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每個人在搭建自己的知識體系時都經歷過這樣的墜落——信仰的崩塌、觀念的顛覆、印象的翻轉、情感的背叛等，隨著Daniel對家庭的認知與法庭上被揭穿的事情之間的知識落差加劇，摔死的已不再只是父親的肉身，更是他對父親的認識、對母親的信任、對家庭的記憶，墜落地愈多，衝擊就愈加痛苦沉重。
《墜惡真相》始於一樁無人看見、但所有人都聽見的墜樓案。電影開場於作家Sandra在家中和一名學生之間的訪問，兩人還在寒暄之際，Sandra的丈夫Samuel便在樓上將音樂放得震耳欲聾，使訪問難以為繼，Sandra也只能匆匆送走前來訪問的學生。在這對夫妻的故事尚未完全展開之際，空間的分隔便隱然拉出兩人之間的距離，Sandra並未選擇上樓與丈夫溝通，Samuel也從未下樓現身，音樂的巨大音量更展示了不願溝通的姿態。在影廳中觀影時，這段音樂以大到誇張的音量反覆循環，即使畫面隨著11歲的兒子Daniel來到屋外，音量仍未減幾分。直至Daniel帶著狗散步返家時音樂也未停歇，只是伴隨著這段活潑旋律被發現的，卻是屋外雪地上已成屍體的Samuel。
Samuel生前的模樣從未在影像上真正出現過，有的僅是照片或不知是否可信的他人記憶的重演，取而代之地，生前播放的音樂成為他最鮮明的生存痕跡。在後續的法庭戲中，Samuel放音樂的動機成為討論的焦點之一，不論放音樂是出自對學生的嫉妒或是有意干擾妻子的訪問，他都成功在未現身的狀態下以不尋常的行為使人察覺他的存在。甚至，選曲亦被看作解讀Samuel生前最後訊息的信號，儘管Samuel播放的是無歌詞的純音樂版，歌詞原先的厭女意味聽在檢警耳中仍潛伏在音樂聲中，化作不合理的音量展現攻擊意志。音樂的迴環往復因而被看作這位在妻子的光芒底下有志難伸的失意男子死前的大聲控訴，怒氣與敵意彷彿透過音樂從他的生延伸至他的死，粗暴地將婚姻中受到的摧殘與謀殺連結起來。
張狂的音量，不論是刻意佈下的屏障或是無心形成的阻礙，也同時延後了眾人發現Samuel的死。在大雪覆蓋下，遠離塵囂、周遭只有動物的小屋與世隔絕，Samuel被包裹在自己播放的聲響中，在空間及聽覺上都形同完全孤立——Daniel因不想聽到音樂出門遛狗，Sandra為了在音樂聲中入睡戴上耳塞。轟鳴的音樂聲與悄無聲息的死亡形成強烈的對比，Samuel究竟是遭人謀害、意外失足、或自己選擇輕生，所有可能存在的聽覺線索——不論是兇手擊打頭部聲、墜樓時撞擊屋頂聲及落地聲，都被音樂覆去痕跡，無人察覺。只是直到音樂成為Samuel死後的殘響後，眾人才開始倒帶追索他的生命，從未現身的Samuel也在成為屍體後才開始在銀幕上回魂。
隨著案件發生，電影後續以長篇幅拍攝法庭審訊，試圖從連串話語及跡證中逐步還原死亡真相。起初，檢方透過房屋模型、拋落假人的實驗影片、撞擊及血跡噴濺過程的3D建模等方式，試圖在視覺上重現事件經過，卻始終無法找到唯一可能的科學解釋。墜樓的當下無人目睹，連法庭上的再現都無從帶領眾人找到解答，在視覺的空白之處，眾人只能訴諸聲音素材。從案發現場的音樂、Daniel出門前是否聽見父母對話、對話語氣是否像在爭吵、Sandra在法庭上使用的語言、案發前一天夫妻爭執的錄音等，一件件聲音素材都成為夫妻失和及Sandra殺夫的佐證，聽見地愈多，真相卻沒有更明白。
接著，Samuel死前一天偷錄下的錄音引發眾人對Sandra更強烈的懷疑。夫妻雙方在婚姻中隱忍的種種不滿在錄音中盡數爆發開來，大至為家庭所做的職涯選擇，小至Sandra在家庭中所使用的語言。法庭上的人們僅能透過錄音及Sandra的回答在聲音中想像畫面，但是在電影院中的觀眾卻能看到Sandra所敘述的經過偽裝成倒敘（flashback）在銀幕上出現，讓從未真正現身的Samuel及無人目睹的爭吵在Sandra的回憶中現形。當錄音中響起激烈的碰撞與玻璃碎裂聲、夫妻之間的肢體衝突再明白不過時，畫面又突然拉回法庭，剝奪了觀眾得以看見畫面的優勢，使觀眾與法庭眾人置於同等處境——究竟誰打了誰、誰傷害了誰，仍只能仰賴Sandra的回答來想像。同樣由聲音想像畫面的手法出現在電影尾聲，回憶中的父子相處畫面隨著Daniel的文字朗讀出聲緩緩在觀眾眼前流現。夫妻爭執和父子對話兩段畫面是否忠實還原真實對於片中角色及觀眾都不可考，若說Sandra的回答在錄音檔的存在下仍有為擺脫嫌疑而修飾美化的可能，那麼Daniel毫無佐證、或許虛妄的回憶則是更明確地表達了自己選擇願意相信的真相。
打從審判的中途開始，眾人便逐漸發現在視覺上重現墜樓的不可能，聲音素材雖確鑿，但視覺與聽覺之間的空白及曖昧也讓他們難以肯定地定Sandra的罪。於是真相的指針自始至終都不指向已發生的事件，而是指向將於法庭眾聲中誕生的；而法庭中匯聚的各種聲音也並不意在「還原」，而是「重構」真相。不論是法庭空間本身在視覺上形成的侷限性以及大量的對白，又或是身為德國人的Sandra在法國法庭上不夠流利的法文，都要求聽者在語言及語調中推測、想像、選擇一種可能的真相。當攝影機被置放於法官這一面，同時也是檢辯雙方展演時所面對的方向時，觀眾自然也將自己放在握有決定真相的一方位置，從「我聽到了什麼」來判斷。隨著主動爭取坐在法庭內的Daniel被一個個原先不知道的事情所擊潰，他對母親的懷疑也逐漸升高。當法官突向眾人宣布Daniel決定再次出庭作證、鏡頭並隨之轉向坐在席間的Daniel時，其實真相的走向始終都不是由法官、陪審團決定，而是取決於角色舉足輕重的「Daniel聽到了什麼」以及「Daniel接下來想讓大家聽到什麼」。
Daniel兒時車禍導致的視力受損是Sandra和Samuel夫妻共同的創傷、爭執的開端，但是在父母有意的隱瞞下，Daniel從未看到他們因自己所產生的關係裂痕。眼盲的意象並不是案件發生後才出現，而是早在更久以前便對感情中的對方及彼此關係本質的看不清，Daniel看不清、法庭上眾人看不清，甚至Sandra和Samuel自己都沒有看清過。但是在可見盡一片迷茫模糊、可聞盡是喧囂衝突之際，Daniel選擇填上了父親過往嘗試輕生的線索。如同法庭上各種聲音索求Daniel的判斷，Daniel最終也運用聲音的力量創造自己的真相索求他人的判斷。吐出的一字一句比起回憶逝者的前塵舊事，更像是聲聲召喚靈魂反陽。Samuel的形象從未如此真實、從未如此散發冀望未來的生命力，原先捉摸不定的聲音逐漸塵埃落定展開成為觀眾眼前的畫面，具象化為角色心中的真相。
《墜惡真相》扭轉「發現既存真相」的概念，它拒絕唯一、客觀的知識，將真相的決定權交回人的手中。也許每個人在搭建自己的知識體系時都經歷過這樣的墜落——信仰的崩塌、觀念的顛覆、印象的翻轉、情感的背叛等，隨著Daniel對家庭的認知與法庭上被揭穿的事情之間的知識落差加劇，摔死的已不再只是父親的肉身，更是他對父親的認識、對母親的信任、對家庭的記憶，墜落地愈多，衝擊就愈加痛苦沉重。一個人的成長是如此，社會的形成亦如是，知識的真空之處總是眾口喧囂。最終Daniel仍舊只能自己作真相的生產者，他無法想像母親殺死父親，但可以想像父親輕生，於是想像成為有理有據的推測、聲音化為可靠可信的證言，在落地的砰然巨響還來不及被聽見之前重新描繪了何以至此的運動軌跡，然後在法庭的落槌聲中真正的死去。父親的死不會改變，對母親的信任也無從修補，但是從自己的聲音之中他逐漸可以看見朦朧的真相，看見自己的雙腳如何在墜落之後得以安放於地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