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專題（下）：山圍故國周遭在

撰文：王宥勝

除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和「階級與階級的不平等」之外，不平等還存在第三個維度：「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

國家之間是平等的嗎？英國外交官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 Nicolson）很早就抱怨過聯合國的「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在聯合國「一國一票」的表決原則下，國家之間似乎變得更加平等了。這導致在冷戰中美蘇雙方必須使盡渾身解數去討好第三世界國家，補助和貸款給出去跟不要錢一樣，說好聽一點是支持，說難聽一點就是賄選（Nicolson, 1961）。

然而，在「平等主義」的光芒之下，紐約的時代廣場夜夜笙歌，摩加迪休卻是一貧如洗。國家真的平等嗎？美墨邊境一牆之隔的聖地牙哥（San Diego）和蒂華納（Tijuana），一邊歲月靜好，另一邊槍聲大作。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裡，作者就拿美墨邊境做文章，強調一國的繁盛與衰敗，都來自於「制度」的魔法。《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區分了兩種制度：「廣納型制度」（Inclusive）和「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在廣納型制度裡政治菁英們會願意分享權力，允許監督，多元發展，一榮俱榮；榨取型制度與此相反，在榨取型制度裡，一國的統治集團呼風喚雨，壟斷資源，官視民如土芥，民視官如寇讎。

夜雪初霽，薺麥彌望。制度真的是一切的解答嗎？只要走向民主，難道就可以成功（或者說，至少避免失敗）？如果制度是解答，那麼這意味著成功路徑其實是可以被複製的。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真要是這麼容易，海地和賴比瑞亞早就參加G20了。這兩國的憲法基本上照抄美國，但是命運一點也沒有優待他們。

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是一個倒U型曲線，快速的發展會帶來加劇的不平等，但隨著市場機制日趨完善，按照庫茲涅茨的模型，不平等程度就會逐漸下降。很可惜，經過多年的觀察與數據蒐集，這個理論與實際情況不同（Borghesi, 2000）。有些國家的不平等指數確實沒有這麼高，但還有很多國家一蹋糊塗。在世界範圍內，為什麼有些國家春風得意，而有些國家大禍成功呢？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的結論基本上是對的，制度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問題是，制度是怎麼產生的呢？制度需要生長的土壤。歷史和地理一直以來都是堂兄妹，法國年鑑學派的一代宗師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描述了地理條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對於地中海地區居民的貧困，土地的貧瘠也是原因之一。石灰質土壤缺乏肥力；大片土地受到鹽鹼侵蝕；田野覆蓋著勒芒斯的伯龍所說的『硝酸鉀』；鬆軟的沉積層十分稀少；可耕地經常受災。」（p.252）

相比土地肥沃的德意志地區，貧瘠的地中海真的可謂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一個國家想要發展，必須通盤考慮區位條件。原料、動力、勞工、市場、交通運輸、土地、技術、資金及政府政策在哪裡？這是一個要命的問題。

環境制約因素是個大魔王，對地中海沿岸的國家而言，當地的農業條件並不佳。這麼一來地中海國家就必須依賴海洋，努力擴展貿易，進而因應貿易的需求催生出現代金融制度的雛形：複式記帳法（Double-entry bookkeeping）、商業承兌匯票、保證金制度、合股制度、票據質押以及有限責任公司等概念。這麼一來，商人群體壯大，便對王權形成限制。學者認為，在商人與君主的互動中，君主對待借款的態度很重要。商人是君主的借款來源，這些君主處理財政事務的方式，與他們究竟是希望參與還是退出國際競爭密切相關。意即，如果他們只是在短時期內參與國際競爭，那麼就會很自然地選擇一些權宜之計，比如短期借款。這樣一來，他們也就沒有大力發展長期金融市場的理由，長期借貸的成本就會因此變得非常高（Epstein, 2006）。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破碎的歐洲競爭對手林立，戰爭頻發，越來越多的統治者開始逐漸意識到歐洲國家之間的衝突必然會是一場持久戰，他們便開始著手建立一些便於他們自己借錢的機制，以備不時之需（Pezzolo,2005; Drelichman, 2009; Velde and Weir, 1992）。

由此，中央銀行出現了，長期債券和債券市場出現了，債轉股也出現了。同時期的中國還在昏昏欲睡，一路昏到林則徐虎門銷煙。換個角度想，中國也壓根沒有必要發明「中央銀行」等概念，畢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的地理條件注定了中國能夠形成一個統一的農業帝國。農業帝國的組織形式帶來農業帝國的思維慣性，高效的稅收與官僚制度使得盤剝百姓變得輕而易舉，統治集團不需要額外的融資管道，因此完美錯過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一如劉和平在《大明王朝1644》裡的嘖嘖悲嘆：「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於民。民變在即，便掠之於商。」

隴雁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

為什麼統治者的權力和被統治者會不對等呢？我們還是要回到劉慈欣的《三體》裡去：「當人類真正流落太空時，集權只需要五分鐘。」王於興師，修我戈矛。戰爭是造成集權的一大因素，集權往往是高效的，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春秋戰國的歷史向我們證明了一個道理：在禮崩樂壞的時代，誰崩的越快，誰越快放棄宗族共同體而崇尚國家共同體，誰越能夠榨取一國之資源和民力，誰就越能夠稱王稱霸。集中資源的過程往往都是殘暴的，山東六國慢了一步，因此就巴比Q了。

集權後帶來的是一個高效的大帝國，在農業文明的時代，集權意味著對稅收的高效掌握。當財政體系走向完善，高效的稅收體系反又讓統治集團可以利用資源進一步反哺官僚集團，強化王權，形成一個正向反饋，將一個民族困死在這種超穩定結構之中。

當掠奪過於方便的時候，或者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權力過於不對等時，就不會出現廣納型制度，這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無可否認，廣納型制度確實優於榨取型制度，但是廣納型制度是需要發展土壤的。資本主義天然和工業文明適配，農業文明不需要資本主義。因此當中國把農業文明做到了極致，這個路徑依賴便會慢慢鎖死這個民族的發展。就算是親西方觀點的《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Morris, 2011）也承認，華夏文明的發展在中世紀和近現代一度領先西方，這能從不少文獻中得到佐證，那是因為當時的世界還是農業文明的世界，誰能把農業資源的榨取做到極致，誰就能勝出；反之，當資本主義出現，以一種更高效的形式利用資源、調動收益的時候，農業文明馬上會面臨降維打擊，並一路衰退下去。有些國家之所以可以跑在前面，當代人的努力並不是唯一原因。很多時候，地緣詛咒和資源詛咒會綁死好幾代人的思考方式，究竟誰會被時代落在後面，一切都是造化。

關於初始條件，吳思提出的假說很有意思：「歐洲存在著類似戰國時期的暴力-財政實體林立的競爭環境，這雖然導致了市場的割裂和戰爭的損耗，導致了相對中華文明及其帝國盛世的落後，但也降低了暴力賦斂集團為所欲為的能力，同時還為資本抽逃提供了去處。歐洲統治者的額外索取不能超過資本抽逃的費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權力交換，否則就要破壞自身的財政基礎和政治穩定。退一步說，即使資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難，資本的增量部分也會望而卻步，這就意味著自身財政基礎逐漸被競爭對手超過，長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併的危險。相比之下，中國的大一統帝國卻不怕資本飛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間資本根本沒有討價還價不成時退出的空間，只能被帝國按住腦袋萎縮在角落裡。長此以往，當中國的農業型財政基礎被遠方的工商型財政基礎超過之後，生產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後的大一統帝國，早晚要被版圖小得多、暴力和生產力水平卻高得多的新型競爭者打敗。」（《血酬定律》，p.259）很符合我們前面的討論。

中國與歐洲的條件差距也帶來了一些有趣的結果。在王國斌（2019）的《大分流之外：中國和歐洲經濟變遷的政治》裡，他就指出了兩地借款利率的差別。我們都知道，借款利率的高低和經濟的發展是有關的。每當美聯儲宣布降息的時候，市場都是一片歡騰。黃鑒暉（1994）在《中國銀行業史》裡記錄了1844年三個北方城市賬局發放貸款的情況，其月利率分別是0.38%、0.4%、0.45%和0.55%。他還提到，蘇州的月利率（具體年份不詳）大約在0.6%至0.9%之間。根據他的調查，他認為江南地區和中國南方的利率普遍比北方高（Huang, 1994, p. 38-39）。如果我們把這些月利率換算成年利率，利率將高至4.5%至11%。與此同時，當時英國公債的年利率大約是3.2%，法國公債的年利率則大約為4.59%（Homer and Sylla, 1991, p.197, 222），中央銀行的貼現率分別為4%和4.1%（Homer and Sylla, 1991, p.209, 230）。很明顯，西歐發達經濟體的利率比中國的商業貸款利率低。

這是一組很有趣的數字，王權越弱，利率越低。中國每天都在吾皇萬歲，利率能高到11%；法國波旁王朝崇尚君權神授，利率也在4.5%附近徘徊；而壓根不把國王放在眼裡的英國，利率能夠低到3.2%。不要小看這些利率，這些長期利率反映的是商人對政府的信任程度。當商人足夠信任政府時，他們購買公債時願意索取的利息就會比較低，這通常還會與「商人參政」、「資本階級參政」的歷史背景綁在一起，由於君王的權力較弱，稅收體系不成熟，當王室必須仰賴於資本家的輸血以穩固王權時，他們就會被迫允許資本家和土地貴族蠶食自己手中的權力，允許資本家和貴族組成「議會」來監督自己。當商人們對君主濫權的擔憂逐漸降低後，利率也會隨之逐漸降低，這麼一來資本主義就繁榮了。

歷史是一環扣一環的，前面一個條件沒有滿足，後面一個制度就不會成型。當然，英國的成功還要感謝三十年宗教戰爭。

王國斌在《大分流之外：中國和歐洲經濟變遷的政治》裡解釋了英國的「好運氣」從何而來：「人們也可能會追問，如果當時的歐洲大陸沒有那麼多的政治動盪，英國企業家可以選擇在大陸地區建廠，那麼英國的高工資水平還能保持多久呢？從倫敦到比利時的蒙斯和法國的莫伯日的距離，並不比從倫敦到曼徹斯特和約克的距離遠太多。如果當時的英國企業家可以選擇的話，他們顯然會更加青睞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歐洲大陸地區，而不是工資水平如此之高的英國北部地區。而且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有充足的廉價勞動力供應，他們根本就不會花大價錢去發展這些紡織機械。但是在現實的政治動盪面前，這些向外尋求發展空間的企圖都漸成泡影。」（p.139）

國家的落後與先進與否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有歷史、地理條件、初始資源稟賦，原始資本積累方式、當代政治結構、民族信仰、文化傳承、教育水平等等因素，族繁不及備載。國家之間是不平等的，平等主義不過只是一件國王的新衣，巴黎的高級餐廳內不會坐著來自敘利亞的難民。

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倒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蘇聯。雖然蘇聯一度強盛，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為甚麼呢？對蘇聯而言，要怎麼從十月革命一窮二白的焦土上振作起來，「待重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是一個嚴肅的問題。蘇聯面對到的問題很棘手，在羅曼諾夫王朝的晚期，國庫空虛，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以致全線崩盤。在一陣內戰的混亂後，布爾什維克的天兵天將們要掌權了。糜爛的國事，頹唐的財政，逼迫蘇聯在執政早期使出殺手鐧「餘糧徵集制」，大肆搜刮民間財富，以填補家徒四壁的國庫（Berend, 2006）。

也就是說，蘇聯的原始資本積累來自於對內的層層剝削。經過國家這種合法的哄搶，輔以國家暴力機器的監督，蘇聯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在好不容易站穩腳跟之後，蘇聯接著便拿著這筆錢投資重工業，並趁著1930年代的大蕭條，從西方引進了一大批無處可去的資本，這才奠定了國家強盛的基礎。當然，這種基礎是有代價的。由於蘇聯發現這一套制度特別靈，就產生了制度慣性。蘇聯沒有意識到的問題是，蘇聯採取的是一種「戰時經濟體制」，高效的壓榨邏輯只有在戰火紛飛的時代才能夠成立，一旦遇上承平年代，重工業和軍火工業的無序擴張、國家暴力機器的濫權、還有壓抑的政治氛圍，都會讓老百姓不堪忍受。當這套制度在二戰後的雅爾達體系內被推而廣之到其他的華約國家時，曾經享受過自由空氣的東歐人民就特別受不了，1956年的波匈事件就是一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所以蘇聯成功了嗎？蘇聯失敗了嗎？要怎麼定義一個國家的「成功」呢？蘇聯有沒有其他選擇？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按照佛家「成、住、壞、空」的觀念，一切的繁華終歸劫毀，只是消亡的方式不同罷了，那麼國家與國家之間還有成功與失敗的差別嗎？無非就只是滅亡的先後順序罷了。我們所有的掙扎、奮鬥和努力，上帝不在乎，外星人不在乎，宇宙也不在乎。事實是，目前還沒有人成功總結出已開發國家的成功模式。就算總結出來了，這些經驗對開發中國家真的適用嗎？當落後國想要向前追趕的時候，他們的轉型總是面臨理論適用性的挑戰：「技術進步不是外生的，是經濟條件的一種內生反映。新技術的發明是為了更好地利用當地生產要素，這使追趕技術前沿的後進國家面臨著『適用技術』的問題（Habakkuk, 1962; Basu and Weil, 1998; Acemoglu and Zilibotti, 2001）。後進國家通常缺乏資本而擁有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而先進國家的技術則是替代稀缺的勞動力的，後進國家在引進先進技術中存在著困境（Gerschenkron, 1962: p.8-9）。所以，在沒有政府支持和國際投資的情況下，後進國家不採用先進技術可能是一種理性的選擇。」（王珏，《技術與國家地位：1200～1945年的世界經濟》，p.341)。這種困境在學術界被叫做「上樓抽梯」（kicking away the ladder），已開發國家自己順著自己的發展路徑爬上去了，就把別人往上爬的梯子收走，然後指責發展中國家為什麼要做貿易保護，為什麼要剽竊技術，一手過河拆橋的技術妙到毫顛（Ha-Joon, 2012）。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裡分析了殖民時代前中南美洲落後於歐洲大陸的原因。在他看來，中南美洲由於缺乏能夠馴養的大型牲畜，直接導致了中南美洲缺乏合理運用畜力的條件，因此無力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大規模的農業，更不具備初始工業化的能力（Diamond, 1999）。像這方面的問題就屬於初始資源稟賦的詛咒，每個文明的科技樹都不一樣，開局送你幾匹可愛的草泥馬，這是要怎麼打贏拿著火繩槍的歐洲人。

在一些學者眼裡，所謂的「工業革命」源自於「啟蒙效應」（Enlightenment effect），也就是科學革命之後英國開放的社會風氣（Mokyr, 2012），然而事情真的如此簡單嗎？大家突然啟蒙了，經濟就發展了？那麼我們是不是去烏干達啟蒙一下，當地的經濟也就能一飛沖天？加州學派的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裡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彭慕蘭分析了中國與英國的區位條件差異，發現中國南方的經濟中心缺乏煤礦，而英國的工業城市卻能夠就近得到豐富的煤礦補給，這直接造成了中國和英國擁抱不同的生產方式（Pomeranz, 2000）。中國的煤礦產區在北方，如果要把煤礦當做生產資料運到南方來，運費加一加足夠自己傾家蕩產。與其使用煤礦，不如繼續壓榨人力，中國因此進入了農業內捲的死循環。相反，英國的工資水平比歐洲大陸高得多，逼得資本家們得趕緊想辦法替代人力（Allen, 2009）。在這套邏輯的助推下，瓦特的蒸汽機才會有用武之地。由於礦藏豐富，蒸汽機可以使用廉價的煤礦做為生產能源，還能夠替代高昂的人力，生產成本優勢才能體現出來。

英國經濟史學者里格利（E.A.Wrigley）是這方面的專家。他首先提出了「有機經濟」（Organic Economy）與「礦物能源經濟」（Mineral-based Economy）的差別，論證工業革命實際上是一種從有機燃料向礦物燃料過渡的過程。根據他的計算，16世紀60年代的英國產煤量為22.7萬噸，這個數字到了19世紀60年代已經來到誇張的7405萬噸。廉價的煤礦資源賦予英國極巨大的優勢，但這個過程在其他國家就沒有這麼順利了（Wrigley, 1988）。

得煤礦者得天下，這就是工業革命的內在邏輯。對國家發展而言，很多條件一開始就是鎖死的。不同的遊戲角色有不同的技能，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資源稟賦。

在工業時代，煤礦是最核心的資源稟賦；而在當今的資訊化時代，最核心的資源稟賦變成了數據。

所以說國家的發展平等嗎？國家的發展是不平等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農業時代有農業時代的贏家，工業時代有工業時代的贏家，資訊時代有資訊時代的贏家.......未來呢？在資本主義之後，天曉得還會出現什麼主義。在那個主義裡，還會有新的贏家。在每個主義裡，永遠有要負責倒楣的民族。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除此之外，我們還沒有討論男女不平等，性別認同的結構性不平等，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城鄉發展條件的不平等，後殖民主義的不平等，以及最殘酷的時代不平等，討論不完的。不平等存在許多維度，複雜性極高，步步是深淵。不平等並不是一兩場革命、衝擊一兩次政府、取消什麼政策就可以解決的簡單命題。然而，我們不應該嘲笑那些獻身革命的人。至少他們看到了問題，而我們不一定看得到。

海德格爾告訴我們，人是詩意的棲居。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夠詩意的活下去。我們是被扔進這個世界的。資源稟賦是設定好的原始參數，我們是一個一個遊戲角色，有些設定可以調整，但絕大部分不行。

於是，當有些人願意思考，願意試探調整遊戲機制的可能時，他們承擔著這個世界的重量。他們是一隻隻明亮的兔子，你看，雨果抱著《九三年》跑過去了。

在大洋的彼岸，面對帝國主義扶持的政變者，智利領導人阿葉德 (Salvador Allende) 帶著鋼盔，從容赴死，像是奔赴一場命中注定的盛宴。布吉納法索的總統官邸內，桑卡拉 (Thomas Sankara) 整理好自己的軍裝，鎮定的迎接從槍口噴濺而出的火焰。

他們倒下了，為了爭取國家尊嚴而死，為了打破國與國之間的權力不平等而死。

他們走後，皮諾切特開啟了軍人獨裁，孔波雷大肆貪腐。他們的所有努力，像是一場絢爛的白日焰火。殖民者放肆的大笑著，好似在欣賞牢籠裡的困獸。他們是被石頭壓死的薛西佛斯，儘管他們奮力掙扎，他們仍然無法抵擋先進國家的干預，他們依舊無法逃離霸權主義的五指山。

權力格局是很難改變的。既得利益者不會願意放棄他們幾代掠奪換來的優勢，更不可能突然大發慈悲。

因此，我們才會需要不間斷的教育與思考。

我們需要閱讀，我們需要有人去寫文章。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小說的第一頁是一闋詞。

明朝大才子楊慎的爹是嘉靖初年官拜內閣首輔的楊廷和，楊閣老最近偏頭痛。

楊廷和心很累。他最近孜孜不倦的帶領著群臣和嘉靖皇帝鬥法，數次發動萬歲衝鋒，無奈嘉靖小皇帝實在固執，偏偏不願意採納大臣們的建議，因此朝堂上的氣氛很僵。楊廷和心累的原因無他，由於嘉靖皇帝其實算是託了自己的堂哥明武宗駕崩時無嗣的福才能夠當皇帝，所以按理說他應繼承哥哥的名份，認自己的叔叔為父親，這樣子世系表才理得順，但從小就特別有主見的嘉靖就是不同意，偏要追認自己的親生父親才行，結果不難想見，這邊是以楊廷和為首的大臣死活不讓，那邊是權謀高手嘉靖獨斷專行，雙方人馬就為了這一件事鬧得不可開交，史稱大禮議事件。

後來楊廷和人老體衰，鬥到要高血壓了，才只好讓自己的兒子楊慎接著帶領群臣和皇上接著鬥。

之所以要這麼鬥，是因為儒家就像《論語·子路》篇裡所說，要治理好一個國家：「必也正名乎」。名份是很重要的，如果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到底嘉靖皇帝的老爸是誰，這是關係到皇權合法性和穩定性的大事，因此一幫讀書人們引經據典，和嘉靖求爺爺告奶奶，誓要將朝堂之上的名份問題一次理清，以正千秋萬代之視聽。

後來羽翼日漸豐滿的嘉靖發現大臣們這麼油鹽不進，實在忍無可忍，反正手中的權力已經穩固，便一氣之下大興詔獄，逮捕了和自己過不去的大臣，盡情折辱，一時朝野震盪。

為首的楊慎毫無疑問的倒了大楣，享受了好一頓廷杖，最後一路被貶到雲南，巴山楚水淒涼地去了。

走到半路，楊慎眼看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回望過去，想起在朝堂上的一言一行，想起父親的臉，他不禁感慨，寫下了他的千古名篇：《臨江仙》。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楊慎終於悟了。文章千古事，仕途一時榮。嘉靖和朝臣一時爭的面紅耳赤的東西，百年之後，又有誰會在乎呢？

有些人一輩子峨冠博帶，卻愣是沒有活明白。而楊慎落難，卻很幸運的理解了生活的本質。一切不過都是鏡花水月、過眼雲煙。既然竹杖芒鞋輕勝馬，那麼雲南就雲南吧，不知道雲南有什麼好吃的。

這闋詞寫在《三國演義》的開頭，意義其實遠比我們想像的都還要深刻。

在楊慎和嘉靖的鬥法當中，楊慎完敗。原因無他，在暗無天日的大明王朝，臣子和君王的權力嚴重不對等。雷霆雨露，莫非天恩；生殺予奪，俱是皇寵。一個幽靈，一個不平等的幽靈，肆無忌憚的在大明王朝上空遊蕩。

然而，在這種不平等之中，我們也能看到這些飽讀詩書的士大夫們如何一步一步的從皇城的暴戾之中走出來，走出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

來自才華有限公司的我們，無論被命運搧了幾個辣疼疼的巴掌，我們要回答的問題依然不變：「什麼是人生？」、「我們想要怎麼活？」或者說：「我們想要用什麼樣的態度活下去？」

就算這個世界充滿了不平等，我們也不該忘記一個事實：「自然選擇並不具前瞻性：每一代總是適應於其父母所在的環境（比如蟬這樣的昆蟲，它們可以埋於地下潛伏數十年，直到最終破土而出，而當時的環境可能有利於其父母，也可能並不利於其父母）。進化無法使一個生物體去適應可能出現的未來環境，只能適應其父母所經歷過的環境。」（《拉馬克的複仇：表觀遺傳學的大變革》，2020， p.40）

雖然說生命在本質上是不平等的，在某種程度上，生命又無比公平。由於環境的不斷變化，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權貴們為了子女準備的所有競爭優勢，以及貴族子弟的滿身文武藝，很有可能在新環境裡變成致命的劣勢。大自然是最公正的裁判，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沒有永遠的繁華靡麗，也沒有永遠的饔飧不繼。階級還是有流動的可能的，「世代跪族」們不一定真的會世世代代的跪下去。

對此，討論也進入了尾聲。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隨機漫步的傻瓜》（2012）裡送給了我們最後的忠告：「擁有一身好本事卻窮苦潦倒的人，最後一定會爬上來。幸運的傻瓜可能得助於生命中的某些好運氣，但是長期而言，他的處境會慢慢趨近於運氣沒那麼好的白痴。每個人都會向長期的性質靠攏。」（p.54）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

不平等是一座巴別塔，每個人終究都有自己的天花板。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努力的提升自己的本事，那麼我們也將慢慢往自己提升上去的長期性質靠攏。初始的稟賦或許會決定我們的塔最終能蓋多高，但只有自己的奮鬥可以決定我們將最終以什麼姿勢摔下來。有些人摔得鼻青臉腫，特別難看，而有些人卻可以摔得很瀟灑，無所畏懼。人摔下來了，檢查一下傷口，馬照跑，舞照跳，嘿嘿一笑。如果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那也無所謂，我們倚杖聽江聲。那是一種人生態度，努力過了，自己的能力就擺在那裡，就算遭遇挫折，也不會意志消沉。

無論是個人的生理差異，階級屬性帶來的資源差異，還是國家之間造成的宏觀條件差異，很多事情是我們無力改變的。機率是最偉大的神，我們生命裡的一切都受其支配。但是，在這種給定的不平等之中，我們仍然有一絲喘息的空間，那就是「心態」。

端正心態，先從「接受天花板」開始。人一輩子最光榮的一件事，就是承認天花板的存在，但是依然努力的去摸天花板（ㄉㄨㄞ~ㄉㄨㄞ~ㄉㄨㄞ~）。摸的到摸不到是一回事，但透過摸天花板，自己才會活得更心安理得。

當然，腦神經科學還是很懷疑到底有沒有一個「自己」，小乘佛教的經典《原人論》裡則說：「形骸之色，思慮之心，從無始來，因緣力故，念念生滅，相續無窮，如水涓涓，如燈焰焰。身心假合，似一似常，凡愚不覺，執之為我。」

如果連一個自己都沒有，那也就沒有公平不公平一說了。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餚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這個世界很複雜，又很簡單。樂天知命的蘇東坡從昨夜的宿醉中醒來，迷迷糊糊的看向我們，斷斷續續的湊齊了一個問句：

「你.......你們......你們剛剛在討論什麼？」

噢，親愛的蘇東坡，我們剛剛討論的事情很複雜，又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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