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長第五）。
甯武子，衛國大夫。姓甯名俞，『武』是他的諡號。歷經衛文公到衛成公兩朝，一朝有建樹，一朝碌碌無為。
孔子說：『當國家有道時，甯武子就很睿智。當國家無道時，他就裝糊塗。他的睿智別人可以做到，他裝糊塗別人就不可及了』。
聰明人裝糊塗並不那麼容易。一是忍不住想顯擺，就我高明，別人都不行；二是裝糊塗要裝得像，要讓他人真地以為是發自內心之言，而不是搪塞和矇騙。
人之于國於世，個人無法選擇，邦有道和邦無道都說不定。而在春秋戰國時代，更是轉換不定，國家往往因君主個人的因素而截然不同。那在兩種不同的環境下，個人當如何自處呢？孔子多次談及這個問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長第五）。
孔子誇獎南容，邦有道，不荒廢自己的才能，從而獲得榮華富貴；邦無道，則明哲保身，免于刑戮』。就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他。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憲問第十四）。
危，正直。孫，同遜。
孔子說：『國家有道，行為要正直，說話則要坦直；國家無道，行為還是要正直，但說話要謙遜謹慎』。
不論有國家有道無道，行為都要端正，不幹齷齪的事。區別在說話上。國家有道時，說話就不用顧忌，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不會因言招禍。而國家無道時，說話就得萬分小心。不然有會因言招禍。簡言之，邦有道，言路就很開放；而邦無道，言論就受到嚴厲的管制，這個能說，那不能說。當然，孔子時代的言路開放，也並非現代言論自由，只是當政者願意聽取意見而矣，不是公民權利，而僅僅是當政者開明。因而言路是否開放完全取決於當政者，時好時壞。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第十五）。
史魚，衛國大夫，名（qiū），字子魚。蘧（qú）伯玉，名瑗(yuàn)，字伯玉；也是衛國大夫，由史魚推薦給衛靈公。
孔子說：『史魚真是正直啊！國家有道，他像箭一樣直；國家無道，他還像箭一樣直。蘧伯玉真君子啊！國家有道就出來做官，國家無道就辭官收起自己的見解藏在懷裡，不再言語。
孔子雖然稱讚史魚正直，但認為並非君子所為。君子應該像蘧伯玉那樣可進可退。在《易經》中孔子也說，『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易經·繫辭上》）
但邦無道則隱，邦有道則為還不是孔子最為欣賞的。孔子最為欣賞的是『行義以達其道』。邦有道有為是在良好的環境下有所作為，而『行義以達其道』則是在困難的環境中有所作為。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季氏第十六）。
遇有行善的事情，就趕快去做，擔心錯過。對不善的事，則像把手伸進熱湯，避之惟恐不及。這樣的人了，我見過，也聽說過。隱居以求存其志，行義而廣達其道。我聽說有過這種人，但沒有見到過。』
行善不做惡，這是對君子的基本要求，相對而言比較容易達到。『行義以達其道』就更難些。無道和有道有兩個極端，中間有過渡狀態。處於中間狀態，不是絕對的無道，也不是絕對的有道，就可有為。如能行義而能實現有道，那就是非常值得稱讚的仁德。實在無力挽救才隱居以求其志。做到這兩點，就更值得稱讚。當然這與個人的能力相關，能力越大，就越能改變困難的局面。其次與判斷局勢的智識相關，需要準確判斷出自己的能力能否改變局勢。才能進退自如，不作無謂的努力。
總的說來，孔子認為邦有道時，應當積極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國家出力。而邦無道時，則可多種選擇，只要不助紂為虐就可。或仍然在職直言，如史魚；或不辭官而裝糊塗，如甯武子；或遜言慎言，如南容；或辭官保持沉默，如蘧伯玉。也就是直言，胡言，慎言和不言。其中，孔子最稱道蘧伯玉保持沉默，認為是君子之道。
2020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