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治未病理念源遠流長,是中醫理論體系中獨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中醫治未病理論的形成,正是根植於中國哲學的「肥沃土壤」。治未病理論的首次正式提出見於《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而其思想基礎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思想。
眾所周知,《黃帝內經》的主要內容出自戰國時期,自秦代、漢代以來歷朝歷代均有補充,最終成書於西漢中後期,而《孫子兵法》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其兵法中蘊含了深刻的哲學思想,對政治鬥爭、情報競爭、市場經濟等社會生活的多個面向產生了巨大影響,故《黃帝內經》治未病理論的形成也勢必受到《孫子兵法》中哲學思想的影響。本文即從《孫子兵法》的角度窺探中醫治未病思想,以期追本溯源。
未病先防在疾病發生前,就應積極採取措施,防止疾病發生。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雲:「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鬥而鑄錐,不亦晚乎。」孫思邈亦曾說:「常需安不忘危,預防諸病。」這一點可從兵家「有備無患」的戰略思想中窺見一斑。
善守者敵不可動—-正氣存內,邪不可幹《孫子兵法·虛實篇》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固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從攻守策略的角度論述了嚴密防守的重要性。若以防守能力比喻人體正氣,敵軍攻勢比喻外來邪氣,則此謀略恰可延伸於未病先防理念,即「正氣存內,邪不可幹」。 《靈樞‧百病始生》曰:「猝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後病脈絡》也告誡人們「五臟元真通常,人即安和」「不遣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其根本都是在調養正氣,則邪無法得虛而傷人。
《孫子兵法·作戰篇》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在徵兵、徵糧時需適可而止,因為遠輸則百姓貧,導致力虛、財殫,內虛於家;用兵時也要應量力而為。治未病思想之「不妄作勞」正是由此萌生。 《素問·上古天真論》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華佗在闡述運動養生之法時對其弟子吳普說道:“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而。”
重視動以養形,但也告誡後人運動應量力而為。
《孫子兵法·火攻篇》曰:“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軔也。”
發動火攻要選擇有利的時機,選擇乾燥、起風的天氣,此為藉天時。未病先防也應因時制宜,《靈樞·本神》曰:“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存其根。”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更是具體闡述了春夏秋冬四季調養生息之法,指出對於陰陽四時,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順地勢—-因地制宜天時、地利、人和是兵家取勝的3 個關鍵因素,故《孫子兵法》尤為重視順應天地之自然因素,有專論地勢作戰之《孫子兵法·地形篇》,詳細論述了不同地形的作戰策略如「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等,充分體現了因地制宜的作戰原則。
治未病亦需因地制宜,《素問·五常政大論》言:「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西北方人皮膚腠理密,人皆食熱,故宜散宜寒;東北方人皮膚疏,腠理開,人皆食冷,故宜收宜溫。
欲病救萌疾病尚處於萌芽階段時,病邪輕淺,是治療的最佳時期[9],應積極採取各種措施促使疾病早癒。 《素問·陰陽應像大論》指出:「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後世張仲景亦指出:「禍始於微,危因於易。能預此者,謂之治未病。」可見,欲病救萌是治未病的重要組成部分。
《孫子兵法·九地篇》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用兵的主旨重在迅速,抓住敵人措手不及的時機。欲病救萌之法亦是如此,關鍵在於抓住先機,在邪氣尚未充盛之時及時、迅速採取措施。 《素問·刺熱》曰:「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者刺之,名曰治未病。」苗頭初露,疾病初發時就迅速治療,少量輕劑即可治愈,也保護了臟腑不受損害,此謂治未病也。
《孫子兵法·軍爭篇》曰:「圍師必闕,此用兵之法也。」在攻城之時,不可將城池圍死,應留有缺口,讓敵軍在絕望中看到希望,則不會作困獸之鬥。避免閉門留寇的思想出自《孫子兵法》,後世發展成為中醫治療的基本原則。
欲病救萌的過程中,當有外邪侵入人體時,首先應驅邪外出,給邪以出路,靈活運用此原則。 《素問·陰陽應像大論》根據外邪侵犯的部位制定了具體的方法,「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尤其是瘟疫盛行的明清時期,吳可將「給邪以出路」作為治疫大法,最為擅用瀉法。
《孫子兵法·謀攻篇」曰:「知己知彼者,百戰不殆。」在欲病救萌的關鍵時刻,知己知彼更是首要條件,中醫辨證論治之「辨證」即在「知己知彼」。尤其是當疾病出現寒熱虛實錯雜或真假像等複雜情況時,此舉作用便更為凸顯。如《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並治》中所描述的少陰病「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出不止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表象為身熱、面赤、不惡寒、乾嘔、咽痛之熱象,但綜合下利清穀及其舌脈,可知此為真寒假熱、陰盛格陽之實寒證,若不能明辨真假,救治必會南轅北轍。
清代葉天士提出“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控制疾病發展需先穩固病邪尚未到達之處。早在400 多年前的《孫子兵法》就提出了“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守其所必攻”,作戰中先於敵人佔據領地就能處於以逸待勞的主動地位,守護好敵人將要攻擊的城池,此與「先安未受邪之地」有異曲同工之妙。
《孫子兵法·兵勢篇》曰:「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混雜混亂,形園而不可敗。」在敵我相爭而混亂不清的隊伍中,將士擺成圓陣,首尾連貫,方可與敵作戰應付自如,著名的「八卦陣」便是在此原理基礎上加以變化而成。
首尾相接的圓形布陣,陰陽互相轉化,互根互用。因此在防止疾病傳變的過程中,首先要調理陰陽,《素問·陰陽應像大論》提出“定其血氣,各守其鄉”,以防止其出現陰陽互損。
《孫子兵法·虛實篇》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意為用兵作戰無固定刻板的姿勢,五行相生相剋沒有固定的常勝。由此可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就已經體認到了五行之間的複雜關係。 「五行無常勝」觀點對《黃帝內經》的理論建構、闡釋生理、病理、疾病傳變、治療都有深遠的影響。 《素問·保命全形論》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減,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具體闡釋了五行的生剋制化關係。以肝病為例,《難經·七十七難》言:“然所謂治未病無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
即根據五行乘侮理論預測疾病的發展、病位的變化,以做到先安未受邪之地,是「五行無常勝」觀點在治未病方面的體現。
「順勢而為」是兵家的重要謀略,《孫子兵法·兵勢篇》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巨石能被沖走是利用了湍急流水之勢,自古善戰者,都善於順勢而為。在治未病中,也應善求於勢以做到既病防變。如《金匱要略·痙濕暍病脈證並治》言:“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動胸,口喔不得語,欲作剛痙,葛根湯主之。”
雖太陽經病位在表,但出現發痙先兆,有傳里之勢,故應按其病勢選用葛根湯生津舒筋,以防止發展成痙證。又如《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言:「太陽病……若欲作再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穿則愈。」順應疾病傳承之勢,提前預防疾病的發展,這正是「順勢而為」思想在中醫治未病的應用。
4瘥後防復《素問·熱論》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在病後調理期,應做好疾病後期的善後調理,防止疾病復發,以收治未病之全功。 《孫子兵法·九變篇》亦雲:「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透過辨證、治療,已經明確病邪所攻之處,疾病後期應以此處為重點進行調理,使邪「恃吾不可攻」。
《孫子兵法·虛實篇》曰:「進而不可防者,衝其虛也。」進攻時應先衝擊敵人的軟弱之處。
所以在疾病後期,正虛邪戀之時,防止餘邪復發之根本是恢復正氣,補其不足,使餘邪無虛可乘。自古醫家都十分重視病後調養,明代汪綺石在《理虛元鑑·治虛三本》中云:「病雖愈亦是不經風浪。」病後初癒階段身體機能尚未完全恢復,需謹慎用藥,補其不足是治未病的最後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
《孫子兵法·謀攻篇》曰:「百戰百勝,非善戰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最高明的是以德服人。無論是儒家的“仁者愛人”“以禮存心”,還是墨家的“兼愛、非攻”,都蘊含著德全不危的道理。 「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素問·上古天真論》指出「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調攝精神,修養德行,方可保命全形,陰陽自和。 《青囊秘錄·卷一》中亦雲:「善醫者,先醫其心,而後醫其身。」情志在疾病過程中至關重要,調攝精神,修養德行,方可保命全形,陰陽自和。
《孫子兵法·兵勢篇》提出了「奇正結合」的用兵原則,「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特殊戰法與常用戰法結合並靈活變通,以應形於無窮。這種靈活的用兵方法啟示醫者:臨證治病不拘成法,既要善於運用常法,又要善於借鑒非常之法。如中醫、西醫可互參互用,在急性期應用西醫以迅速控制病情,在中後期應用中醫以瘥後調理。
在處方上,除了採用醫書上的經典成方外,還需廣泛收集民間驗方。故治未病不拘成法,靈活變通,以不變應萬變。由此可見,作為傳世經典的《孫子兵法》對中醫治未病理論啟發頗深,廣泛而全面。 《孫子兵法》所論之兵法與中醫治未病之醫理無論從哲學思想之源,抑或思維之徑均密不可分。因此,從醫學外部深入挖掘中醫治未病理論的形成,追本溯源,將諸子百家思想與中醫治未病結合進行研究,具有無限潛在的學術價值,有待進一步探究。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於脾,故先實其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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