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勢步向衰落。藩鎮割據,宦官之禍、外族侵擾、朋黨之爭、民亂漫延、經濟崩潰等,都被視為亡國因素。然而,安史之亂後,唐室政權仍能維持一百五十多年,較之隋朝四十多年的國祚長得多,較之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國祚相若。因此,除了探討亡國因素外,換另一角度,唐朝為何在內憂外患下得以長期維持,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安史之亂,藩鎮遍佈全國,從中央威權的角度,藩鎮形成地方割據局面。但另一角度,正因四分五裂,個別勢力難以獨大,只能割據一方,卻需要名義上擁戴中央來維持其勢力,讓唐室政權得以延續。
安史降將出身的節度使,以魏博田承嗣、承德李寶臣、盧龍李懷仙勢力最大。然而,唐室同時委派平亂有功的將領為節度使,與降將背景的藩鎮構成對峙形勢,他們不但互相牽制,君主更運用彼此矛盾,引發藩鎮彼此攻伐。互相制衡的局面,帶來唐室相對安全,讓政權在安史之亂後仍然維持一百五十多年。
學者張國剛的《唐代藩鎮研究》,把藩鎮分為四類,即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邊疆禦邊型和東南財源型。前段所述,就是前兩類藩鎮互相制衡,至於後兩類藩鎮更對唐的安定起了積極作用。如鳳翔鎮守北疆,西川鎮守西疆,防範外族威脅,帶來國防的安穩。至於淅東、嶺南等節度使,服從中央,每年上供稅收,更是國庫的主要收入來源,以南方經濟支援北方政治。換言之,安史之亂後,藩鎮不完全是負面角色,政權依靠他們得以長期維持。
晚唐君主,或許未達明君的標準,也不是暴君、昏君。其中唐憲宗對藩鎮連番用兵,迫使河北三鎮上表歸附,重振中央的威望,被稱為「元和中興」。及後唐宣宗貶抑朋黨領袖,令宦官氣焰收歛,被稱為「大中暫治」。中興局面反映唐室在步向衰落過程中仍有政治清明的日子。
除了兩位中興君主,晚唐君主也推動多項經濟改革,包括改善漕運系統,以確保江南物資能順利運送至中央,又開拓廣州對外貿易,實施鹽鐵酒茶的專賣政策,以增加財政來源,又推行兩稅法,以取代租庸調制,採取較靈活的徵稅方式,以確保國庫收入等。在經濟實力能以保存下,唐國祚也得以延續。
唐太宗創立貞觀盛世,不但依靠如數家珍的改革措施,也因為其信任官員、關心百姓、華夷一家等風度,開創盛世之君的典範。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勢由盛而衰,沒有孕育一代明君的條件,但亂世自有亂世的政治智慧。晚唐君王能夠運用各種政治手段,讓弱勢政權得以生存,帶來國祚延續一百五十多年。
或從另一角度分析,唐朝滅亡正是以上政治手段失效的結果。黃巢之亂,禍及南方,廣州城破,唐室失去穩定的財政支援。節度使朱溫興起,宰相催胤命朱溫入京誅殺宦官,令朱溫有進京藉口,從此控制中央,原來藩鎮互相制衡就失去政治意義,最終朱溫篡唐,藩鎮割據延伸至五代十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