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潛行者》與《飛向太空》談有種科幻電影類型叫塔可夫斯基
《潛行者》
《飛向太空》
從畢贛的《路邊野餐》（獲第52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間接得知俄國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Андре́й Арсе́ньевич Тарко́вский, 1932—1986）這號人物。《路邊野餐》的片名即來自俄國科幻小説家斯特魯加茨基兄弟（Братья Стругацкие, ）之同名小說，而該小說後來又被塔可夫斯基拍成電影《潛行者》（Stalker, 1979）。畢贛正是在大學期間看了電影《潛行者》後，決定踏上電影之路；該片讓他感受到了不同於好萊塢式的電影魅力，並說道：「電影可以不同，可以拍自己喜歡的東西，以前看的都是好萊塢電影，我們小時候接受的電影美學訓練，都很單調的。」
《飛向太空》（Solaris, 1972，獲第25屆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則改編自波蘭作家史坦尼斯瓦夫・萊姆（Stanisław Herman Lem, 1921—2006）的同名小說。塔可夫斯基在該片中表達的一些想法，並在《潛行者》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然而，是什麼想法？又獲得什麼樣的發展？
本文引用兩篇分別談論《飛向太空》與《潛行者》的學術論文，即南華大學建築系魏光莒老師2017年刊載於《環境與藝術學刊》的〈解讀塔可夫斯基的Solaris：談真實及其非穩定性〉，與台大外文系熊宗慧老師2014年刊載於《中外文學》的〈往房間的旅程－塔可夫斯基《潛行者》中的時空體〉，以探討電影背後的所欲傳達的哲學思想。
一、《飛向太空》
電影描述某顆人類發現、欲殖民的星球索拉力星上的人類太空站，原有三名科學家（心理學家、資訊學家和物理學家），心理學家意外的自殺了，於是，也是心理學家的主角Kelvin，被派往索拉力星調查自殺的原因。太空站位於索拉力星具有高能量、充滿生命原生質的海洋上（被稱為the Ocean）。後來發現，正是這片海洋，具有意識的海洋，如同索拉力星的大腦般，回應了科學家對它的探測，而開始「反探測」科學家，讓科學家們產生源自各自內心深處實體化的「來訪者」。
主角Kelvin的「來訪者」是十年前因爭吵及誤會而自殺的妻子Harrie。Kelvin先是因驚嚇過度，將第一位Harrie直接送向外太空，以為可擺脫幻覺時，隔天卻又出現另一位Harrie。然而，Harrie卻不知道她不是真的，而是栩栩如生的保有Harrie的記憶與感情。最後，Harrie為了不再帶給Kelvin困擾，便自殺了。「海洋」彷彿意識到Harrie的決心，也不再傳送「來訪者」。
魏光莒老師認為，《飛向太空》所欲探討的，是何謂「真實」的問題，並試著用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理論「游牧意象之思維」（nomadic image of thought）分析；即西方傳統思維主張，某種上層的、客體化的、超越性的理型或真理是一種「超越性平面」（the Plane of Transcendence），與之相對的，則是下層的、主體化的、既感性又理性的人類經驗層面的「內在性平面」（the Plane of Immanence）。此所謂「真理」，具有某種目的、有崇高使命的意義結構。然而，正是這種「獨斷式意象的思維」，對人性深度進化造成了障礙與限制。
片中科學家即是「超越性平面」、真理、理性的代表，其判定「來訪者」因不符合邏輯理性，其僅是非真實的幻覺，故以此否定了Harrie，亦否定了Kelvin的真實內在，及其真實的感受經驗（愛、意義）。
片中資訊學家說道：「讓我們向Snaut（物理學家）敬酒！讓我們向科學，以及 Snaut致敬！」物理學家反駁道：「科學？在這個處境中，凡夫與天才都是一樣的無能！我們其實並沒有探索宇宙的興趣。我們只是將我們所知的『地球』，延伸了到了外太空邊界了而已。我們其實並不知道怎麼去面對不同的世界......。」「我們其實並不需要其他的世界；我們只需要一面鏡子。…...人啊，只需要人自己。」
索拉力星相較於人類中心的地球是另一個世界；索拉力星有自己的邏輯、生態、體系等不同於人類邏輯理性的互動關係。然而，人類只想將自身的理性強加給索拉力星，而並未試圖理解、與索拉力星對話。人真的不需要其他世界嗎？片中結尾已給出了答案，Kelvin透過訪客Harrie與異世界的邏輯交流、互動，進而相互影響，一方面Harrie逐漸學習Kelvin，認識Kelvin眼中的自己，認識俄國的情境（農村的繪畫），最後犧牲自我展現人性的光輝（違反索拉力星的邏輯）；另一方面Kelvin亦更認識自我（始終沒放下對Harrie的愧疚），亦凸顯了人性。
但難道要否定真理的「超越性平面」？或將真理降格為「內在性平面」？傳統的西方真理是理念界的永恆不變的、理性的、普遍的、整體的、本質的，所對應的則是實在界的變動的、感覺經驗的、特殊的、個別的、表象的。傳統西方真理認為兩者的關係為，實在界是理念界的副本、或實在界分享理念界。然而，理念界與實在界並非各自獨立的，而是相互辯證的，沒有理念就沒有實在的可能，相反的，沒有實在就沒有驗證、朝向理念的可能。故真理是理念界與實在界關係的協調，即「超越性平面」與「內在性平面」的協調關係，是變動的、開放的、脈絡的、整體的、非線性因果的互動關係。
索拉力星隱喻的是差異的個體或國家；當我們認識他者（包含自然）或出國時，除了須尊重他者與當地的風俗外，還需要透過不斷對話，理解。不一定會化解歧異，卻是減少因歧義而產生衝突、邁向共善社會的方法。
二、《潛行者》
潛行者是個領路人，能帶領想去「區」（Zone）的人找到「房間」（Room）以實現願望。區之所以需要領路人，而非一般人所能抵達或探索，在於「區」曾為殞石墜落及外星人居住之處，該處仍具有意識，可決定誰能夠找到房間及人們的死活。而潛行者具有找到房間的能力，如：擲出綁著繩子的螺帽，以確認前方空間是否遭到扭曲。因為區的空間並非一般視覺上可見的，如片中潛行者所言：「最直接的那條路往往不是最近的。」最近的路是能夠抵達目的地的路，而非視覺上直線或不只是視覺上直線的路。
除了空間的差異，區的時間亦不同於一般的時間。熊宗慧老師以俄國文學理論家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 1895—1975）的「時空體」理論（chronotope）分析《潛行者》，巴赫金表示：「傳奇時間的內部是以一系列短暫的與各次奇遇相應的時光組合而成......時光片段借助特殊的『突然間』和『無巧不成書』相互交錯組織起來。」區的時間亦以「事件」（考驗）所構成，「事件」藉由「突然間」和「好巧不巧」的特性串連起來，而當中充滿機遇（區）干預的色彩。巴赫金認為傳奇時間的特徵為：「在一切傳奇時間裡，都存在機遇、命運、神等的干預。」
然而，相較於人的時間性，即具有過去、現在、未來整體的、相互辯證的時間性（體），區的時間性有何差異？傳奇時間類似神聖時間，如同伊利亞德在《神聖與世俗》中提到的神聖時間：「對宗教徒來說，時間既不是均質的也不是綿延不斷的。」即神聖時間具有在現實（世俗）時間中非均質、間斷的獨特性。兩種時間創造了不同的歷史，神聖時間是通過區所揭示的傳奇歷史；現實時間則是無法進入傳奇時間而真實存在、虛無的歷史。反映在物質與精神的差異上即是，前者是重複、再生與再現、辯證循環的歷史；後者則是無法重複、轉瞬即逝、綿延、並朝向死亡的線性歷史。
片中潛行者帶領兩位顧客，分別為作家和物理教授前往區，三人歷經千辛萬苦，如：教授獨自回去拿東西，潛行者與作家迷路最後又與教授會合。就在抵達房間，教授竟想炸掉房間，最後無人進入房間、無人實現願望，卻都因為這趟旅行而改變。
當三人在「房間」前爭執不下，作家對潛行者說：「你在這裡扮演上帝，決定誰可以生、誰應該去死，你又何須進入房間？」潛行者說：「你錯了。潛行者不被允許進入房間，潛行者不可帶自私的目的。」他又說：「房間會實現人心中最珍貴的願望，你只要相信就好。」作家只冷冷回應了一句：「你是顛僧（行為怪異、講話瘋癲、衣不蔽體、四處流浪的教徒）。」
熊宗慧老師認為《潛行者》所欲探討的是，對當今過度追求物質生活下，造成精神萎靡不振、失落焦慮、道德真空的文明的批判。潛行者與作家、教授，各代表人性的信仰、感性和理性，反映宗教、藝術和科學三種不同的真理，既差異又一體。對潛行者而言，他的願望或幸福並非進入房間，而是見證他人的幸福，一種無私、大我、犧牲又充滿理想、神聖的精神。對比的是失去寫作熱情的作家，與不再相信理性的物理教授，兩人最後沒有勇氣走進房間，因為缺乏心靈上的勇氣相信自己；房間實現的不是口中說得出的願望，而是反映說不出口的、最深層的欲望：房間無法尋回他們已經失去的精神層面。
結論
綜上，即便距離《飛向太空》上映已逾50年的今天，片中所探討的人性問題依舊，如：美國、歐洲等西方強權，強加其邏輯（修昔底德陷阱）對待中國與第三世界，而未試圖理解，與之對話，西方強權真的不需要其他世界嗎？又人們只追求小確幸、追求買房、買車、按讚數等短視近利的物質價值，而不再追求兼善天下的人格、道德、德性等真正踏實、永續的精神價值，於是造成許多心理問題。
《飛向太空》與《潛行者》都被歸為科幻電影，卻不同於當今追求感官刺激、技術特效的科幻電影。塔可夫斯基的科幻電影是一種創造科幻氛圍而非科幻刺激的電影，一種透過科幻包裝人性，凸顯人性問題的電影。
《飛向太空》與《潛行者》背後的哲學思想有何一致性？從《飛向太空》中探討何謂「真實」的問題，到《潛行者》中探討精神失落的問題，兩者看似不相關，卻都關聯於何為人（性）的問題。
人不只與個人產生關係，更與他者產生關係；透過不斷對話，人才能透過他者（差異、否定）理解自身（同一、肯定）。然而，透過他者所理解的自身是有限的、無法重複、轉瞬即逝、綿延，並朝向死亡的，需要一個神聖的超越者、超越界作為精神寄託，讓精神得以朝向無限的、持續重複、再生與再現、辯證循環、永生的發展。人即是存在於個人與他者（包含自然）與神之間，既差異又一體。
參考資料：
魏光莒，2017，〈解讀塔可夫斯基的Solaris：談真實及其非穩定性〉，《環境與藝術學刊》，第十八期，頁8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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