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以來，我多次與惟喆通訊，談到我正在讀金史良日文短篇小說〈親方コブセ〉，因為小說中兩次提及殖民地時期的台灣，僅只「台灣」這兩字，就給了我一種像李維斯陀的「遙遠的目光」的靈感與觸動。我突然很想重讀日本殖民時期的日文小說。他不愧是搜尋資料文本的高手，很快就寄來了胡風譯文集《朝鮮台灣短篇小說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3）電子書。這個譯本收錄了七部短篇小說：楊逵的〈送報伕〉、呂赫若的〈牛車〉、張赫宙的〈山靈〉、〈上墳去的男子〉、李北鳴的〈初陣〉，鄭遇尚的〈聲〉和須井一三的〈棉花〉，每篇都在呈顯殖民時期底層人物與生活拚搏的內在心聲，值得仔細閱讀。
說著說著，他提及胡風為何不將張赫宙入選《改造》（1932）雜誌的成名小說〈餓鬼道〉翻譯出來，莫非胡風當時有什麼（政治）顧忌嗎？但必須說，我不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者，當然無法得知其中有何轉折。不過，經過這番交流之後，我覺得有必要把張赫宙的〈餓鬼道〉找出來，好好研讀一下，然後採取何種立場來看待這段歷史，因為從殖民時期的小說中，我們總能從民族主義與歷史意識交織的土層中挖掘出點什麼。（2024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