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長第五)。
甯武子,衛國大夫。姓甯名俞,『武』是他的諡號。歷經衛文公到衛成公兩朝,一朝有建樹,一朝碌碌無為。
孔子說:『當國家有道時,甯武子就很睿智。當國家無道時,他就裝糊塗。他的睿智別人可以做到,他裝糊塗別人就不可及了』。
聰明人裝糊塗並不那麼容易。一是忍不住想顯擺,就我高明,別人都不行;二是裝糊塗要裝得像,要讓他人真地以為是發自內心之言,而不是搪塞和矇騙。
人之于國於世,個人無法選擇,邦有道和邦無道都說不定。而在春秋戰國時代,更是轉換不定,國家往往因君主個人的因素而截然不同。那在兩種不同的環境下,個人當如何自處呢?孔子多次談及這個問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長第五)。
孔子誇獎南容,邦有道,不荒廢自己的才能,從而獲得榮華富貴;邦無道,則明哲保身,免于刑戮』。就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他。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憲問第十四)。
危,正直。孫,同遜。
孔子說:『國家有道,行為要正直,說話則要坦直;國家無道,行為還是要正直,但說話要謙遜謹慎』。
不論有國家有道無道,行為都要端正,不幹齷齪的事。區別在說話上。國家有道時,說話就不用顧忌,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不會因言招禍。而國家無道時,說話就得萬分小心。不然有會因言招禍。簡言之,邦有道,言路就很開放;而邦無道,言論就受到嚴厲的管制,這個能說,那不能說。當然,孔子時代的言路開放,也並非現代言論自由,只是當政者願意聽取意見而矣,不是公民權利,而僅僅是當政者開明。因而言路是否開放完全取決於當政者,時好時壞。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第十五)。
史魚,衛國大夫,名(qiū),字子魚。蘧(qú)伯玉,名瑗(yuàn),字伯玉;也是衛國大夫,由史魚推薦給衛靈公。
孔子說:『史魚真是正直啊!國家有道,他像箭一樣直;國家無道,他還像箭一樣直。蘧伯玉真君子啊!國家有道就出來做官,國家無道就辭官收起自己的見解藏在懷裡,不再言語。
孔子雖然稱讚史魚正直,但認為並非君子所為。君子應該像蘧伯玉那樣可進可退。在《易經》中孔子也說,『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易經·繫辭上》)
但邦無道則隱,邦有道則為還不是孔子最為欣賞的。孔子最為欣賞的是『行義以達其道』。邦有道有為是在良好的環境下有所作為,而『行義以達其道』則是在困難的環境中有所作為。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季氏第十六)。
遇有行善的事情,就趕快去做,擔心錯過。對不善的事,則像把手伸進熱湯,避之惟恐不及。這樣的人了,我見過,也聽說過。隱居以求存其志,行義而廣達其道。我聽說有過這種人,但沒有見到過。』
行善不做惡,這是對君子的基本要求,相對而言比較容易達到。『行義以達其道』就更難些。無道和有道有兩個極端,中間有過渡狀態。處於中間狀態,不是絕對的無道,也不是絕對的有道,就可有為。如能行義而能實現有道,那就是非常值得稱讚的仁德。實在無力挽救才隱居以求其志。做到這兩點,就更值得稱讚。當然這與個人的能力相關,能力越大,就越能改變困難的局面。其次與判斷局勢的智識相關,需要準確判斷出自己的能力能否改變局勢。才能進退自如,不作無謂的努力。
總的說來,孔子認為邦有道時,應當積極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國家出力。而邦無道時,則可多種選擇,只要不助紂為虐就可。或仍然在職直言,如史魚;或不辭官而裝糊塗,如甯武子;或遜言慎言,如南容;或辭官保持沉默,如蘧伯玉。也就是直言,胡言,慎言和不言。其中,孔子最稱道蘧伯玉保持沉默,認為是君子之道。
2020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