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離了原生家庭、進入了社會,在還沒追求批判思辨的路上。你是否也是常懷疑自己的主體性,疑惑為何自己要生在世上,更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義?
30女子我,從26歲決定從雙北生活圈搬到一個跨越太平洋的新城市,開始婚姻生活。我開始懷疑自己、懷疑生命,一度覺得自己什麼都不需要、什麼都不想要。偶然開始認識憂鬱、共感躁鬱、尋找網路資訊中接觸更多的心理學、哲學,以及以人類為中心創造的社會學、人類學。雖然都是淺層廣泛探索,但我人生的意義也便是從此刻開始。
「什麼事是我此生必須做的?」
「我的生命與這個世界最特別的連結是什麼?」
「我做了什麼是完全符合我內心選擇?」
當未知卻有意義的生命展開,身體猶如被扎了一根柱子,我稱其為信念,領我生命前進。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困境與存在主義有關。
存在主義哲學家如沙特認為,人類是「被拋入世界」的。我們先存在於這個世界,然後才被迫去創造自己的人生意義,而這個過程並沒有任何指南。
這種思想引導我們去思考:如果我們沒有先天的目標或意義,是否可以任意選擇我們想要成為的某個人?在這樣的框架下,人生的自由似乎變成了枷鎖,因為在無限可能中,每一種選擇都可能令人陷入「我應該選擇哪一條路?」的無盡焦慮中。
現代人在面對職業選擇時,雖然有無數可能,但選擇多反而導致人們不敢做決定。這種無所適從的感覺讓我們無法對某一條路充滿信心,因為每一種選擇都需要我們負責,但卻無法保證「這是最好的選擇」。這和過去社會中固定的角色形成鮮明對比,當時的人在較少的選擇中找到身份的確定感。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這種無根感也是現代社會變化的產物。
過去的社會結構通常是以家庭、社區或宗教為核心,個人的角色和身份是被預先決定的。你出生在哪個階層、從事什麼工作,甚至和誰結婚,很多時候都不是一個開放性的選擇。這樣的結構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秩序,儘管限制了個人的選擇,但也減少了人們的焦慮。
現代社會則強調個人的自由,鼓勵我們追求自我實現。然而,這種高度流動的社會結構使得我們不再依賴傳統角色來找到自己的身份。我們成為了「自我建構」的個體,但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自己承擔塑造身份的責任。家庭不再是唯一的支撐,社會的期望也變得多樣且複雜,我們逐漸失去了過去那種「我應該成為誰」的清晰指引。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現代婚姻觀念的變化。
過去,婚姻是一種固定的社會契約,提供了穩定的人生規劃。但如今,婚姻不再是必需品,許多人選擇單身或同居,甚至質疑婚姻的必要性。這讓人們在感情生活中面臨更多選擇,但也導致了不確定性,因為我們無法確定哪種生活方式是「對的」。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種主體性的困境可以理解為文化變遷的結果。
傳統社會中,人的身份受到族群、性別和社會階層的規範和約束,這些界定身份的因素讓個人能在社會中找到具體的位置。但現代社會更加強調個人選擇,這導致我們在面對文化和社會期望時感到矛盾。一方面,我們被鼓勵去追求個性化和自由,但另一方面,社會仍然隱含著各種期望和標準。
以性別角色為例,現代女性在爭取工作和家庭之間的平衡時,常常感到困惑。過去的性別角色較為明確,女性的主要責任集中在家庭內,而男性則負責養家。但現代社會對女性提出了雙重要求:既要在職場上有所成就,又要在家庭中扮演照顧者的角色。這讓許多女性感到壓力倍增,因為她們無法同時滿足兩邊的期望,也無法完全擺脫其中一個身份。
在這種困境下,我們該如何尋找人生的意義?
如果沒有固定的角色或標準,我們是否可以自行創造一個目的?
即使我們有能力創造自己的身份,這個身份是否真正有意義?
一個可能的答案是,意義並不來自外部,而是源自我們如何詮釋自己的生活。
儘管社會不再為我們設置具體的身份規範,但我們可以透過自己的選擇和經歷來賦予人生意義。例如,於我來說,選擇一份能夠啟發內心的工作、建立深刻的人際關係,或者投入於自我成長的過程,這些都是賦予我自己人生意義的方式。
在這裡,心理學的自我實現理論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這個過程。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指出,人類最終的目標是自我實現,即充分發揮潛力,成為最好的自己。這種追求讓我們不再依賴外部的角色定義,而是轉向內在,尋找能夠激發我們潛能的生活方式。
身邊越來越多職場女性,他們在婚姻與母職角色中無法完全滿足她的自我需求,選擇透過學習和成長來賦予自己新的價值,而不僅僅是扮演某種社會角色。這種內在驅動讓她的生活更加有意義,因為她的目標來自於自我探索,而不是社會期待。
我們現代人擁有主體性後,發現並沒有特定的理由去成為某種人。自由帶來了選擇的無限可能,也帶來了無限的迷茫。然而,這也給了我們機會,去創造屬於自己的身份和意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再依賴傳統社會給予的標籤,而是透過內在的探索,找到屬於自己的路徑。
最終,我們的人生意義並不來自外界的指引,而是來自我們如何選擇活出最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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