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工家庭的勞動與遷徙：《炭空》、《末代女礦工》與兩本老礦工口述歷史

自清朝以來，礦業就是台灣北部的主要產業之一，最為人所知的礦產是廣泛分布在北部山區的煤礦，以及九份、金瓜石地區的金礦。1960年代中後期，台灣煤礦產業的規模達到最高峰，礦場數目逼近400座，最高年產量曾突破五百萬公噸，煤礦工人最多時曾達65,054人。然而在另一方面，進入1960年代後，政府因工業增長開始大量進口外國煤炭、其價格相對低廉，且不少產業改採用石油製品作為燃料，台灣煤礦因開採殆盡、坑道深入地表，風險與成本不斷提高，礦場數量及產量快速遞減。

這期間陸續發生許多礦坑災變、造成重大傷亡，是當時衝擊人心的社會事件：1980年3月21日，瑞芳永安煤礦災變，因坑道進水必須先堵住水源、抽乾積水後才能進坑，救災期間長達數個月，34人死亡；1984年連續發生三次重大礦災，先是6月20日在土城海山煤礦，因失控的台車滑落撞擊引發爆炸，74人死亡，其中有一半是來自東部的原住民；7月10日，瑞芳的煤山煤礦發生了103人死亡，20人輕重傷的起火事件，是台灣礦業史上最嚴重的災變；12月5日，三峽海山一坑發生落磐災變，共計93人死亡。

上述種種因素，導致台灣的煤礦產業進入黃昏，而金礦更早就陷入礦產枯竭的處境：1987年7月，台金公司停止於金瓜石礦山採金；2000年10月底，台灣最後四個尚在營運的煤礦場關閉，包括三峽的利豐煤礦、裕峰煤礦、新店的安順煤礦，以及石碇的台誠煤礦。至此，金礦及煤礦開採已完全中止。

1990年代，一群罹患塵肺症的老礦工，他們的肺部功能因塵肺症持續惡化，但他們早已退休從勞保退出，法令的限制導致他們無法申領職業病給付，於是在敬仁勞工中心的協助下，展開數年的陳情請願行動，終於於1998年迫使政府修改規範，讓離職退保的勞工也能夠申請勞保的職業病失能給付。

至此，煤礦作為已消失的產業，逐漸淡出媒體報導與一般民眾記憶，只有若干文史與文化工作者，在各自角落從事文獻收集與影像、文字報導的工作。直到2019年，一群住在瑞芳猴硐地區的老礦工，承租瑞三礦業在本坑前的空間，成立並營運「猴硐礦工文史館」，五年來透過上千場導覽活動，重新將礦鄉的勞動與文化記憶帶進人們的視野，新聞媒體又開始回顧這一段歷史記憶，關於礦業文史的著作，也比先前更為密集地出現在出版品中。

今年乃2024年，是1984年三大礦災的二十週年紀念，預期會有若干紀念活動。作者此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藉由介紹近期出版的《炭空》、《末代女礦工》與兩本老礦工口述歷史，來回顧書中呈現的礦業勞動歷程，及礦工家庭的遷徙生命史。

朱健炫的《炭空：追尋記憶深處的煤鄉》

朱健炫是一名攝影工作者，四十多年前，他前往土城海山煤礦尋找攝影題材，看到黝黑的礦工影像，大受震撼，從此栽進煤礦攝影這個領域長達十年。他自陳在1981-1991年間，足跡遍及台灣北部許多礦場，拍了逾150捲以上的黑白底片，計約五千至六千張的毛片。他以平溪和土城海山為最大重心，從其作品中精選出150餘幅，在2018年集結為《礦工謳歌：台灣煤業奮鬥史》出版。朱健炫雖沒有入坑攝影，但其作品對於坑外作業與礦場風情的紀實可說無所不包，從捨石場流籠、選煤場翻車台到運煤台車，從坑口、澡堂到工寮，應有盡有。

當時，公共電視的《獨立特派員》節目知道這本書出版的消息，找到朱健炫重回當初入鏡的礦場，並試圖尋找曾出現於書中的人物進行採訪。這則節目觸發作者重新找尋當年被拍攝者的想法，並在2019年向國家文藝基金會申請「臺灣書寫專案」的圖文類徵件補助，並獲得通過，後來這些田調與訪談內容，集結為《炭空：追尋記憶深處的煤鄉》一書，在2023年出版。

《炭空：追尋記憶深處的煤鄉》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在坑底，命是土地公的」，主題是在礦區工作的男礦工；第二部分「默默撐起煤業半邊天」，主題是在礦區從事相關工作的女礦工；第三部分「工寮裡的童年歲月」，主題是當年在礦區被拍到的兒童，其出身自礦工家庭的成長回憶；第四部分「當煤鄉變原鄉」，主題是因從事煤礦工作，而從其他區域搬至礦鄉的遷徙故事，尤其是來自東部的原住民礦工；第五部分「礦區廢墟或文化遺產」，主題是礦業文化遺產的保存問題。

其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主題，自然是女性礦工。朱健炫多年前拍下一張照片，影中是名因重物而幾乎九十度折著身子的老婦人，彎腰扛著數個綑綁在一起的麻袋，裡面大約是撿拾自礦場的廢棄物，正踽踽獨行在回家的路上。這張照片竟被「猴硐礦工文史館」的老礦工周朝南指認出來，就是他作為女礦工的母親張謹：老母親出生於1926年，當年與周爸爸一同進礦坑搭檔工作；1964年之後，政府嚴格執行女性礦工不得入坑工作的限制，於是周媽媽改為在坑外的捨石場從事倒廢石的「摒路尾」，同時還在礦場周圍撿拾掉落的煤塊，並把淘汰替換掉的礦坑支撐木燒成木炭，背到瑞芳鎮上出售以貼補家用。

在礦場工作的女性並非罕見，在入坑禁令沒嚴格執行前，入坑的女礦工往往與丈夫搭檔工作，男礦工從事的掘進、挖煤、改修等等，女礦工一樣能上手；入坑禁令嚴格執行之後，僅能在坑外從事推台車、捨石、洗選煤等工作，薪資亦較低。女礦工從事的坑外工作，可謂五花八門，現在已作為觀光及文化保存使用的新平溪煤礦，其拉動礦車的機關車頭以使用電力而聞名，因車頭前方有一個大燈，因而被稱為「獨眼小僧」，在鐵道迷中非常熱門。《炭空》介紹了在新平溪煤礦駕駛「獨眼小僧」的女礦工，她是駕駛年資超過45年、已年逾70的吳美霞。

《炭空》另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來自花東的原住民礦工及其家庭。1960年代，同時經營猴硐瑞三煤礦、土城海山煤礦與瑞芳建基煤礦等大礦的李建和、李建興家族，因缺工到花東地區招募當地的原住民北上工作，這些原住民遠離家鄉部落，只能住在礦場附近由公司簡易搭建的「番仔寮」，當年朱健炫在工寮拍到許多兒童照片，其中就包括了這些原住民家庭的小孩。

在重大礦災中犧牲的死難礦工，其中許多都是原住民，最著名的就是海山礦災，死難的74名礦工中，有一半是原住民。當時從事原住民權利運動的若干原民青年，聽到消息後趕到礦災現場，協助處理遺體的善後工作，感於原住民的社會處境惡劣，詩人莫那能與歌手胡德夫創作出〈為什麼〉，其實也可視為是當時參與者的集體創作。這個事件更推動了在1984年底，原運團體「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的成立。

原住民礦工家庭遠離花東家鄉的部落與土地，來到北部地區生活，父兄從事的卻是異常危險的礦坑工作，不少人在礦難中死傷，其後礦場逐漸關閉，他們居住的工寮宿舍缺乏維護整理，甚至還被逼著要搬離，在都市周遭建立的都市原住民部落，亦往往因為都市發展與土地開發，而面臨迫遷的困境，原本的社區連帶四散，使得都市原住民更進一步陷入離散的處境。

戴伯芬的《末代女礦工：海山煤礦，與一位社會學者對礦工阿嬤的生命考掘》

戴伯芬是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她的外婆（阿嬤）張曾桂是曾經於坑內工作的女礦工。張曾桂阿嬤從戰前的1940年代初期，就開始在位於土城媽祖田的山本炭鑛（後來成為海山煤礦的其中一部分）工作，原先在坑內從事推臺車的勞動，後來嚴格禁止女性勞動者進坑，阿嬤持續在坑外做顧礦埕、澡堂燒水等雜工，一直到1995年海山事務所停止運作為止。

戴伯芬的阿嬤曾桂，1927年出生在媽祖田庄，16歲開始進坑工作，工資只有男礦工的六成，17歲與同庄的張祿結婚，冠夫姓之後連本姓都被戶政人員拿掉，從此成為張桂。期間因戰爭而物資缺乏、生活困苦，張桂歷經產子夭折、收養長女、惡婆婆的欺凌，之後跟丈夫又陸續生了二兒一女。阿公張祿也在礦坑工作，37歲時因海山煤礦瓦斯爆炸的礦災而罹難，當時新寡的阿嬤年方32歲。後來張桂與喪妻的礦工小包頭鄧進發交往，又生了二子一女（么女讓人收養），但因婆婆與長女的反對，後來並沒有再結婚。

1975年，鄧進發因塵肺症併發症過世。張桂的長子頻繁更換工作、積欠債務，當時礦工家庭的子弟，常見的選擇就是又重回礦坑工作，而張桂一度將在礦場澡堂燒熱水的較輕鬆工作交給長媳，為了礦場工作兩倍的工資，自己到當時興起的營造業工地挑磚塊、石頭，重新從事粗重工作以支撐家庭經濟，那時她已是50歲。1984年6月20日海山礦災，張桂長子因躲避債主沒入坑，卻反而逃過一劫，但礦業已是夕陽產業。1988年底，海山公司公告自1989年2月1日起停工收坑，僅留七人在海山事務所留守，包括張桂，直至1995年事務所停止運作。

收坑之後，礦主李家開始對滯留工寮的礦工提告、要求拆屋還地，張桂搬出工寮，但仍有礦工無處可去。1994年7月間，海山工寮失火，造成十四號、十五號兩棟磚瓦木造工寮全毀，有六戶、27名原住民居民的財物被燒得精光。1999年底，李登輝總統在卸任前巡視海山工寮，表示會設法處理安置問題、但無下文，當時滯留工寮的人數仍有兩百多人，多數是原住民。2007年，李家將海山建安坑舊址賣給遠雄集團，遠雄接手後，對於滯留工寮的礦工家庭態度轉為強硬、直接強拆，自此，海山煤礦留在地表上的遺跡，幾乎完全消失。2021年底，張桂改名為張曾桂，將消失的本姓加回來。

戴伯芬藉由訪談阿嬤的口述生命史，回顧阿嬤一生的家庭與勞動歷程，獲得網路媒體Matters「在場 · 非虛構寫作獎學金」2022年第一季二等獎，原標題是《末代女礦工：張桂的故事》，內容經增訂編輯之後，於2024年正式出版，改了一個副標題。因著報導人與採訪者間的祖孫關係，與其說《末代女礦工》呈現了一名女礦工的一生，倒不如說作者藉其阿嬤的女性視角，重現了一個礦鄉家庭在數十年間的生命歷程，以及作為背景的礦業興衰。回到主角張曾桂本身，則是一個完整的女性礦工傳記文本，而可以與吳念真為父親作傳的《多桑》，作為礦鄉性別角色的對照。

兩本老礦工口述歷史：《我國礦場作業人員勞動關係之研究》與《我國煤礦作業人員勞動關係史料蒐集》

台灣勞動歷史與文化學會在「猴硐礦工文史館」的協助、並引介大部分受訪者之下，近年來承接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研究計畫案，從事老礦工的口述歷史訪談工作，目前已完成的包括：110年度的《我國礦場作業人員勞動關係之研究》，計有22位老礦工受訪，包含6名女礦工，主要工作地點集中在瑞芳與平溪地區；111年度的《我國煤礦作業人員勞動關係史料蒐集》，計有23位老礦工受訪，包含3名女礦工，主要工作地點除原來的瑞芳與平溪地區之外，並擴及石碇與苗栗地區等。這兩年度的研究計畫報告書全文，都可以在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的網站上找到並全文下載，目前正在進行113年度的老礦工口述歷史研究計畫。

110年度的報告主題，首先介紹了煤礦業從業人員之各種不同工種，坑內礦工主要分為採煤工、掘進工、改修工、押車工、捲車工、推車工、機電工與軌道夫等，坑外礦工主要分為捨石工、選洗煤工、電池員等。從統計數字看起來，坑內工大約占總體礦場員工的七、八成，坑內工中又以採煤工為最大宗、約占五成至五成五，掘進工約占二成，改修工約占一成多。女性礦業從業者約占礦場員工總數的一成多，以坑外工作為主，1964年開始嚴格執行女性不得從事坑內工作的禁令。

礦場的勞動關係多為承包制，礦主將礦坑分包給「大包頭」，「大包頭」再召集眾多「小包頭」各自承接各個片道的開採工作，「小包頭」主要招募採煤、掘進與改修工，也就是坑內的三大工種，工資採按件計酬，視當天的採煤量或坑道推進長度而定，沒有底薪、沒上工當天就沒工資；其他工種則由礦場直接雇用與管理。1950-60年代平均起來，坑內工工資大約是坑外工的兩倍、當時製造業工資的1.2-1.5倍。

111年度的報告主題，是戰後台灣煤礦業的發展階段概要，分為管制時期、半管制時期、徵購時期、長期契約時期、生產過剩時期、重油輕煤時期、多元性能源時期、國外煤競爭時期與生產調節時期。如本文一開始所述，台灣煤礦業的最高峰是在1960年代中後期，之後便快速下滑，1984年發生三大礦災時，礦場總數已從將近400座縮減至100出頭座，總產量已從超過500萬公噸下降至200萬公噸，總從業人員數也從超過6萬5千人下滑至不到2萬人。

這期間礦業的人力需求與工資增長開始萎縮，相反地，製造業工資持續調升，營造業亦開始興起。1985年7月，政府公布實施《煤業安定基金條例》，就進口能源徵收關稅完稅價之0.5%的基金，期限六年，同時行政院核定《輔導煤礦礦工轉業及補助礦工資遣費實施要點》，由安定基金作為經費來源，給予八成之資遣費補助，大大減輕礦業主的負擔；同時，離開礦場後的老礦工，到營造業工地從事打掃工作，竟然發現工資比當時的礦場工作還高。報告書認為，雖然礦場大量關場時，出現若干勞資爭議的事件與新聞，但總的來說並沒有引發大規模勞工騷動，上述兩項原因，都是讓關場後的老礦工能夠取得資遣補償，以及工作出路的重要原因。

小結

雖然都是根基於訪談的整理，但《炭空》與《末代女礦工》的偏向於非虛構寫作，將訪談內容寫成故事，與礦場的發展、社會的變遷交織在一起，有較多感性的部分；兩本老礦工口述歷史報告書，則將訪談內容經整理後，以第一人稱口述的方式完整呈現出來，每年度並針對若干礦業勞動主題加以解說，有較多總體性結構分析的色彩。

然而，不管是非虛構寫作或口述歷史報告書，我們在其中都可以看見，礦業勞動的艱辛與危險。這些進入煤礦業的老礦工，家庭出身多半低微，其中有原來就住在北部種田種茶的在地人、來自中南部的農村子弟、來自東部遠離原鄉的原住民，以及外省老兵，他們因經濟貧困，家族裡有不少收養／被收養關係或入贅婚姻，從事著最底層而充滿風險的體力勞動，在產業變遷的背景中，被社會經濟的變化拉扯著、辛苦討生活，晚年可能還要面臨塵肺症的折磨。

今年是1984年三大礦災的四十週年紀念，北部地區預計有一連串紀念活動，礦業文史與礦業勞動的調查研究成為受關注的議題。「猴硐礦工文史館」與瑞三公司的租約即將於六月底到期，老礦工已年邁，希望政府能夠接手礦業文物的收藏展示，與礦業文化遺址的保存，很多人都在注意後續的發展。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要呼籲更多人加入關注的行列，促使台灣珍貴的勞動與產業文化記憶，能夠以適當的方式流傳下去。

參考書籍：

朱健炫，《礦工謳歌：台灣煤業奮鬥史》，新北：中華新華書店，2018年1月。朱健炫，《炭空：追尋記憶深處的煤鄉》，台北：時報出版，2023年4月。戴伯芬，《末代女礦工：海山煤礦，與一位社會學者對礦工阿嬤的生命考掘》，台北：春山出版，2024年3月。陳柏謙、鄭怡雯、蔡依伶、陳威霖，《我國礦場作業人員勞動關係之研究》，新北：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022年6月。陳柏謙、鄭怡雯、蔡依伶、陳威霖，《我國煤礦作業人員勞動關係史料蒐集》，新北：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