件的。一方面，我可以快速簡單地從流行文化中獲得快樂，但我必須讓自己受制於它對我的感官和情感的分裂、欺瞞和操縱。另一方面，我可能很幸運能夠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來欣賞高雅藝術。但這樣做的能力建立在財富分配不均的基礎上——我這暫時的自由是以他人為代價的。
對阿多諾來說，有些藝術作品確實比其他的藝術作品來得好，流行文化對他而言確實是「垃圾」。 但是，對他來說，一個完美的世界不會只有音樂廳，也不會只有塞滿廣告螢幕的捷運車廂。阿多諾並沒有給出一幅完美世界的圖景，他只是描述了他所看到的這個社會，這個人們付出了龐大的代價，卻只能勉強實現一些微小享受的世界。
原文參見：https://aeon.co/essays/against-guilty-pleasures-adorno-on-the-crimes-of-pop-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