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蹤騷擾防制法「書面告誡」與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憲法法庭113年憲裁字第14號裁定 (中)

上一篇文章〈跟蹤騷擾防制法「書面告誡」與人民聲請憲法訴訟——憲法法庭113年憲裁字第14號裁定 (上)〉中，我們已經提到本件裁定的背景事實、多數意見及主筆理由。本文則大致整理三位大法官在不同意見書裡提出的看法。由於大法官的意見都非常精采，這部分將會分為兩篇文章。

黃瑞明大法官不同意見

黃瑞明大法官認為：

多數意見決議不受理之理由乃嚴格詮釋上開規定（本文按：《憲訴法》第59條第1項）所定之要件，固非無見，惟本席認為該條規定併同憲訴法其他條文，解釋上仍有受理本件聲請案之空間，爰提出不同意見。

首先，黃瑞明大法官指出：《跟騷法》第4條第5項所稱「不得再聲明不服」，立法理由已提到是「為落實保護作為之迅捷」而設計的特別救濟程序，從文義及目的性解釋而言，即是「不得再尋求任何救濟」，包含訴訟程序，因此本件聲請人甲小姐雖然只向上級警察機關聲明異議，實則已經符合《憲訴法》第59條第1項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的要件，只是警察機關的書函不符合該條項另外一個「確定終局裁判」的要件而已。

可是，黃瑞明大法官認為，《憲訴法》第59條第1項在此情形「無異要求人民必須明知違背法律之明文規定」、提出訴訟且獲得敗訴的確定裁判，才可以向憲法法庭聲請憲法訴訟，乃是「要求人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雖然要求聲請人就系爭書函向行政法院提出抗告，於抗告程序中請求法官聲請憲法審查，或被駁回確定後聲請憲法訴願，仍然可以保障聲請人的權益，但根本是多此一舉。

因此，他認為：在法律明定人民對於行政機關的不利措施不得聲明不服的情況下，應該例外允許人民可以向憲法法庭尋求救濟。依照他的看法，這種情形已經該當用盡審級救濟要件，只要「從寬認定行政機關之措施即屬『不利確定終局裁判』之範疇」即可受理。至於這個從寬認定的例外情況，其標準為何？則應「合併觀察憲訴法第61條第1項有關受理要件之規定以決定是否受理。」

以本件之情形，警察機關在告誡書函裡陳述聲請人甲小姐違反跟騷法的事實，可能對她的人格或名譽造成損害，聲請人主張跟騷法告誡未經獨立委員會審核，對人民訴訟權保障有所缺失，黃瑞明大法官認為，已經符合《憲訴法》第61條第1項所定「具憲法重要性，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的受理要件，並舉出釋字第384號解釋，人民對警察機關依《檢肅流氓條例》告誡處分僅能聲明異議，不可就警政機關決定再聲明不服，遭宣告牴觸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為例，認為應從寬受理本件聲請。

呂太郎大法官不同意見

《跟騷法》與《行政訴訟法》的關係？

呂太郎大法官認為，首先應該釐清的是：本件聲請的原因案件，究竟能不能向法院提起救濟？這涉及到《跟騷法》第4條第5項與《行政訴訟法》第2條的關係為何。

行政訴訟法第2條
公法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

涉及此問題的原因是：

1. 警察機關依《跟騷法》所為的告誡處分，性質上是行政處分，其爭議即為公法上爭議，依照《行訴法》第2條，「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2. 然而，《跟騷法》是法律位階法規範，其第4條第5項既然明定不得聲明不服，可能就屬於《行訴法》第2條所稱「法律別有規定」不得提起行政訴訟的情形。

呂太郎大法官認為，主筆意見認定聲請人未用盡審級救濟而不予受理，「背後思考應當是以行訴法第2條優先適用，系爭規定並非行訴法第2條規定所稱的『法律另有規定』，將人民有合理爭議的事項，當作無爭議處理，已剝奪人民憲法第16條所保障的訴訟權，自難贊同。」也就是，呂太郎大法官認為本件不受理是依循 1. 所提到的原則。

但是，呂大法官指出：憲法法庭已經受理高雄高等行院法院高等第三庭就《跟騷法》第4條第5項提出的法規範憲法審查（112年度憲審字第19號），

本文按：
1.《跟騷法》第4條第5項另有人民蘇荃煌向刑事法院提出不服後遭駁回，提起憲法訴願，於113年4月17日經大法官受理一案，與高高行聲請案併案審查。
2.高高行第三庭先前也提出過相當有意義的《肺炎條例》第7條聲請案，但多數意見不受理，主筆理由是該條規範並非「裁判上所直接適用」的法規範，同樣遭到不同意見的質疑。）

其聲請意旨是《跟騷法》第4條第5項排除《行訴法》第2條得提起行政救濟之適用，牴觸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2. 的思考邏輯）。憲法法庭在該案受理，在本案卻以完全相反的思考邏輯不受理人民聲請，似有矛盾。

如果依循 2. 的思考邏輯，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基本權，《跟騷法》第4條第5項明定對於警察機關的告誡處分不得聲明不服，從法條文義而言，是禁止人民就其所受不利的法律上處分，向法院請求審判，形式上已與憲法第16條規定的意旨有所牴觸。

而且，「要求人民必須越過以法律明文的系爭規定，僅能依據法理解釋，認為人民如對於警察的告誡處分不服，仍應提起行政訴訟，否則應承受不利後果、不得依憲訴法第59條規定，聲請憲法審查的見解，顯然忽略法律具有告知人民何種事項得為或不得為的行為規範機能，對於人民遵守法律明文的行為或不行為，不能因而課以法律上不利效果的法律原則相違背。」

因此，呂太郎大法官認為，「系爭規定與行訴法第2條的關係究竟如何，既不明確而有解釋空間，此一解釋結果又攸關人民受憲法第16條所保障的訴訟權，自應予以受理，透過憲法法庭的判斷以釐清（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參照）。」

《憲訴法》如果「違憲」，大法官可以不甩它？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