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不德，日不日，誰比誰？ ■pips炸雞店
※ 這篇文章，是貼在六月織網的回應文。想想也能獨立成文，便把他搬回來掛，順便改掉一些原貼的小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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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這個提問，幾乎成為討論日本面對二次大戰問題的標準式，尤其最近幾年，德國彷彿成為二戰懺悔認罪的模範生，一提日本問題，必定出現人家德國如何如何，真比影子還要黏。
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這個問題到底能不能問？如果歷史比較可以存在的話，那，我相信他還是一個可以問，值得問的問題。只是，面對這個問題，我們期望的是怎麼樣的答案？回頭看這類公共論述，就像六月轉貼的梁文所描述，總是很快滑進空洞的「民族性」比較，然後得到類似德國人比日本人會反省，道德指數比較高的結論。梁文雖然意識到這種比較的空洞無力，卻在反省日本人為什麼不像德國人這樣會反省時，滑進同樣的模式：因為我們，受日本迫害的受害者，不如受德國迫害的受害者，如猶太人，會反省罪行本身的意義，因此，我們對日本罪行的指控因缺乏道德制高點而軟弱無力，無得逼迫日本人反省自己的罪行。這種面對日本vs德國提問的答案，其實牽涉到我們對歷史書寫的基本態度，春秋判筆永遠是超越時空的道德判斷。因此，當我們問：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時，常常不是歷史比較的問題，而是超越時空的倫理道德價值的提問，講白了，就是道德指控，一種以德國作為道德模範樣本對日本的指控。
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回歸到歷史比較，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有很多層面，梁文提到的受害者意識問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只是，受害者意識的提出，不是在面對迫害態度的反省深度，而是當時政治外交狀況的問題。回看二戰結束後，受日本迫害的各個亞洲國家，大半時間都在面對自己的內政問題，內亂，分裂，獨立，所有的政權，都有比跟日本清算道德問題還要迫切的內政問題要解決。如果要問為什麼亞洲受害者的意識發展不如"西方"，這是一條重要的歷史線索。同樣的比較，我們也可以放在東歐/西歐面對納粹德國的受害論述發展上。戰後德國很長一段時間，對東歐國家並沒有發展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直線意識。甚至，因為戰後東歐各國使用極為暴力的方式驅趕境內德裔人民一事，導致德國在面對東歐問題上，一直有德國人才是「受害者」的想法。一直到九零末期，還可以看到南德巴伐利亞邦總理與東歐各國大談「和解」一事，這個「和解」，德國可是存著原諒對方的心情，姿態一點都不低。如果真要比較，德國面對東歐，與日本面對兩顆原子彈的態度，絕對是有得比。
從這邊回頭看德國面對二戰的反省，便出現一個很重要的區分，戰爭與集中營，這是兩個平行的系統。面對集中營那樣慘無人道的屠殺系統，德國人從不吝於指摘痛斥，就算新納粹或是極右派，他們也只敢「修正」歷史，最囂張的說法是，集中營是二戰贏家創造出來污衊納粹德國的鬼話，我尚未聽過有大聲讚揚那樣官僚式的系統性大量屠殺。現在講德國反省二戰，都是拿反省集中營一事做模範，實際上，在德國社會面對二戰歷史論述上，集中營的系統性屠殺是獨立於戰爭之外。再看戰後德國（西德）對所謂二戰的懺悔認罪表現的極致代表，便是1970年德國總理Willy Brandt在華沙那一跪，不提這一跪在德國內部引起的爭議，至少在外交上，的確達到他的目的：德國在國際間的道德指數大大提高，第二年，Willy Brandt拿到諾貝爾和平獎。再撇開外交政治間懺悔認罪的表演成分，Willy Brandt跪的是屠殺猶太人紀念碑，換言之，懺悔的對象，是猶太人，認罪的內容，是集中營的系統性屠殺。這一跪，可不包括二戰期間德國在東歐戰場的平民屠殺，甚或佔領期間的報復性清村。真正面對戰場的屠殺問題，是很遲之後的事情了，九零年代末期舉辦的二戰德軍罪行巡迴展，爭議不斷，南德巴伐利亞政府甚至發出不建議參觀的通知，最後展覽被迫中斷，檢討修改內容，才得以繼續。
除去集中營與戰爭這組區分，德國的二戰論述，還有一組關鍵性的區分，便是納粹與一般德國。集中營不用講，全是納粹的錯，一般德國人無從知曉，就算知道，也無力無能反抗，否則下場便是進集中營，君不見集中營裡面也有許多純亞利安種的政治犯？譬如西德第一任總理 Adenauer和東德最後一任總理Honecker。這組區分，是德國社會面對二戰罪行一個最重要的定調。一旦出現一個確定可以指認的迫害者集團（Taeterschaft），清算與認罪便簡單輕盈許多：集中營，納粹的罪；二戰戰場上慘無人道的平民屠殺和清村事件，納粹的罪。這種論述，提供戰後德國迅速恢復官僚及軍事體系的道德基礎。紐倫堡大審之後，美國很快放棄將所有德國人區分五級罪行的嘗試，納粹德國時期的公職人員，經過短暫的解職，很快便恢復職位，繼續一般例行公事。而軍隊及陣亡將士，也與軍事納粹（Waffen SS）區隔，重得從軍在二次戰場的職業正當性與應得的撫卹與社會尊嚴。這種軍隊與軍事納粹區隔的論述，也是德國社會到了九零年代末期，面對二戰德軍罪行巡迴展，仍是相當抗拒的重要原因。同樣的，九零末期美國政治學學者Goldhagen提出集中營屠殺罪行裡，並無納粹與一般德國平民差別的說法，在德國引起軒然大波。在持續的大辯論當中，有很多情緒在裡面，不只是專業而已，某些德國學者除了專業反對，情緒上更是有受侮辱的激動。另外，這種從德國社會內指認區隔開的「迫害集團」說法，同樣也奠定了八零年代以來德國社會面對二戰「解放說」的基礎。現在，二次大戰終戰日，同樣是德國人民的解放日，德國人與歐洲各國同樣慶祝戰爭的勝利，慶祝德國終於從納粹的魔掌解放出來，普天同慶，神人共歡。
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這個歷史比較的提問，除去上面極粗略的德國單面敘述之外，還有更多更細膩的問題必須處理，譬如戰後公審，譬如六八學運，譬如專業歷史/戰史研究，譬如「罪」的概念及認罪方式的可能性等等。這些在考慮歷史比較問題中無法消去的面向，是我無能問及的。有回和專精東歐史的教授講到社會處理歷史過去的方式，提到台灣的二二八社會論述，是一個只有「受害者」沒有「迫害者」的論述模式，或者，精確點講，在社會論述裡面，「受害者」的確認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面對誰是「迫害者」這樣的問題上，社會論述一直是很閃躲，不願直接面對處理。對那位教授來說，這是一個完全不能想像的社會論述模式。他不能明白，為什麼在處理歷史社會事件中，可以在不必指認「加害者」的狀況下出現具體的「受害者」。放在理性層次來說，我也不甚明白。不過，如果在書寫歷史時，不斷強調個人道德崇高之必要，可能便容易出現人人有罪，人人皆是劊子手，人人都要反省這類道德指控般的結論。這種說法，不僅稀釋模糊掉「迫害者」的身份與臉孔，也消化掉指認「迫害者」的需求。
引自：http://btw.typepad.com/blah/2005/05/post_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