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莉穎
【基本資料】
再現劇團第二號作品:第八日
製作人:黃民安.導演:簡莉穎.編劇:簡莉穎、蕭文華
演員:謝靖雯、朱家儀、黃兆嶔、彭子玲、王安琪、朱育宏
演出地點:西門町電影公園多功能展演廳
演出時間:2010/11/5-7、11/10-14
觀眾人次:六百多人
以墨西哥農民為主題的《第八日》結束後,我面臨了許多質疑––自己的以及他人的。但還來不及整理,就立刻投入學校的課業以及其他拖欠的事務。趁著寫稿給《青芽兒》的機會,做一反思以及整理,對我而言,十分珍貴而且必要。如果沒有寫稿這件事,可能許多事情就這樣讓它過去了吧。
會有《青芽兒》邀搞一事,是我曾在寫劇本階段寫信給素昧平生的阿偉求助,希望能有專業人士指點迷津。但在阿偉回信詢問我「他能幫上什麼忙」時,我卻語塞;發現不斷向外求援,只是想讓自己心安。我其實沒有什麼需要立刻被解決的問題。阿偉的提問,適時幫助我停下腳步面對自己。等到演出結束後,阿偉邀請我寫一整理、談談觀眾的反應。但我被外務耽擱,一直無法靜下心來寫。直到學期結束後的現在才得以完成。
這篇整理,偏重我個人思考、以及與觀眾回饋的對話。這次的經驗,對應到我一直在關注的幾個部份:
用戲劇來處理議題,有效、還是無效?戲劇這個媒介的優點何在?
跟談論的議題沒有實質接觸(例如:我並不是真的認識農人,或是為農村議題做過第一線工作),是否又是知識份子幫弱勢代言?
戲劇可以抗爭嗎?
要如何兼顧劇場的娛樂與教育?
觀眾是誰?
等等提問,實在難以有一梳理清晰的脈絡,就任我隨意談論吧。
再現劇團第二號作品《第八日》,是一齣講述墨西哥農家跨國流動的舞台劇。
劇中背景定在1994年、美墨兩國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墨西哥農人因美國玉米傾銷,導致本國玉米價格大跌。失去工作的農人們,接受跨國肉品公司的招募,跨海至美國工作。
在此背景下,主要劇情圍繞著一家三口發展:這家人失去了父親。母親長年酗酒,但過得十分樂天;家裡已不務農,靠著兒子女兒海外工作的薪水維生。故事開始時,她正要去舉辦2003年WTO會議的坎昆島,參加親戚的婚禮。途中遇到也要前往坎昆去抗議的環保人士。他們誤會母親是個要去抗爭的農民,極力想要幫忙。
哥哥在美國擔任過屠宰工、洗碗工。因肉品污染事件,成了工作餐廳的代罪羔羊,正在被警方審訊中。另一方面,在美墨邊境工作的妹妹,長年沒有回家,非常想要去參加婚禮。但她照顧的12歲胖女孩,卻因過胖而被門卡住,妹妹無法離開。胖女孩對妹妹更加依賴。劇末,過了幾十年,以母親和哥哥的死作為結束,妹妹一直在胖女孩家工作,未曾離開。
開頭和結尾部份,我在看似寫實的故事嵌入非寫實部份。開頭是女媧和耶和華主持一美食節目,示範如何用玉米做出墨西哥人;借用馬雅神話,連帶介紹墨西哥跟玉米的關係。節目進行中耶和華頻頻發懶,他跟女媧表示他明天放假。主要想傳達出後頭的故事是,上帝退位、資本取而代之的世界。而結尾用一群人吃土裡的爆米花作結;扮演女媧和耶和華的兩位演員穿上實驗衣,成了不斷餵食眾人的飼育員。想與開頭做出呼應,握有權力者成了新世界的神。
主線劇情方面,母親的部份主要是談:樂天。酗酒的母親,在路上遭逢多位環保人士。環保人士一心一意想將母親納入此次抗爭,認為母親乃一十分需要幫助的農民。但陷入酒醉狀態的母親,反而一心一意想請環保人士喝酒。在她的邏輯裡面,喝了酒便是朋友;希望來個痛快的不醉不歸,兩方人目的不同,鬧了許多笑話。
這個段落主要是想表現「沒有看見別人的樣子,一廂情願的善良,也會是一種暴力」。滿明顯的表現我對自視正義、進步者的諷刺。這段落有兩種結尾,一個是大家都不喝酒,只在忙一些正事。母親生氣硬逼大家喝,算是她一個小小反擊。一個是最後環保人士找來記者媒體,採訪母親。母親跟鏡頭大講兒子、女兒該回家結婚了等等作結。演出時是第一個版本。第二個版本是回到課堂跟金士傑老師討論後寫出。
哥哥的部份主要是談:他做為最底層的外勞,不論在何處工作都沒有保障;背了餐廳的黑鍋,最後只能逃跑。他雖然受到一些人權團體的幫忙、撩起一些話題。但受雇於餐廳的警察,不斷向他威逼利誘。這個故事的結尾同樣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哥哥最後不願妥協而死去,由妹妹來談論他的死亡。課堂上版本是他最後接受利誘,得到了居留的權利,成為「美國人」。結尾是哥哥以美國人的身份,談論他在這個國家看到的事物。
妹妹的部份主要是談:妹妹長期在外幫傭,與胖女孩雇主之間的互動。這段故事的時間拉得很長,以一個胖女孩認為自己不是這家的親女兒,自認是巨人族貴族的幻想開場。最後觀眾才知道胖女孩其實是老太太,她得了狂牛症,被重重幻象所折磨。但妹妹透過她的幻象,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家鄉。課堂上的版本是胖女孩就是小女孩,妹妹照顧了她很久很久。胖女孩變老、死去了,但妹妹仍然一樣年輕。結尾時妹妹說「女傭是不能老的」,結束。
本齣戲一共在西門町演出十場。其中四場設有演後座談。一共有六百多位觀眾觀賞過本次演出。
會有這個創作,是因「再現劇團」邀請我做他們今年的第二號作品。由於當初「再現」是跟致力於防制沙漠化的團體––「喜瑪拉雅自然文明保護協會」談合作,故一開始雙方僅將題目定在「沙漠化」、「種樹」,其餘部份任我發揮。但身在台灣,我對沙漠並沒有這麼深的感受。幾經思量,製作人同意讓我去找我有感覺的題目。
這個case讓我十分焦慮,這類型題目,寫文章、辦講座、拍紀錄片,或是甚至到現場去感受,都更能將事情說清楚講明白。到底為什麼要在劇場裡面,用戲劇的方式呈現?戲劇對議題的幫助在哪?我並沒有要往「民眾戲劇」、「論壇式戲劇」的方式去做,而是希望能吸引一般觀眾;戲還是得有趣,「環保」要怎麼講得有趣啊?幾乎是不可能嘛!
在跟演員討論時,我也「民調」了一番,問演員:「如果你們看一齣跟環保有關的戲,會希望看到什麼?怎麼樣對你來說是有效的?」演員們的答案五花八門;大共識是不希望看到彷彿環保署宣導短片的內容。有人提議比如說,寫一群人做著最不環保的事,但後來卻是最環保的人。也有人說想調查植樹節種樹活動後來的樹都怎麼了?說很多樹都是今年種下去、又拔起來,明年植樹節同一地方又再種一次;官僚的表面工夫適足以做一齣荒謬鬧劇……種種有趣的提議。後來都因能力和時間的限制,有所取捨,十分可惜。但同時也刺激了我不同的想法。
著手找資料,看了《一座小行星的新飲食方式》、《用心飲食》、《卯上台塑的女人》、《東西的故事》等等,以及影片《孟山都眼中的世界》、《企業人格診斷書》、《Food.Inc食物有限公司》,瀏覽各式雜誌和網路資料。前後考慮過台塑六輕、孟山都、種樹跟婦女的關係––綠帶運動、糧食壟斷––ABCD四大糧商、或是當時正轟動的大埔農民事件……。
除了讀資料以外,我還跑去六輕做實地採訪、也訪問農學系的師生,聽得懵懵懂懂,只知我找的範圍太散。在聽到種種專業術語、和生硬的社會事件後,更加慌張––到底為什麼要用戲劇講社會議題?劇場觀眾會買單嗎?看文章,不是更好、更清楚?我自己是不是要認清,這個演出就跟其他演出一樣,演完了就沒了;並不是討論議題的演出,就會產生比較大的影響?用文化來討論議題,本來就較慢、較軟,重點是有沒有持續?這次的創作,跟我未來的創作有什麼關係?我會不會持續關注?無法到第一線、但能用什麼方式持續關注?懷抱著這些問題,繼續前進。我們已經拿到文化局補助、宣傳出去了,場地和演員也都敲定了。再怎麼無所適從,戲還是得做出來。
大題目是環保,可是我自己會想要往糧食和農人的方向去。這是為什麼呢?不論做什麼題目,在最深層還是要找到自我情感的聯繫點,否則最後會做不下去。我自己其實跟農的關係頗遠,雖然支持土地、農村的議題,但仍然建立在一種對公平正義的單純嚮往。直到我姊姊日前在農業型社大––旗美社大工作,常常跟我講些農村二三事。有了這一層感情,我才慢慢覺得真的有連結。
排戲在即,時間所剩不多。姊姊跟我講過的故事,便浮上我心頭:例如種有機玫瑰的小農。由於當時玫瑰還沒被列入有機範圍,所以他們的耕耘成果,無法以有機作物上市。或,小農難以負擔每年的有機檢測費用,“有機”眼看又要變成有錢人搞得玩意兒等等……。她講述時的感情與怒氣歷歷在目;我便決定以農村為題目。
由於自忖對台灣農業的理解不夠,沒有把握可寫實深入的處理。再加上我較擅長荒謬諷刺戲碼,於是我找到「玉米」這個經濟作物,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如何影響了墨國農業––台灣也身在全球經濟體系之中,類似的戲碼常有所耳聞。最後便以墨西哥和玉米作為主題––我希望拉一個比較遠的距離,使得劇場呈現上有較多得以想像飛翔的空間。一開始是這麼想。但我如今覺得,這是否太便宜、太偷懶了?
便宜、偷懶在於,我不需要太過在乎現實,隨手將現實情境轉化、敷衍,服務劇情即可。缺點就是現實建立的不夠,很容易使人失去連結。例如就被人問過:「墨西哥跟台灣有什麼關係?」單單一句:「台灣,作為全球貿易體系的一環,玉米是台灣進口量佔據第一、二名的作物。而美國是台灣進口農作物第一的國家。」對部份觀眾來說,並不足以連結起來。這也是反應了當時能力不足。日後面臨「為什麼不處理台灣?」的提問,也就認了,不足便不足吧。
雖然農業議題離我沒那麼遠,但我第一手連結,其實來自於我姊姊。其他的部份我皆需透過閱讀書籍、影片來建構我的劇本。搞到後來,其實我並沒有真正靠近我創作的核心。議題,彷彿成了一個命題作文;只要編織一些橋段,表達出農民的辛勞、結構問題(但無法談的深入),適度的讓戲有趣,似乎就過關了。觀眾反應還不錯。但我心知,選擇一個台灣小劇場從來沒出現過的題目:墨西哥玉米農來講,本身就佔了很大便宜。我心中飄飄蕩蕩,找不到實在的底。我從概念下手,只是攫取資料來配合我的概念,是以,我會說:這齣戲有趣但可能不動人。
我不是一個透過理念和書本就可以創作的人。如果我不是真的親身經歷、親眼目睹,讓這些事情在我身上留下記憶,終究是隔著一層;我終究沒有一個真實的臉,可以對應到我所創造的角色。是以「農人」的部份,著墨甚少。反倒將重點偏向妹妹和哥哥的「外籍工人」的處境,這也是我一向關注的題目。加上家有印尼幫傭,自己感覺是比較深刻的。農方面,僅僅抓著聽我姐故事所受的觸動、和書上得來的資訊,就開始寫劇本,對我來說真的太快了。同時還有學校課業,時間上的壓縮、和題材的不熟稔,使得我太過擔心主題冷硬,便不斷加油添料:
「這裡讓她們玩角色扮演,這樣有趣嗎?」、「這邊取材神話,這樣有趣嗎?」
我以為,做戲一大重點是要有趣。一位劇場前輩演員說:「劇場第一步是娛樂。有了娛樂,接下來才能夠談其他。」我十分服膺這個說法,在我的劇場經驗裡,不有趣的戲,不論想傳達什麼理念,都是白搭。
但我心中的不踏實是什麼?我非常擔心我跟書寫的主題––農––沒有真正接觸,只是編排一些橋段,召喚觀眾普遍對弱勢者的同情。有趣歸有趣,但沒有寫到角色真正的樣子。我很清楚我的立場是站在弱勢那方。但這樣一來,我很可能讓我的角色僅止於弱勢,欠缺其他面貌。而一旦創作者主動表現出角色弱勢,在戲劇上就無法引起同情。角色是人,他應該有各種樣子,貪小惠,或勇敢、或懦弱。是「人」,才會引起他人的感情。我功力未夠,深怕一剪裁不當就失焦。我的認識又不足以描繪清楚。層層疊疊,一樣兩手一攤––不足便不足,認了吧。
這些焦慮我後來才看清楚。對付這些焦慮,我的辦法是在技術上讓戲有趣;至於對角色和主題的理解與不解,還是要在往後的日子中慢慢釐清。
11/10的座談會上,某位台藝廣電的學生留下來參與座談。她對農民的辛苦有感覺,但疑惑她的力量如此微小,生活中又沒有管道,可以做什麼?我當場語塞,因為我實在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麼?我只能說,就從生活中能做的事情出發,盡量在地消費、少吃肉、支持當地小農。但一想到我忙起來還是倚賴便利商店和速食,說著我自己都做得七零八落的事情,不禁暗自臉紅,聲音越來越小。
輔大心理系畢業的演員彭子玲接過麥克風,她說得非常好。她說自己能做多少事情,還是要回歸到兩個層面,一個是「能力」,一個是「欲望」。比如說她的欲望在演戲,她也有能力做到。而她也關注各種議題。所以有議題性的戲劇演出,她都十分樂於參加。將兩方結合,她的能力也得以施展。她說,不知道該名觀眾到底能做什麼?但她是廣電系的學生,某種程度上她已掌握了一些能力,不是嗎?
觀眾點頭,不只回答了她,對我也是。我渴望戲劇創作,但我一直在藝術創作到底有沒有用的焦慮中,不斷徘徊。尤其最後,戲演完了,引起一些討論。下一齣、下下齣戲又開始上演,自己的下一齣、下下齣戲也開始動工。戲劇朝生暮死,如浮游一般,令人感慨。
到底,留下來什麼呢?長期做下去,才看得到一點點效果。不論做什麼,都得有這樣的覺悟。
我仍然對藝術創作無法有立即貢獻這件事,感到焦慮;無法泰然處之地將創作,視為一種勞動。常常覺得:創作者某種程度上消費了議題,享受到創作的樂趣,又搏得一些進步美名。簡直就是罪大惡極。
但人沒有這麼多力氣。如果我的欲望在於戲劇,也渴望精進戲劇能力,在其他層面所能花的力氣就會變少,理所當然。
不使一切白費,就是把故事講好。把故事講好的前提,是走進現實、用力理解、磨練技術、發揮想像,如此而已。
最近讀了紀傑克(S. Žižek)批判《阿凡達》的文章〈土著的回歸〉(Reterun of natives)。文中提到印度南方的奧力沙邦山區,被賣給礦業公司,計畫要大肆開採。當地人長期飢餓、未獲得任何醫療、教育和法律補償,婦女被官員強暴。這群人站起來反抗,但被印度官方和媒體詮釋成暴民:所以柯麥隆的電影在這裡有甚麼位置?沒位置:奧利沙沒有矜貴的公主等待白人英雄來誘惑她及幫助其部落人民,只有一班聲名狼藉的毛派在組織饑民。電影讓我們能操作一種典型的意識型態區別:同情被理想化了的原住民,同時否定人民真實的鬥爭。欣賞《阿凡達》及仰慕原住民反叛的觀眾,有所有理由在恐懼中否定納薩爾派份子,把他們打成殺人成性的恐怖主義者。真正的阿凡達因此是《阿凡達》本身––電影已經替代了現實。
透過做(農、反抗、勞工etc)主題的戲、看(農、反抗、勞工etc)主題的戲,並不真的就完成了什麼進步的行動。它很可能只是標榜“進步”的知識分子的自我滿足而已。很可能僅止於在劇場中,展現進步理想,但現實中卻裹足不前。劇場,最後還是要回歸真實,需要有真實的行動出現。至於何謂真實的行動?
美國1960年代曾有激進的「生活劇場」(Living Theatre)。其主持人貝克夫婦在演出到一半時,帶領演員和觀眾喧鬧遊街、表達反戰、和平理念。遊人側目,警察包圍,藝文圈大驚。但時至今日,把劇場搞成抗爭,只會像作秀、或是戲劇手段的一環。(我看過社運工作者如要發動比較激烈的行動,都會安排好這個場子誰負責任;警察要抓、法律要追究,就是這個人出來扛。而創作者如果沒有要擔負帶領群眾造反的責任,還是別忙了吧。)
我認為,只要做戲時能影響到一個人、看戲時能影響到一個觀眾、最後影響了自己,讓小劇場有不同的聲音,就很難得了。但人不會因為看戲短短兩個小時就改變。把戲做得好看、說清楚想說的,這是目前我所能做的。
忙亂的演出、座談結束後,好壞評價都有。讓我耿耿的,是某些朋友的提問:「農民很辛苦我知道,但我工作也很苦啊。有什麼不同?」「我覺得他們離我很遠。」「台灣跟墨西哥有什麼關係?」
另一些朋友,長期的關注議題、參與社運。他們一下子就進入了故事所編織的情境,抓到外勞、階級、全球化這幾個關鍵字:全球化浪潮之下、處在自由貿易結構中的「人」的樣子。
另外,幾個留美回來的觀眾,說真的是這樣;蔬菜工、洗碗工,皮膚黑黑、頭髮卷卷。新聞上,軍方拉一列火車備重兵,攔截偷渡邊境的墨西哥人。另有一在美學演戲的女子,自視為另一種「勞工」,戲結束時拉過我哭。
由此可知,編導時許多背景資料,對我來說已經太理所當然。本身已經對議題熟爛的觀眾,在劇情中各自連結所需;但對議題不熟的觀眾,又沒有得到足夠的資訊。操作上偏離我原始設定。我原本定位的觀眾,乃對此議題不熟悉者。盡量弄得淺顯易懂,不料流於看熱鬧。因操作上還是漏了一層––如果沒有講清楚自由貿易體系怎麼產生、交織成綿密的網、怎麼影響到小農的生活,大部分觀眾將不容易理解:到底為什麼農民窮、農民辛苦?窮者只會被視為努力不夠、或是比較笨的一群。我白白浪費一次機會。
這次經驗足以作為借鑒。要如何說清楚「農民很辛苦,跟你很辛苦,是息息相關的?」「農民越辛苦,你也會越辛苦,因為糧食是一切的根本…。」
所以,可能我應該寫一個故事,主角不是全為農、工,應該有幾個白領。農、工遭殃,白領遭殃之日亦不遠矣––或許這樣對台北觀眾更有效。
演出結束後一陣子,我的編劇夥伴蕭文華告訴我,她是嘉義人,家裡老一輩是種田的。但因為老一輩很重視後輩教育,不希望他們務農,所以她對家裡的田地完全不瞭解。到外地唸書後更疏遠,回家就是關在房間裡面。但因參與了這次製作,自己讀了許多資料、自己去思考。慢慢的回頭去想家裡務農這件事,感覺跟老一輩的距離,不再那麼遙遠。這個回饋讓我覺得,嗯,非常開心。
在我身上,我選擇閱讀的資料,是跟我自己的立場較相近的。我當然一心一意的傾向同情小農。但一次訪問台大農學系的老師,向他詢問了關於基改作物一事。他表示,基改是因應人類需求,基改產品––像市面上的木瓜早就都是基改、對抗輪點病毒的台農2號;科技是無害的,看人怎麼用。公司獨占專利也沒辦法,畢竟它們花了非常多錢研發新技術,不可能叫公司不賺錢。他不覺得誰一定對誰一定錯,只是兩造看怎麼取得平衡。畢竟,他也曾在美國的實驗室,經歷過彷彿戒嚴的一天;他教授告知,有一批「極端生態正義分子」要來攻擊他們的實驗室。學校大門深鎖、警察四處巡戍,至今想來都心有餘悸。但當下,我對他的心情和立場也很能理解。我只覺得,我真的要從生活中建立我對農的看法,需要真正的接觸以及更多的知識。否則我無法選擇一個位置,來看待跟我立場不同、但卻言之成理的人、事、物。農是專業,單純用同情的角度描繪,只會減低這個話題的精彩與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