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的藩鎮割據局面, 紅圈為割據型藩鎮, 綠圈為防遏型藩鎮。(編輯自教科書圖片)
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勢步向衰落。藩鎮割據，宦官之禍、外族侵擾、朋黨之爭、民亂漫延、經濟崩潰等，都被視為亡國因素。然而，安史之亂後，唐室政權仍能維持一百五十多年，較之隋朝四十多年的國祚長得多，較之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國祚相若。因此，除了探討亡國因素外，換另一角度，唐朝為何在內憂外患下得以長期維持，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安史之亂，藩鎮遍佈全國，從中央威權的角度，藩鎮形成地方割據局面。但另一角度，正因四分五裂，個別勢力難以獨大，只能割據一方，卻需要名義上擁戴中央來維持其勢力，讓唐室政權得以延續。
安史降將出身的節度使，以魏博田承嗣、承德李寶臣、盧龍李懷仙勢力最大。然而，唐室同時委派平亂有功的將領為節度使，與降將背景的藩鎮構成對峙形勢，他們不但互相牽制，君主更運用彼此矛盾，引發藩鎮彼此攻伐。互相制衡的局面，帶來唐室相對安全，讓政權在安史之亂後仍然維持一百五十多年。學者張國剛的《唐代藩鎮研究》，把藩鎮分為四類，即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邊疆禦邊型和東南財源型。前段所述，就是前兩類藩鎮互相制衡，至於後兩類藩鎮更對唐的安定起了積極作用。如鳳翔鎮守北疆，西川鎮守西疆，防範外族威脅，帶來國防的安穩。至於淅東、嶺南等節度使，服從中央，每年上供稅收，更是國庫的主要收入來源，以南方經濟支援北方政治。換言之，安史之亂後，藩鎮不完全是負面角色，政權依靠他們得以長期維持。
晚唐君主，或許未達明君的標準，也不是暴君、昏君。其中唐憲宗對藩鎮連番用兵，迫使河北三鎮上表歸附，重振中央的威望，被稱為「元和中興」。及後唐宣宗貶抑朋黨領袖，令宦官氣焰收歛，被稱為「大中暫治」。中興局面反映唐室在步向衰落過程中仍有政治清明的日子。
除了兩位中興君主，晚唐君主也推動多項經濟改革，包括改善漕運系統，以確保江南物資能順利運送至中央，又開拓廣州對外貿易，實施鹽鐵酒茶的專賣政策，以增加財政來源，又推行兩稅法，以取代租庸調制，採取較靈活的徵稅方式，以確保國庫收入等。在經濟實力能以保存下，唐國祚也得以延續。
唐太宗創立貞觀盛世，不但依靠如數家珍的改革措施，也因為其信任官員、關心百姓、華夷一家等風度，開創盛世之君的典範。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勢由盛而衰，沒有孕育一代明君的條件，但亂世自有亂世的政治智慧。晚唐君王能夠運用各種政治手段，讓弱勢政權得以生存，帶來國祚延續一百五十多年。
或從另一角度分析，唐朝滅亡正是以上政治手段失效的結果。黃巢之亂，禍及南方，廣州城破，唐室失去穩定的財政支援。節度使朱溫興起，宰相催胤命朱溫入京誅殺宦官，令朱溫有進京藉口，從此控制中央，原來藩鎮互相制衡就失去政治意義，最終朱溫篡唐，藩鎮割據延伸至五代十國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