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敘席間有人提及宋楚瑜先生,因而想到2021年再版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拿起書來發現中文版譯者是黃中憲,心裡就覺得沒問題了。之前因為《成吉思汗》三部曲而開始關注黃中憲先生的譯作,其他諸如《征服者們與眾神》、《朝鮮半島現代史》、《帖木兒之後》等歷史敘事作品,亦是我想追看的書籍。
湖南就是古代的生猛有活力的楚地,屈原投的汨羅江就在今日湖南境內。《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是裴士鋒(Stephen R. Platt)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全書各章可說是從19世紀中期清朝開始面臨近代憂患起,不同時代的青年對王夫之的不同詮釋更迭(頁234)。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儒者,又稱船山先生,明朝滅亡後堅持作抗清遺民,除了提出自己對四書五經、不同以往的見解評注以外,亦對政治時發議論。而郭嵩燾(中國首位駐外使節,燾音讀dao4)、譚嗣同(光緒變法、百日維新主要領導者之一)、章太炎、楊度、楊毓麟、楊昌濟(毛澤東的老師)等人,各自從王夫之的文字中得到啟發,再挪用有共鳴、有功用的部分,倡導不同層次的民族主義,特別是湖南人的民族主義。
1860年代:重新發掘湖南精神與王夫之可追溯到剿滅太平天國的主力--湘軍。湘軍的特色是個人效忠,透過戰爭的催化,「將來自不同村子的農民結為同袍,且使他們與地位更高的本地學者和鄰近城鎮的仕紳領袖連在一塊……湘軍把湖南省團結為一」。此外,平定太平天國後,湖南人在朝為官人數大增,平民家庭地位上升,也進一步推動清帝國的重建和湖南的地區自豪感。
1870、80年代:郭嵩燾是個有趣的人,在擔任駐英使節期間,他長期和(翻譯《天演論》的)嚴復在法院旁聽審判,探索英國公民社會,返中後也持續「他在英國時養成的怪習慣:運動。當地人稱之為『打洋拳』」。他「不只將(王夫之)視為學者,還視為湖南的守護神」;裴士鋒認為,郭嵩燾和他的學校、演說、社團等,「代表了以中國文化為基礎,追求現代化之民族主義的早期局部模式」。
1890年代:譚嗣同因參與「百日維新」為光緒帝效力而為世人所知;但他的初衷其實是承傳王夫之的思想,改造湖南,在湖南建立人民可參與、民意可被實踐的國家。在譚被處死後,梁啟超等避居日本的師生持續「湖南維新運動」,只是轉而以武力手段——或可說是回溯湘軍的湖南地方軍隊傳統——爭取更激烈的改革。
除了爬梳「船山學」的傳承之外,《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亦呈現一些有趣的概念對話,例如「自治」的不同意義,德國-日本-中國的自治,是由上而下,「地方在完全配合中央政府的需要下料理本地事務」;而湖南人想要的是源自美國南方,由下而上,「自治權來自個人固有自主」、「政府的權力得自人民」的自治(頁145-50)。又例如湖南人如何理解「湘軍擊潰太平天國」;以漢族脈絡來看,太平天國是反對清廷「蠻夷」統治的漢團體,但卻反被漢人組成但支持清廷的湘軍所滅,留下解釋空間。
順帶一提,讀到「王夫之是湖南人的,且是為湖南人的」(頁46)這個句子,一來覺得簡直是「用中文寫的英文」,語句躍然紙上,另外覺得,這種大膽的陳述句讀來真是過癮,但似乎在中文寫作的文章中較為少見,有點可惜。
最後,改革的棒子傳到近現代,絕對是中國最知名湖南人之一的毛澤東,亦曾是湖南「自治」運動的領導者。在此趁著「光輝的十月」還沒過完,援用裴士鋒引述毛澤東對「中華民國國慶」的看法做結,更能具體勾勒「湖南主義者」理想中的「中國」是如何各走各路的:
毛澤東向上海《時事新報》投了〈反對統一〉一文,……直言不諱寫道:「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得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他主張中國所有問題都源於過時的「中國」觀念,然後斷言中國該根據既有的省區分為諸多小國。最後他寫道,「國慶是慶中華民國,我實在老不高興他。特為趁這國慶,表示我一點反對統一的意見,而希望有一種『省慶』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