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樂和高雅的歐洲文化是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的哲學和人生觀的核心。他於1903年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伴隨著音樂長大，既是聽眾也是演奏者：他的母親Maria Calvelli-Adorno是一位歌手，年輕的阿多諾則是一位才華橫溢的鋼琴家。他就讀於Hoch音樂學院，與奧地利作曲家Alban Berg一起學習。1931年，阿多諾選擇成為哲學家，在法蘭克福大學任職，但音樂和文化仍然是他人生的核心。
阿多諾堅持高標準——文化不僅僅是技術進步的問題（例如，創作更優美、更複雜的音樂），而且是（直接或間接的）道德問題。與所有文化一樣，音樂可以幫助或阻礙社會實現更大的自由。而這一點正受到嚴重的威脅。即使在戰前的維也納，阿多諾也看到了歐洲文化崩潰的警告信號。他後來在談到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於1913年首演的《春之祭》時寫道，它代表了「文化對其自身本質的推翻」，而「（觀眾）卻享受著這種反文明的誘惑」。 芭蕾舞「與野蠻相互勾引」不僅僅是音樂性的——它反映了某種社會現實，表明了某種文化倒退的趨勢，以及社會整體對個人的統治。
這些倒退和統治的趨勢隨著納粹主義的興起而益發明顯。阿多諾的父親Oscar Wiesengrund是猶太人，阿多諾的教學執照於1933年被納粹吊銷，他只好到牛津大學攻讀四年博士學位，師從哲學家Gilbert Ryle。
之後阿多諾與法蘭克福學派一起移居美國，最終於1941年定居在洛杉磯。這位曾對史特拉汶斯基進行猛烈抨擊的哲學家現在要面對的是迪士尼的米老鼠。在 他1951年出版的批判理論著作《Minima Moralia》中，阿多諾絕望地寫道：「每次去完電影院都讓我變成一個更加愚蠢而糟糕的人，但我老是沒有提早警覺。」
像許多移民一樣，阿多諾最初在新潮的美國大眾文化裡迷失了方向，那時美國大眾文化還沒有像戰後那樣席捲歐洲。這種迷失變成了一種更大的不信任。他聲稱資本主義流行文化——爵士樂、電影、流行歌曲等——操縱我們過著缺乏真正自由的生活，只會扭曲我們的慾望。流行文化並不是人們自發的表達，而是一個以利潤為導向的行業——它剝奪了我們的自由，藉此從中獲利。
這種對美國的不信任是雙向的。阿多諾和他的哲學合作者Max Horkheimer都是知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並很快開始受到FBI的監視。他們的電報被監聽，阿多諾的合著者之一Hanns Eisler於1947年被傳喚到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並於1948年被驅逐出境。
FBI不信任阿多諾，認為他是從馬克思主義投奔到資本主義的人。而現在，人們則認為他是從特權階級投奔到進步主義的人。阿多諾對流行文化的譴責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回應——斥責阿多諾是勢利小人。他對大眾文化的厭惡被詮釋為他厭惡和瞧不起一般大眾。他似乎居高臨下，認為人們很容易被愚弄和誤導，而流行文化是膚淺的和充滿操縱性的。在這個版本中，阿多諾反對大眾文化的論點沒有任何洞見，只有滿滿的精英主義，而另一邊的大眾文化則是帶給普通人歡笑和快樂，是一般大眾獲得發言權的方式。
但這種簡單的回應是錯誤的。阿多諾不單只是想譴責流行文化，也不是渴望被高雅文化所統治。他發現這兩者都存在嚴重問題——這些問題源於阿多諾對快樂的深刻尊重和需求，以及他對人類福祉的強烈道德關懷。看起來可能很奇怪，但阿多諾對流行文化的猛烈抨擊是出於他想要辨識和避免對人類可能造成傷害的事物。流行文化不僅是糟糕的藝術（儘管阿多諾覺得它真的很糟糕），而且是有害的藝術——它阻礙了真正的自由。
要理解這種道德關懷，我們可以去探討一個熟悉的例子：「小確幸／使人內疚的快樂(Guilty pleasure)」。在今天的社會裡，我們的平均工時更長了，工作安全性更低，錢也更少了。世界充滿各種社會和政治問題，而我們沒有立即且明確的方式來改善這些問題。我們似乎更想把有限的閒暇時間花在放鬆和逃避日常生活的壓力上。雖然小確幸是不完美的，但它們為我們提供了忙碌生活中常常缺乏的愉悅感。我們應該可以想像，這些小確幸能比高雅的藝術帶來更多直接的享受，也不需要那麼多的時間、注意力和花費。
阿多諾並不反對快樂。但他非常懷疑這種「使人內疚的快樂」。 什麼樣的世界會將罪惡感和快樂結合在一起？ 什麼樣的快樂會伴隨著這種「其實不該如此」的意識——不管這種意識有多麼微乎其微？阿多諾認為，這個世界是一個空虛的複製品，快樂偽裝成真實；重複偽裝成解脫；從勞動的短暫逃脫偽裝成奢侈的享受。流行文化把自己包裝成一種能夠釋放我們壓抑的情感和慾望的事物，彷彿使我們從勞動中自由。但事實上，它只是再度剝奪了我們的自由——在審美上（未能賦予享受藝術的審美自由）和道德上（阻礙了通往真正社會自由的道路）。
缺乏審美自由意味著什麼？ 對阿多諾而言，這關乎審美經驗、詮釋和理解藝術作品的自由。 這種自由需要一件藝術品給我們空間和時間沉浸其中，並在經驗裡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然而，阿多諾認為，大眾文化已經失去了創造這些整合的、統一的整體的能力，現在的大眾文化都只是一堆快速而不連貫的瞬間經驗隨興的結合。
我們常常會聽到電影因它的「佈景」和「特效」而受到稱讚。如果我們深入去思考這些常見的稱讚，我們會發現它的奇怪之處——我們會稱讚一部兩小時的電影，因為它包含了某些刺激（高預算）的瞬間：飛車追逐、爆炸、武打動作編排。我們習慣於將整體的事物分解為一系列獨立的小部份。這不光是我們怎麼經驗一部電影，也是關於我們怎麼討論一部電影。 例如，在 A.V. Club（美國討論流行文化的論壇），我們可以看到2017 年最佳「電影場景」列表——這份列表將所有電影支解並單獨比較其中的一幕；《綜藝》雜誌列出了 2017 年的「十大鏡頭」，把意義加諸在從電影中分離出來的一張畫面，甚至是一個動作。
我們在音樂上感知到同樣的現象； 熱門歌曲必需包含「洗腦旋律」，即副歌或主歌中琅琅上口的旋律片段，歌曲的目的只在一遍又一遍地傳達這些片段。我們可以立即想到滾石樂隊的歌曲“(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1965)的副歌，這段副歌流傳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在廣告、配樂和預告片中反覆使用。它是孤立的，自成一體的；毫無疑問，一定有人從未聽過完整的版本。這首歌可以在不失去意義的情況下被切割，它的片段可以被提取出來重新使用，而整首歌曲從頭到尾，就只是做為副歌的鋪陳，讓人期待副歌何時開始，何時會唱第二遍。對阿多諾來說，這是對真正審美自由的歪曲和阻礙——能夠將藝術作品的各個部分做為一個整體經驗去享受，是一個愉快且自由的遊戲。沒有妥協也沒有附帶條件的審美體驗是不可預測的、流動的，並且具有能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發展的複雜結構。相比之下，當今的文化產業訓練我們只專注於極小的一段時間和極短的內容，削弱了我們將藝術品作為統一、複雜的對象來經驗的能力和意願。
（未完）
原文參見：https://aeon.co/essays/against-guilty-pleasures-adorno-on-the-crimes-of-pop-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