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敘席間有人提及宋楚瑜先生，因而想到2021年再版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拿起書來發現中文版譯者是黃中憲，心裡就覺得沒問題了。之前因為《成吉思汗》三部曲而開始關注黃中憲先生的譯作，其他諸如《征服者們與眾神》、《朝鮮半島現代史》、《帖木兒之後》等歷史敘事作品，亦是我想追看的書籍。
湖南就是古代的生猛有活力的楚地，屈原投的汨羅江就在今日湖南境內。《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是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全書各章可說是從19世紀中期清朝開始面臨近代憂患起，不同時代的青年對王夫之的不同詮釋更迭（頁234）。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儒者，又稱船山先生，明朝滅亡後堅持作抗清遺民，除了提出自己對四書五經、不同以往的見解評注以外，亦對政治時發議論。而郭嵩燾（中國首位駐外使節，燾音讀dao4）、譚嗣同（光緒變法、百日維新主要領導者之一）、章太炎、楊度、楊毓麟、楊昌濟（毛澤東的老師）等人，各自從王夫之的文字中得到啟發，再挪用有共鳴、有功用的部分，倡導不同層次的民族主義，特別是湖南人的民族主義。
1860年代：重新發掘湖南精神與王夫之可追溯到剿滅太平天國的主力－－湘軍。湘軍的特色是個人效忠，透過戰爭的催化，「將來自不同村子的農民結為同袍，且使他們與地位更高的本地學者和鄰近城鎮的仕紳領袖連在一塊……湘軍把湖南省團結為一」。此外，平定太平天國後，湖南人在朝為官人數大增，平民家庭地位上升，也進一步推動清帝國的重建和湖南的地區自豪感。
1870、80年代：郭嵩燾是個有趣的人，在擔任駐英使節期間，他長期和（翻譯《天演論》的）嚴復在法院旁聽審判，探索英國公民社會，返中後也持續「他在英國時養成的怪習慣：運動。當地人稱之為『打洋拳』」。他「不只將（王夫之）視為學者，還視為湖南的守護神」；裴士鋒認為，郭嵩燾和他的學校、演說、社團等，「代表了以中國文化為基礎，追求現代化之民族主義的早期局部模式」。
1890年代：譚嗣同因參與「百日維新」為光緒帝效力而為世人所知；但他的初衷其實是承傳王夫之的思想，改造湖南，在湖南建立人民可參與、民意可被實踐的國家。在譚被處死後，梁啟超等避居日本的師生持續「湖南維新運動」，只是轉而以武力手段——或可說是回溯湘軍的湖南地方軍隊傳統——爭取更激烈的改革。
除了爬梳「船山學」的傳承之外，《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亦呈現一些有趣的概念對話，例如「自治」的不同意義，德國－日本－中國的自治，是由上而下，「地方在完全配合中央政府的需要下料理本地事務」；而湖南人想要的是源自美國南方，由下而上，「自治權來自個人固有自主」、「政府的權力得自人民」的自治（頁145-50）。又例如湖南人如何理解「湘軍擊潰太平天國」；以漢族脈絡來看，太平天國是反對清廷「蠻夷」統治的漢團體，但卻反被漢人組成但支持清廷的湘軍所滅，留下解釋空間。
順帶一提，讀到「王夫之是湖南人的，且是為湖南人的」（頁46）這個句子，一來覺得簡直是「用中文寫的英文」，語句躍然紙上，另外覺得，這種大膽的陳述句讀來真是過癮，但似乎在中文寫作的文章中較為少見，有點可惜。
最後，改革的棒子傳到近現代，絕對是中國最知名湖南人之一的毛澤東，亦曾是湖南「自治」運動的領導者。在此趁著「光輝的十月」還沒過完，援用裴士鋒引述毛澤東對「中華民國國慶」的看法做結，更能具體勾勒「湖南主義者」理想中的「中國」是如何各走各路的：
毛澤東向上海《時事新報》投了〈反對統一〉一文，……直言不諱寫道：「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得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他主張中國所有問題都源於過時的「中國」觀念，然後斷言中國該根據既有的省區分為諸多小國。最後他寫道，「國慶是慶中華民國，我實在老不高興他。特為趁這國慶，表示我一點反對統一的意見，而希望有一種『省慶』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