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著後發生的緊張故事

1990.03.17下午，陸陸續續各校人馬來得甚多，而且許多都是學運老鳥社團，因此我和弘任認為「最危險的一夜」，我們總算撐過去了，剩下的可以交給范雲她們去主導。於是，我就對弘任表示「一整夜到現在都沒睡，我回家洗個澡，睡一下，晚上再過來廣場」。

我就很歹勢的回家，洗個香噴噴的澡，趕快鑽進溫暖的被窩，沈沈地打呼去了，把鬧鐘設定為晚上七時。

晚上20：00左右，我回到中正廟門口，發現沒人，心想「完了，該不會被警察驅走或抓走吧」？但遠遠看到國家劇院二樓長廊上很熱鬧，有燈火。於是，大膽地將機車騎進廣場，直到一樓涵洞旁停車。發現涵洞內很熱鬧，原來台大學生會、法學生會，幾乎台大願意前來廣場的同學，全都志願加入指揮中心下的各編組。我本來也想參加編組，但同學告訴我，你是決策小組，所以不必參加。

1990.03.17 站著講畫的是台大學生會長范雲 攝影：葉仰山

黑名單工作室現場演唱「抓狂歌」 攝影：葉仰山

抓狂歌

https://youtu.be/u719i12GW6E

我帶著問號，從外頭樓梯，冒著細雨爬上二樓長廊。長久以來，我一直以為是為了躲雨，所以都到長廊上。若非後來人數暴增，不然，在廣場裡頭，市民看不到，就失去宣傳意義了。這是當初選擇正門口的原因。

直到今天我每天將回憶錄po到臉書上時，一位老朋友才告訴我，當我睡著時，靜坐現場發生什麼事，我也才悟懂為何要將所有人馬移到國家劇院。不然以為有哪位同學有預言能力，看到後來學生人數暴增，所以提早規劃移到國家劇院？

以下，我是根據現場見證者的「證詞」，予以改編成小說體，請忘記我沒有在那裡頭得問題，安心往下讀吧：

各校學運社團，不僅強力動員社團內的學生，還在各校辦理小型說明會，徵募作戰物資，遊說各校學生前往廣場。第一天的動員活動，每個學校都使出全力，但成果有限，還遭到許多白眼的委屈。

在台北的學生，搭公車、騎機車前來；非台北的學生，則募資包遊覽車前來，南部學校則集體搭火車前來。甚至，交通最偏遠的花蓮玉山神學院的原住民學生，也搭火車趕上來。這是首次，所有關心臺灣政治民主化的青年男女，勇敢地從四面八方，來到台北盆地的統治中心。也不知道此去是生是死，大多瞞著家人，心裡跟家人說「再見」，走向一條不歸路。這是一場沒有告別儀式的「出征」，直到1990.03.18各大報紙比照中國天安門學運的規格，大篇幅佔領各報至少4個版面的報導，不僅讓學生頗覺驚訝，連其家長看到報紙後，驚嚇到在各報照片尋找，看有無自己的不孝子及不孝女，在鏡頭裡頭。

我一直忘了問我在當醫院院長的姑表哥，當時台視新聞畫面中，他的臉大大的呈現在畫面，不知道我姑姑有沒有緊張或生氣，或跑來廣場拎他耳朵回家。這些，我將在糾察線那一個故事裡，呈獻給大家知曉。

畫面還是回到大中至正門口，學生只有增多沒有減少。國民黨，應該是李登輝，大概想測試這群孩子的意志夠不夠堅決？於是在傍晚時刻，一群鎮暴部隊抵達大中至正門口。這使得學生感到空氣緊縮起來，原來真正的危險不是昨夜，而是03.17的下午17：00，那位發起人周小克已經回家補眠了。

鎮暴警察手持盾牌以及警棍，然後展開鎮暴操，用警棍齊聲敲打盾牌，排成橫列，一步踏一步向學生靠近。

這時，本來陪伴學生的台北市民，紛紛衝過來坐到學生前面，大聲對警察吼：

「要抓要打，就衝著我們來，他們是我們的孩子，是臺灣的未來，你們這些王八蛋，不准動他們」。

有些民眾，不是用坐的，而是用蹲的，表示準備和警察進行肉搏戰。

我常在回想，如果站在旁邊的是學生的家長，面對此境，會是何種的劇情呢？是會像那群徹夜保護孩子的市民一樣，衝到前面以肉身保護孩子？還是在場邊與自己的兒女，拉拉扯扯的互罵？我想，兩者可能都會有。但是，老天安排得很好，現場沒有一位是學生的家長，他們也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卻衝到前面。你可知道，不是學生身份的社會人士，是會如何被鎮暴警察對待的嗎？

我們將鏡頭轉回到1988年520農民運動：

一、 集體用警棍圍毆一位抱著頭部，蹲在地上，可以看到手指之間，不斷噴血出來，顯然警棍打到身體某處動脈了。

二、 抬住女性，像抬山豬一樣，往鎮暴車上送。送上車前，這些才廿多歲，正在家裡偷看色情片的年輕鎮暴警察，趁此機會對年輕女性，全身亂摸亂揉。邊玩邊哈哈大笑。

三、 有被毆打到休克，渾身是血，兩個鎮暴也不急救，也不叫救護車，好像這些臺灣人，其中還有其親戚，像他們的敵人一般。在地上拖出一條血痕，帶回分局裡邊。

四、 被抓進分局裡頭，遭受在場大部分警員，拿警棍當狗一樣狂打，而且是用手銬先把他們吊在桿子上，然後對準其肋骨，拼命狂打；有的狂打膝蓋。然後以違反動員臨時條款相關法令，判處徒刑數年。出獄後，找不到頭路，成為遊民，但卻是跛腳或不斷咳嗽。

這些為台灣付出身體受傷代價的臺灣人民，他們不是知識份子，不是教授、不是醫生、不是立法委員、也沒機會當官，更不是總統。請問，轉型正義有他們的份嗎？難道臺灣社會只有知識份子是人？其他都是畜生嗎？我請小英總統，表示一下？妳沒有被鎮暴警察蹂躪過，也沒有如學生，手牽手在鎮暴警察面前，高喊「和平、和平、和平」，然後被一個一個抬出去。在媒體鏡頭前，保持慈祥溫柔的形象，等超過鏡頭之後，由當時城中分局的「醋聲」局長張琪（剛從移民署副署長退休），點名哪一個學生必須用力打，然後警棍像下雨一樣狂打。

寫到此，我摸著我的頭頂，頭蓋骨仍有一塊凹陷，已無法回逆的內傷，逢冬天就頭疼；不只是我，至少合計數百名學生，從1990-1994年。請問他們的轉型正義在哪裡？有哪位立委出來爭取他們的內心創傷獲得痊癒？

現在野百合世代已經接棒了，該是出聲表達對2000年以前，所有被國家暴力私刑者，有權力控告那些光榮退休的警官們，告他們重傷害或取消他們的退休金。他們沒那種資格，領我們這些受傷者每年辛苦工作繳的稅金。特別是那位叫做「張琪」的，竟然以移民署副署長高官位置退休！這等於國家不論藍綠，都在告訴我們，我們被傷害是活該嗎？我想請鄭文燦副院長、台電董事長曾文生、文化部長史哲，請你們這些學運世代，走上中央官署位置的人，為何不優先處理彌補這些該受「轉型正義」的所有受傷的臺灣人呢？我如果不寫出來，保證他們當作忘記了！

1994花蓮反水泥大遊行。我與警方協商的照片。我（左）。花蓮警分局長張琪（右後）。台視記者：楊咨誼

在街頭運動時代，以兇狠方式對待遊行人士（包括學生）的張琪（前中），以移民署副署長之位爽爽退休。圖片來源：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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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這篇，希望看到的朋友，大家一起用力發聲，要求還那些為台灣民主受傷的朋友，包括學運世代，一個轉型正義的公道，請那些高官們，不要只用嘴皮子說說。

我自生病之後，知道自己的生命絕對有限。我必須在有限的生命裡，不僅要扭轉歪樓的民主，也要為那些受傷的前輩、同學、學弟學妹、晚輩，我們集體要求一個公道，應公審「張琪」！

很抱歉，我寫回憶錄是很痛苦的心情，因為必須把好不容易遺忘的傷害，全部放下。但開始寫回憶錄，等於必須勇敢把受傷的疤痕，再度割開，各位能體會那種感覺嗎？我想，真正親身走過那個時代的戰友們，絕對清楚。

所幸，三月學運只是嚇嚇學生而已。但已讓在場的學運領導幹部，遭到國家機器的恐嚇，被迫先移到國家劇院長廊。畢竟，他們必須保障參與學生的安全，不然這場運動，絕對會告失敗收場。

從獨裁轉型成民主，絕對不是唱歌鼓掌，就歡樂慶祝民主到來。有多少民眾這樣深刻反省去想？很少，只要看到二二八紀念日，我們把它拿來做啥用？郊遊、打卡、吃美食，好像那些前輩為爭取民主的死亡，是他們活該嗎？當二二八那天，妳如果當一般假日去玩耍，那麼你真得很對不起那些死亡、受傷、甚至變成植物人一輩子的前輩。

我們如果不能認真瞭解臺灣爭取民主的歷史，我們將沒能力守護臺灣、對抗中共，整個社會就會遭受如那位六塊肌鬼吼鬼叫的孬種館長，所霸凌與更深度的欺負。

對不起，但這是身為野百合世代的我，必須用我的生命及感情，藉此文用力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