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以來,我多次與惟喆通訊,談到我正在讀金史良日文短篇小說〈親方コブセ〉,因為小說中兩次提及殖民地時期的台灣,僅只「台灣」這兩字,就給了我一種像李維斯陀的「遙遠的目光」的靈感與觸動。我突然很想重讀日本殖民時期的日文小說。他不愧是搜尋資料文本的高手,很快就寄來了胡風譯文集《朝鮮台灣短篇小說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3)電子書。這個譯本收錄了七部短篇小說:楊逵的〈送報伕〉、呂赫若的〈牛車〉、張赫宙的〈山靈〉、〈上墳去的男子〉、李北鳴的〈初陣〉,鄭遇尚的〈聲〉和須井一三的〈棉花〉,每篇都在呈顯殖民時期底層人物與生活拚搏的內在心聲,值得仔細閱讀。
說著說著,他提及胡風為何不將張赫宙入選《改造》(1932)雜誌的成名小說〈餓鬼道〉翻譯出來,莫非胡風當時有什麼(政治)顧忌嗎?但必須說,我不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者,當然無法得知其中有何轉折。不過,經過這番交流之後,我覺得有必要把張赫宙的〈餓鬼道〉找出來,好好研讀一下,然後採取何種立場來看待這段歷史,因為從殖民時期的小說中,我們總能從民族主義與歷史意識交織的土層中挖掘出點什麼。(2024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