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作者在故宮午門前
我生平最怕被人問到的問題，其實很簡單。那些年我住在中國，每次招手攔出租車時，都會遭遇這一問題。我一鑽進車裡，司機就會劈頭蓋臉的問我，“您是哪國人？”
照常理講，這是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了，但對我來說卻遠非如此。
“這個問題很複雜”我通常這樣回答，然後我會告訴他我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
“喔，原來是白求恩大夫的老鄉啊，”司機一般會這樣說，我想他指的應該是上世紀30年代末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幫助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加拿大戰地外科醫師。 “所以你也是中國的朋友囉。”他接著說道，我總是笑而不語，覺得這個說法也蠻有趣。
雖說我出生在加拿大，但我從沒覺得自己是加拿大人。
我應當說是全球化的後裔。父母是土生土長的歐洲人，兩人在比利時布魯塞爾上意大利語課時認識的。婚後不久，他們便搬去了北美。在美國中西部小住一段時期後，又移居至多倫多，然後我就在那裡出生了。當我還裹著尿布的時候，我那具有遊牧習性的父母決定逃離加拿大酷寒的冬季，於是我們一家遷徙到了巴西的聖保羅。
念小學的時候，我每天的日常就像在三個不同國家之間來回穿梭。早上醒來，我跟父母說法語。餐桌上，母親總不忘提醒我“我們歐洲人”絕對不可以把手肘放在飯桌上。吃過早餐，我搭校車，去一所美國學校上學，在學校我學習誦讀林肯總統的葛底斯堡演說，感恩節還有可口的南瓜派吃。時鐘敲響下午三點後，我就跟巴西朋友們出去玩。我並不是什麼足球迷，但我很愛聽朋友們高談闊論聊著他們的偶像球星。夜幕降臨之時，我回到家裡，功課寫完後，我會好好犒賞自己，一邊翻著《丁丁歷險記》，一邊吃著母親從當地德國烘焙店裡買回的蘋果卷。
我自幼就浸泡在這樣多元文化的環境中，所以總覺得做一個局外人更自在。我一張口，說出的也是雞尾酒式的句子，雜亂無章的同時混有法、英、葡三種語言。雖然稍大一些後，這樣說話的習慣逐漸被糾正過來，但至今我在說每一種語言的時候，都還是可以聽出帶有輕微的外國口音。我也從未覺得自己歸屬於某一種文化或某一個國家，但是在聖保羅這樣的國際大都市，在我眼裡好像熱帶版紐約，大量移民從世界各地，比如義大利、日本等國湧入，這也從來都不是問題。
也正是聖保羅激發了我對東亞歷史的興趣。這座城市擁有世界最大的海外日僑群體。從 1908 年到 70 年代初，日本移民一波接一波不斷的湧入巴西。這其中大部分人在巴西東南部（尤其是聖保羅）安頓下來，但全國各地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我在聖保羅大學念書的時候，冒險進入到亞馬遜地區，採訪了去該地碰運氣的日本人，聽他們講述早在 1930 年代就有移民遷至亞馬遜流域，種植可可的故事。
通過亞馬遜的日本移民這一研究科目，我對專攻東亞領域的興趣更濃了。1997年我大學剛畢業，便買了一張飛往中國的單程機票，揮手告別了生活過20多年的巴西。很湊巧的是，飛機降落北京之時，恰好是那年中國春節的除夕夜。我還記得那是二月，一走下飛機，就被刺骨寒風包裹住，蘇聯式的機場航站樓，破舊不堪。坐在開往酒店的出租車裡，一股煤炭燃燒的味道從車窗縫裡滲進來。我看著出租車緩慢的穿過胡同，市中心狹窄的巷子兩旁排列著傳統的四合院。我哪裡會料到僅兩週後，敞開國門引進外資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將與世長辭。
在其後的數年裡，我目睹了北京飛速的變化。市中心的胡同被推土機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展現中國“現代化”的玻璃和鋼鐵建築。千篇一律的“毛裝”已成歷史遺物，北京人錢袋充實了，穿戴也變得“時尚”。堵塞的水泄不通的二環路上，一輛輛寶馬賓士在憤怒的嘶吼。這段時期也發生了不少意外事件，給人們的心理造成打擊。1999年北約“意外”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我目睹了激憤的中國學生往美國駐京大使館扔石塊和墨水瓶，草根民族主義抗議時期由此拉開序幕。三年後，我在北京平安度過非典。至2000 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所，常與中國同學和教授討論西藏和台灣話題（這種經歷放在今天是無法想像的）。有位教授甚至把政府首肯的歷史解讀稱為“垃圾”，並敦促學生要具有批判性的觀點，不要鸚鵡學舌，人云亦云。那時，在天安門廣場漫步，仍然不需要安檢。
及至我“而立”之年，我搬離了中國，告別了青少年時代，逐步進入到美國的新聞與學術屆，開啟了我人生的新篇章。這許多年的經歷，愈發強化了我從小就是局外人的身份。
從歐洲到美國、加拿大，再到巴西、中國，乃至如今的日本，無論我走到哪裡，永遠都是異邦人。而這種異邦人的感覺，帶著些許隔閡與荒涼，於我卻恰恰有著家的溫馨與歸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