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忠黨卻忠台：1945-1947，桃園神社被台灣刻意遺忘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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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蠻多人打桃園神社的風向，已經完全把「忠烈祠=國民黨」，或許在台灣其他忠烈祠的歷史脈絡來看，這直觀的想法是正確的，但這放在桃園神社卻是錯誤的。相反的或許可以說桃園忠烈祠是全台忠烈祠當中真正「忠」台的起源。

而會有這樣的誤解與刻板印象，正是因為台灣經歷了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使得台灣現在仍然要面對龐大的轉型問題，阻礙台灣向前的毒瘤國民黨，也讓台灣失去和世界一起迎來最後一波民族主義國家的機會，時至今日台灣在面對左右派的政治討論時，都要先面對左右邊的實際阻礙。

【台灣真正民主的兩年－1945-1947】

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榮譽教授Benedict Anderson，著有《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為近代討論「民族」有了新的詮釋。

Anderson教授認為時至今日，民族的一詞的產生，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的大航海時代，歷經六個世紀發生了四波因為「民族」而產生了國家，因為每一波的前提與脈絡都大有不同，因為版面問題，這裡只討論離台灣最近，同時也是台灣因為國民黨而錯失的最後一波——二次大戰後（1945~）

由於日本殖民地的擴張，台灣島上出現完全二元的分界：日本人和非日本人

所有出生於台灣島上的『非日本人』，都被統一要求學習「國語（日語）」，雖然是殖民中心主義的展現，但是卻也讓台灣島上首次出現不再受語言阻礙的環境。

儘管如此『非日本人』無論是教育、薪水、工作、階級等等，在起點上都輸日本人；儘管和日本人接受了同樣的教育，但是在其他方面卻永遠因為出生地的不同，而完全受到日本人的歧視與壓迫，『非日本人』就此出現了一個共同體的想像——台灣人

綜觀台灣歷史，從有明確的文字紀錄以來，第一個殖民者「荷蘭、西班牙」、到現在的「中國國民黨」，台灣都在不斷歷經被殖民的過程，正好有兩年的時間，或許也可以說是台灣民族主義最高漲的兩年，讓我們看到了以「台灣人」為共同體的出現與消失—1945日本戰敗離開台灣後，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前。

桃園忠烈祠正好就是在這兩年間被「台灣」建立。

【被刻意遺忘的歷史】

因為劉啟光出生於台灣，曾參加反對運動，遭到日本逮捕出獄後潛逃中國，後續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台灣工作團少將主任，所以在日本離台後，被派任為新竹縣長。組成「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被簡吉、楊逵等人推舉為主委，並且任命林獻堂、邱念台、蔡培火等人為顧問，該委員會以「獎勵先烈子弟升學、指導先烈遺族或革命志士就業、協助維持生活、補助必須生活等等」，同時針對「烈士」一詞解釋有所不同，委員會認為「只要曾經參與抗日，犧牲的的全部都是協會的幫助對象」，台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工會幹部、等左翼組織成員，皆列入烈士的名單。並且將四月七日馬關條約的簽約日定為春祀。

較為現在台灣人所熟知的，台灣文化協會創辦人蔣渭水、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也都在一開始的烈士名單之中，但幾乎都遭到行政長官公署以未在當地死難為由駁回。其中賴和雖然在之後成功入彰化宗烈祠，但因為被檢舉有共產黨之嫌，遭到國民黨逐出，1984年才因為忠烈祠名單的放寬而被納入。同時行政長官公署也以中央決定公祭時間為七月七日，駁回了春祭為四月七日的提案。

以上種種皆可看見，對於國民黨來說「烈士」是在第一線為黨抗日作戰而死的人，因此定七七盧溝橋事件作為紀念日；而對於當時以台灣為主體的委員會來說，卻是以遭到清朝割讓的那一天算起，同時更提供不少幫助給先烈遺族，並且將所有曾反抗日本而死，的人都算為「烈士」的範圍，同時更提供不少幫助給先烈遺族。這種屬於台灣人視角，以台灣為起點的共同體想像，更加具體的被形塑出來。

1946年第一座在台灣的忠烈祠——新竹忠烈祠（現為桃園忠烈祠），安奉的那一天，許多遺族都有參與，甚至可以看到有許多人拿著「建設新台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標語，都可以看到當時作為新民族準備形成時，所具有的活力與能量，也能夠再一次的看見，當時台灣人對於民族、自由的渴望。

桃園忠烈祠由於1946年就已經由民間籌組修建完成，並且舉行安奉儀式，因此在外觀上和其他由國民黨直接上對下，用公權力完成的忠烈祠截然不同，如：台北圓山忠烈祠的外觀即是仿造中國。桃園忠烈祠幾乎完整的保留了桃園神社的外觀，僅在鳥居、石碑、匾額等等做些微更動。

我們現在看到的桃園忠烈祠同時具有黨國符碼及日本神社建築的樣態，係因1972年與日本斷交後，依據《清除臺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紀念遺跡要點》，神社的建築象徵開始面臨大量討論，尤其是作為忠烈祠的桃園神社，更是大家矚目的焦點，每個人都因為神社可能要被拆而去忠烈祠探訪，在支持拆與不拆的雙方激烈討論之下，忠烈祠已經遭到破壞。最終在1985年做出決議不拆除，原地修復神社，並且另覓地興建中國式忠烈祠，但時至今日仍未興建。

【不曾自由的自由靈魂】

當時主要負責「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的委員們，都是以台灣的本土左翼為主，甚至有人因為加入台灣共產黨，遭到日本逮捕，並且後續有多位先烈都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之下遭到囚禁、甚至槍決，他們既修建了忠烈祠又遭到了國民黨白色恐怖的迫害，這就證明了「國民黨=忠烈祠」這一套公式，不能夠用在桃園忠烈祠這個案例上。

他們在這兩年的時間，靠著自己的力量籌組「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若以當時的視角來看，或許就像民間版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將象徵威權的神社改為忠烈祠，奉祀鄭成功、丘逢甲、劉永福為三大主神，以台灣島上的人民為主體，奉祀當時社會的「民族英雄」，為當時作為統治象徵的神社賦權(empower），這是在當時社會中，作為「台灣人」這個共同體的轉型正義。

如：

簡吉在日殖時期遭囚禁10年，1950年遭國民黨槍決、

楊逵在日殖時期遭逮捕10次，1949年被捕入獄12年、

王萬得遭日本逮捕判刑12年，戰後遭國民黨追殺逃往中國、

李喬松在二二八事件後逃往中國，並且遭國民黨通緝。

以上這些人也僅是在這一頁當中隨便舉例的四個人，可以說這批人年輕的時候都經歷了一次白色恐怖，享受短暫的自由空氣不到兩年，迎來了下一次的白色恐怖。比起說他們親黨倒不如說他們和現在的我們一樣，可以為了台灣、自由不惜獻出生命，他們近年許多人也獲得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賠償與恢復名譽，所以請大家在討論桃園神社時，不要把同樣在追求轉型正義的「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委員會」的這些先烈們變成國民黨與統派，因為他們不忠黨，但他們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