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的召喚：追尋創作自由

1

一連串的偶然通往一個必然。 

下山前，小樹因確診留在山居隔離，我獨自回市區的抱雲齋。行程緊湊，趁一點空檔在住家附近閒逛，發現很多新開小店，刻意保持老洋房的樣子，幾盆綠色植物，手寫招牌，舊料木作的質感等等，看不出來賣什麼的，充滿好奇在門外張望，就像在旅途上，一個人四處走，沒有既定路線，充滿探索的快樂。

彙集百萬人的都會生活充滿各種可能，總是有新鮮事物，即將離開，平凡的街道染上一層淡淡的昏黃光圈。

三年前為了更大的作畫空間，毅然把畫室移到東勢，從此往返台中和東勢，如陀螺一樣旋轉，疲於奔命，天亮天黑，連看一眼風景都是道德問題，偶然看了米蘭昆德拉的紀錄片，作家迴盪在光影中的哲學思辨，一路在心中迴響－想要回到創作源頭－寫作，為了這個素樸的渴望，需要徹底改變。

從兩地居變成山居以後，到台中就變成「進城」了。在台中出生成長，大學到台北七年又回台中，除了短期移居白河以外，一直在都市生活，對都市的便利和刺激，習以為常，忽然發現即將失去，不免徘徊留戀。

路邊採擷的曼陀羅開花了，山居生活充滿驚喜。

工作一周，昨天回到山居，晚上九點眼睛就睜不開，沈沈睡去，五點「自然醒」，四處遊蕩，種在汽油桶的曼陀羅開花，石榴結實累累，咖啡也結果了。小樹花了一週拔草、剪枝，草木蔓生的庭院煥然一新，一山的蟬聲大聲叫好。

在露台寫作，上午天氣晴朗，熱氣蒸騰，下午起霧，一下子天空佈滿灰雲，只剩新社方向一抹天光，沒多久大雨滂沱，閃電交加，雷聲如巨砲連番轟炸，嚇得人捂耳，露台有兩處漏水了，山林天氣瞬息萬變，浸淫其中的戲劇性變化，是在都市體會不到的。

斷捨離，如卸下綁在腳上的鉛球，整個人輕鬆起來，不論在都市或山居，心情輕鬆，感知變得敏銳，與周圍的環境深刻互動，在時間之流中如魚得水，工作效率驚人，不必再拿皮鞭怒吼，也不用拿胡蘿蔔勸誘，自然而然，順勢而為。

 此時，看見《愛的藝術》作者佛洛姆說，他終生都把早上時光用於不能賺錢的活動，讀書和安靜思考——我也一樣！還要加上寫作，寫作是整理思緒的方式，我思故我在。

2

這是第一個偶然，這個偶然累積了一輩子。 

晚上，獨自走到露台，坐在躺椅上，眼前新社的燈火如鑽灑落，一旁的五葉松樹暗影是令人安心的龐大存在。

日本赤蛙熟悉的暗啞叫聲在左側響起，為什麼不是在右邊的蓮花缸，牠找到新家了嗎？不知名昆蟲組成的夜間交響樂，遠處的稜角鴞「悟！悟！」呼喊，一隻蛾迎著屋內的光四處衝撞，翅膀煽動的聲音清晰可聞。

溫柔的夜，撫慰疲累的身心。

「萬籟」盈耳，奔跑的心暫停。想想，搬到山居三年來第一次在露台發呆，平常不是工作、讀書就是學英文，總有那麼多緊急的事要做。「跨界」聽起來浪漫，背後是不計代價的付出。不久前，有位也是文學跨界藝術的前輩說，他文學七十分，藝術六十分，加起來就一百三十分了，看他輕鬆瀟灑，當時我直覺回答，文學一百分，藝術也要一百分。 

現在想來，我的一百分需要一百二十分的努力，一向逼迫自己到臨界點。《過度努力》一書說到，每個過度努力的人，都是靈魂受創、傷痕累累的大人⋯⋯總是不停歇地往前衝刺，恐懼一停下來，就不夠有用、不夠好、不夠優秀。

努力似乎是我逃離困境的方法，十九歲離家以後，就一直在懸崖邊上，不跳過去就會墜落，尤其在藝術領域，「想做」和「能做」之間是巨大的鴻溝，沒做出來之前，外界無法了解，低頭狂奔。

現在往回看，從文學跨界藝術這十年簡直是奇蹟，有小樹全力支援，感謝老師和前輩們無私指導，押上所有資源，每每在冰川快要融化前，往前跑，差一點點就要落海了，遺傳了父親賭徒的性格，過了一關又一關。

可以停下來了嗎？山羌的叫聲響起，平常像是狗叫，今天卻像是火車汽笛的聲音，特別響亮，曾經在山徑看過山羌，長得像鹿，溫馴可愛，愛吃姑婆芋，夜間移動卻總是大喊大叫，壯大聲勢，掩飾內心的恐懼。

也許我「過度努力」也是一種掩飾，掩飾內心的恐懼，早已不是容易受傷的小孩了，也理解好不好不是被愛的標準，內化在身體的恐慌，需要一步步鬆綁。

夜深了，溫柔的夜。

3 

第二個偶然，這個偶然是突發的，卻是關鍵。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在高壓忙碌的空檔，開始一部接著一部看米蘭昆德拉的小說和評論，去年放在書架上，忘了怎麼來的，沈浸在荒謬卻又無比真實的劇情，探問一個又一個哲學式本質問題，忽然，看到米蘭昆德拉的紀錄片要在台灣上映的消息。

 靈光一閃，怎麼會這麼巧？

 榮格提出「同步性」，意指無法透過因果關係解釋的巧合，某一種心靈狀態(Psychic state)與一件或者多於一件的外界事件同時發生，這些外界事件對於當事人來說具有主觀上的意義。

 二十多年前，因電影《布拉格的春天》認識米蘭昆德拉，很喜歡那部原著小說《不可承受之輕》，但他從此不讓任何作品改編成電影，因他認為電影淺化和窄化了他的作品。

米蘭昆德拉召喚文學，追求創作和心靈自由。

對於一個一九八五年以後就不再接受採訪，隱身在作品之後的作家，這部紀錄片是個大大的驚喜，透過與作家熟識的親朋好友與生活地點的實地探訪，看到作品誕生之外的創作思路。

原來米蘭昆德拉的父親是音樂家，作曲家楊納傑克的學生，他自己從小學鋼琴和作曲，難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中托馬斯開玩笑向瑞士同事哼著貝多芬最後的弦樂四重奏「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傳達為了特麗莎回捷克的決心。

那段音樂在我每次面臨十字路口，都會響起，而書中四個主角的人生就像弦樂四重奏，對位交錯，共同演繹人生的悲喜。

紀錄片中，米蘭昆德拉認為這是愛情小說，不是政治小說，有的愛，比死亡重要⋯⋯看過其他小說和紀錄片才明白他的心情，改編電影的敘事把他窄化成政治異議分子，他的思想光譜宏大多了。

特別是他在小說《緩慢》以三個不同年代同一地點交織的故事探討速度，其中有一段談到：

「這些事來得有點莽撞。我們感覺到我們的錯⋯⋯太炙烈了，我們不夠細緻。我們向高潮奔去，卻錯失了之前的所有快樂。」在那籠罩T夫人和騎士身畔的神奇夜晚裡，在流過他們腳邊的潺潺河水裡，在他們的愛撫和親吻裡，在這片寂靜裡，在這片緩慢和這片美好之中，笑聲輕盪著。

那是十八世紀的緩慢，對二十一世紀來說，就像泛黃的報紙堆，無人理睬，分秒必爭的數位時代，如何奪回時間的主控權呢？

昆德拉透過小說思考，他也思考小說。

常聽人說，小說已窮盡一切的可能性了。我的想法恰恰相反，在小說四百年的歷史裡，小說漏失了諸多可能性：小說仍然留下許多我們不曾探索過的盛大場景、許多被我們遺忘的途徑、許多人們未曾理解的召喚。

蘇俄入侵捷克，米蘭昆德拉流亡法國，失去捷克讀者，他不僅跨越語言的障礙，改用法語寫作，為了忠實原作，甚至大花力氣把捷克語寫成的小說譯成法文，他是小說忠實的僕人，兢兢業業。

受到巨大衝擊，自我反思，現在，後有追兵（母女情結的陰影）消除後，也調整依賴心，與白手起家的伴侶各自獨立，又有合作默契，最後，下了提早退休的決心，解決所有外在因素的干擾，明白接下來是創作的黃金時期。

有人是早慧，提筆就老，我是老來提筆，不問得失，不計代價，直到最後一刻。

決定退休，人生似乎到了另一個階段，可以慢下來，依據自已的步調，往前走。

要發展興趣很容易，要把興趣當專業維生非常困難。

跨界藝術前，我是台灣少數能夠把寫作當作專業的人，出身中文系，在微薄稿費和版稅的現實中，幾乎什麼都做，寫專欄演講經營網站辦活動周邊商品獨立出版⋯⋯用創業的精神經營品牌，十多年來與時俱進，隨時調整，就像雲門，才能夠維持一個作家的生活方式。

在作家生涯什麼苦都吃過，跨到藝術有相當的耐壓性和經驗，但藝術家創作的成本更高，專業門檻也是，沒有相關背景，壓力山大，完全沒有休息的餘裕。

在藝術領域衝了十年，如果要回頭把寶貴時間花在不能馬上有收入的文學，必須盤整資源，縮小規模，沒有時間或經濟壓力，才能全心全意享受創作和心靈自由，出書或辦展變成次要的。

回顧人生每次努力到可以累積大量數字的時候，我會重新檢視，歸零，再開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有所取捨，才能像大冠鳩——展翅高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