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在玩的道德遊戲🎲~

政治和宗教都是我們潛在的道德心理的表達，對這種心理的理解可以幫助人們團結起來。我們非常幸運，我們進化出了這種複雜的道德心理，讓我們的物種在短短幾千年的時間裡就從森林和稀樹草原衝出，進入了現代社會的歡樂、舒適和非凡的和平之中。

道德遊戲是一個考驗玩家道德判斷和倫理選擇的遊戲類型，以下是一些相關的概念：

• 🎲 道德難題 道德遊戲常透過各種情境挑戰玩家的倫理觀，例如讓玩家決定是否阻止他人的行為，即使這種決定可能有負面後果。source
• 🕵️‍♂️ 成為法官 有些道德遊戲讓玩家扮演法官的角色，需在道德難題中做出裁決，這不僅是腦力挑戰，也是情感和倫理的考驗。
• 🐺 狼人殺的影響 像是狼人殺等遊戲，讓孩子們自由地運用說謊和欺騙的技巧，這對孩子的人格發展及道德觀念可能有深遠的影響。source

人性不僅本質上是道德的，而且本質上也是道德主義的、批判性的和判斷性的。

我們的正直思想使人類能夠在沒有血緣關係的情況下產生大型合作團體、部落和國家。但同時，我們的正義之心也保證了我們的合作團體將永遠受到道德衝突的詛咒。群體之間的某種程度的衝突甚至可能對任何社會的健康和發展都是必要的。

道德直覺幾乎是在瞬間自動產生的，早在道德推理有機會開始之前，那些最初的直覺往往會推動我們後來的推理。如果你認為道德推理是我們為了弄清真相而做的事情，那麼當人們不同意你的觀點時，你將會變得多麼愚蠢、有偏見和不合邏輯，你會經常感到沮喪。

如果您將道德推理視為我們人類為了推進我們的社會議程而進化的一種技能—為我們自己的行為辯護並為我們所屬的團隊辯護——那麼事情就會變得更有意義。要警覺關注直覺，不要把人們的道德論據當成表面上的價值。它們大多是臨時構建的 !

世俗的西方道德就像美食，試圖激活其中的一兩個感受器——要麼擔心傷害和痛苦，要麼擔心公平和不公正。但是人們還有很多其他強大的道德直覺，比如那些與自由、忠誠、權威和神聖有關的直覺。

我們都是自以為是的偽君子：

（馬太福音 7:3-5）
為什麼你看到鄰居眼中的斑點，卻沒有注意到自己眼中的原木？. . . 你這個偽君子，先把自己眼中的原木去掉，然後你才能看得清楚，才能去掉鄰居眼中的刺。

一個沒有道德、八卦和判斷的世界會很快陷入混亂。但如果我們想了解自己、了解我們的分歧、了解我們的極限和我們的潛力，我們需要退後一步，放棄道德主義，應用一些道德心理學，分析我們都在玩的遊戲。

“贊成”與“反對”的鬥爭，是心靈最嚴重的疾病。​讓我們研究一下“支持”和“反對”之間鬥爭的心理。這是一場鬥爭，在我們每一個正義的頭腦中，在我們所有的正義群體中上演。

道德有一種偽裝它的咒語

我們都非常關心道德，以至於很難直視它。我們都通過某種道德視角來看待這個世界，並且由於大多數學術界都使用相同的視角，我們驗證了彼此的願景和扭曲。

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研究都支持直覺主義的道德判斷觀點，將其植根於更深層次的情感過程。前腦獎勵和警報系統及其皮層擴張似乎是這些情緒影響道德判斷的基礎。根據直覺主義的觀點，道德情感來源於更基本的情感，如愛、喜悅、恐懼、憤怒和厭惡。

這些情緒的道德基礎越來越得到認可。政治派別可能與氣質特徵有關。幾種氣質和動機行為模式有助於理解政治取向背後的情感主題。

黨派差異說明了這些道德參數在不同文化和亞文化中的表觀遺傳方式。必須設置所有參數，但相對權力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可能會使某些道德價值觀發生衝突。對個體間人格變異性的調查可能與所認可的政治立場系統地相關聯。

政治上保守的個人往往更能容忍不平等，更不能容忍改變，更認真，更厭惡欺騙、神聖、權威和忠誠的違規行為。

反過來，自由主義者往往對經驗更開放，更有同理心，重視關懷和平等，厭惡傷害和壓迫。保守派對作弊和獲得比他們應得的更大份額的個人高度敏感。自由主義者贊同積極的自由概念，對侵犯人權行為極為敏感。自由主義者認為平等和社會正義是神聖的。

自由主義者是一個很小但不斷壯大的群體，最近才從心理學的角度進行了調查。自由主義者強烈支持消極的強制自由，將所有其他道德價值觀置於次要地位。他們往往更理性，更少情緒化和親和。

認知和神經科學研究越來越有助於闡明政治黨派關係背後的心理和神經進化機制。

然而，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教會我們如何減少黨派之爭的對立影響，以及如何有效地促進政治上持不同觀點的個人之間的合作。

• 1）神經科學證據可以用來解決政治分歧嗎？
• 2）神經科學證據是否可以按照自由主義者的要求合理地規劃社會進步，或者我們是否應該像保守主義者提出的那樣防範這種可能性？
• 3) 需要哪種轉化研究來有效地利用神經科學證據，來改善社會事務？
• 4) 神經科學是否會在人類行為的認知、情感和社會基礎研究中產生範式轉變，或者它是否仍然是檢驗其他地方產生的假設的策略？

第一個問題似乎是一個難題。其他三個問題是經驗問題。

良知

神經哲學家帕特里夏．丘奇蘭（Patricia Churchland）在她的著作《良知》（暫譯：Conscience），帕特里夏．丘奇蘭提出的觀點，即哺乳動物，包括人類、猴子、啮齒動物等，是透過大腦的演化發展出道德直覺。

母親與孩子之間的深厚聯繫，是因為這種聯結（通過它們，母親的基因）有助於孩子的存活，這種感知聯繫的能力逐漸擴展到配偶、親屬和朋友，因為這種聯結引發了關心，關心進而引發了良知。

對於她來說，良知並非一套絕對的道德真理，而是一套社群規範，它是被演化出來，是因為它有(效)用。比如說「講真話」和「尊守承諾」，就能夠幫助一個社會團體團結在一起。甚至直到今天，我們的大腦都會在我們的行為，產生社會認同時釋放令人愉悅的化學物質（多巴胺），而當行為造成社會不認同時，則會釋放令人感到不悅的物質。

她自己談及，那些讓她相信是我們的大腦塑造了我們的道德衝動的科學實驗，並最終涉及到了政治信仰，將初步讓大眾多了解一個觀點。

「我們的神經元甚至參與決定我們的政治態度—決定我們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這隱藏著道德規範方面的暗示」。

這大概意味著，我們當中的一些人會發現某些規範更容易學習，某些規範更難以放棄。如果我是陪審團的一員，我會有想要更仁慈一些的傾向嗎？還是相反？如果有略微不同的基因，會給出不同的反應嗎？答案或許是肯定的。

丘奇蘭認為，意識到我們的道德傾向同樣是大腦的產物，不該有什麼過分驚訝的，大腦比我們想像的要更加非凡和美妙，或許會有人覺得這就不算真正的價值了——這就和價值本身一樣真實！科學並非世界的全部，還有很多通往智慧的道路，它們並不一定和科學相關。亞里士多德知道這一點，孔子知道這一點，她表示她也知道這一點。

物學視角會如何改變我們對道德的看法？

它可能會讓我們更謙遜一些，更願意傾聽別人的意見，少一些傲慢，少一些認為只有我們在社會上的特定行事方式才有價值的想法。如果我們不去想像世上存在著一個只有少數人，有權進入的柏拉圖式的道德真理天堂，而是知曉它其實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事情—需要去探索，如何才能最佳地把自己組織進社會群體——這或許才是進步。

我們的基因的確會影響我們的大腦運作和決策制定。所以你可能會覺得，「哦，這意味著我只是個傀儡！」但實際上，人類有一張巨大的大腦皮層。皮層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在基因和決策之間提供緩衝，螞蟻或白蟻在它們的行動中幾乎沒有靈活性可言，但是如果你有一張大的腦皮層，你就有很大的靈活性，這就是它的好處。

「我認為，最終做一個現實主義者比浪漫地希求一個靈魂要好。」丘奇蘭解釋，

亞里士多德意識到了我們天生是社會性的，我們合作來解決問題，且習慣很重要。著有《人性論》的休謨在18世紀有類似的傾向——我們有「道德情操」，它內在於我們的性格，讓我們想要具備社會性，並關心那些與我們有聯結的人。於是才有了我們所選擇的習俗，好讓我們的社群緊密在一起，但隨著時間變遷，它們或許也需要調整和改變，這些就與事物的神經生物學現實一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