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林阿嬤和拍電影的初衷

中秋節是二林阿嬤離開我們的日子，今年就要滿七週年了，決定寫篇文章紀念阿嬤、並時時提醒自己為什麼要走下去。

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生命週期，因為它的模樣在產出時已有固定的框架，所以跑了幾次映後座談之後，便會鬆懈而老神在在，因為觀眾的問題大部分都是一樣的。

記得畢業製作跑到尾聲時，我已老神在在，上台前十分鐘才在回想之前常常被問的幾個問題，結果上了台，突然一個觀眾問我

你為什麼拍電影呢？

這個博大精深而與影片無關的問題讓我愣在台上，我不禁脫口而出：

「我也不知道，我們家也沒有人知道，所以一開始才會家庭革命。」

我做電影單純是因為快樂、因為我喜歡閱讀，喜歡邊閱讀邊把文字在腦中轉換成奔馳的影像，從小到大都這麼做之後，在年紀夠大了，開始想把這些影像搬出腦袋、放到銀幕上跟大家一起欣賞。

原本應該是這樣的。

不過沒有初衷、又不是天才，實在很難做這行。碩一的時候因為同儕間的競爭太過強烈、遇見了一些忙著踐踏別人捧高自己尊嚴的人，我為了維持某種虛幻的價值，也不禁變得偏激。

記得某天晚上，大學同學打電話找我聊天，聊他一個人在德州很無聊。每天被各種作業、拍攝、和複雜人際關係追殺的我忍不住生起了氣，說我沒有時間無聊，我每天都覺得好痛苦難受、但又不想認輸。

電話那頭的朋友要我記得初衷。

除了好玩之外，我沒有夠強大的初衷能夠說服自己這一切是有意義的，所以我喪失了聽力。

像是打了敗仗一樣的落魄軍隊，我把東西收收、回到台灣，進了一間英文教學雜誌社拍攝教學節目，養病之餘試著了解自己的內心。

某天，小阿姨拿了一張傳單回來，說有個協會在徵求阿公阿嬤的影像故事。

阿嬤當時已經病得很重，從小被他照顧長大的我或許因此很想把握時間了解他，久違地拿起了相機，請求阿公和我說說阿公年輕時怎麼追阿嬤的故事。

我記得當時雖然有帶單眼回台灣，但阿公只要上鏡就會突然過分地文質彬彬、很拘謹，為了降低他的警戒，我還特地拿了超老舊的輕盈V8和手機拍攝、為了探討四散的兄弟姐妹的心情，很多訪問還是螢幕錄影。

最終，我用了這樣非常低畫質、甚至得轉好幾次檔才能被新式電腦讀取的檔案，在休養期間完成了第一支紀錄片。技術之差，連我媽去參加頒獎典禮時，協會的人都忍不住跟我媽說，評審都無法相信這是一個唸電影所的人拍的。

這是我第一次得獎、上報紙，老媽、阿公、和妹妹都去參加了頒獎典禮，而我則是意外拾回了勇氣，回到舊金山重新再戰。

拾回勇氣的關鍵不是得獎，而是阿嬤。

記得二林阿嬤那時已經病得很重，不太能好好說話、情緒起伏很小，我每次都要在他床邊揮灑汗水邊唱邊跳吊吊銅仔、彩衣娛親一陣才能換得他一陣笑聲。

所以那天，我媽說要把影片播給阿嬤看時，我其實非常意興闌珊，覺得阿嬤現在眼睛很不好了、也常常聽不懂中文（後期聊天時都要講台語），特地把阿嬤推到客廳看這部片只是讓阿嬤很累而已。

就在我對這決定不置可否時，老媽還是按下了播放鍵，影片在電視螢幕上流逝而過。我看到一半想要跟阿嬤解釋一下，轉頭過去，竟然看見我以為已經麻木的阿嬤一個人默默地擦眼淚。

那個畫面成了這七年來我的初衷。

原來就算只有一個人懂，電影也是有意義的。

因為有了這勇氣及領悟，我回到舊金山。八月回舊金山前，我和阿嬤約定好寒假再回來看他，當時身體漸有起色的阿嬤還精神抖擻地要我快點去嫁人。

沒想到一個多月後的中秋節，阿嬤就離開了。

雖然我是唯一一位沒有趕到阿嬤身旁、見到他最後一面的家人，也因為這樣的遺憾做了帶我小小起飛的畢業製作，但能讓我原諒自己的，就是最後那段珍貴的拍攝時光、還有阿嬤給了我初衷的那個瞬間。

我的初衷就是跟一路上照顧我的親朋好友說話，現在在寫的長片甚至是想跟我那還沒出生、也不知道會不會出生的孩子說話，無論是感謝、遺憾、掙扎、理解，都是想讓他們知道我雖然肉身總是不在家，但每一刻我都記得、都很努力地感受了，希望他們能接受到我想大聲吶喊的感謝。

不管是初衷的出現還是阿嬤的離去，已經七年了呢，每次都覺得好辛苦好想放棄，但想到這可能是阿嬤離開前給我的最後的禮物，又會覺得或許還可以再撐一下，就撐到真的撐不下去的時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