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四方、闊步遠颺的「壯遊」,除了可以跟三天兩夜的輕裝小旅行相比,另一有趣的對照,可能是某種臨時的、在地的遊玩。譬如說,園遊會。
或許壯遊和周期性的園遊會一樣,也算一種儀式,但壯遊偏向是個體的儀式,是要寫進生命史的,如果足夠迴腸蕩氣,可能會作為小歷史而載入史冊;園遊會卻是集體的儀式,表面上劃定了範圍,紮根於在地的民間,但其邊界只是營造異質空間的虛線,實際上是向不同性別年齡、階層、種族開放的,每個進去的人都可以參與,也可以成為觀眾,既自娛,也與眾同樂,但園遊會無法成為歷史的任何一章一節,因它本質上在主旋律外自成喧鬧。
為什麼說這些園遊會的事?因為《壯遊》(Grand Tour,2024)的開場就是園遊會一景:人們在玩一種人力運轉的小型摩天輪,幾個男人用腳踩動,讓摩天輪持續飛轉。與此同時,畫面卻疊合著火車行駛的背景音,還響起了淡漠的旁白說,主角愛德華做了很長的夢。那麼,園遊會就是夢中的景象嗎?
我們無法肯定,但聲畫的分離,卻反而產生了一種不能自拔的感受,好像夢中人其實並不想醒來。一方面,火車的聲響和飛輪的轉動都是重複單調的,另一方面,永遠直線向前的火車卻和沒有目的地、自得其樂的摩天輪不同。做夢的人既無法擺脫歷史前進的現實背景,也離不開當下即是的愉悅。這種恍若困在靈薄獄(limbo)的中間狀態,不禁令人懸想,究竟是這個大英帝國殖民官員反覆夢到殖民地的域外風情,還是被塵世樂園截取到幽靈般重覆播放的帝國信號?
《壯遊》有兩個主角,都處身 1918 年,帝國黃昏的亞洲。男主角愛德華為了逃避婚姻,逃避遠道從倫敦來找他的未婚妻莫莉,從緬甸仰光、新加坡、曼谷、馬尼拉、上海,一直逃到重慶,之後還要繼續去西藏。美其名曰放逐,一路上以優越白人身分,體驗不同文化,同時以憂鬱示人,耍帥傻笑;女主角莫莉在下半部出場,她懷著天真傻勁,緊跟著愛德華身後跑,堅持要找到未婚夫,重複了愛德華的逃亡路線,最終在四川竹林客死異鄉,她在路上為所有新奇的事物發笑,同時保持樂觀,無畏無懼。
愛德華逃到日本,戴上斗笠,混入虛無僧的隊伍。他說他喜歡這種半僧半俗的行腳生活,但脫下斗笠,仍然被苦惱籠罩,老僧嘗試開脫他:「影子的意義在於顯露,躲避,不如尋覓。」但愛德華是聽者無心。他無疑是躲避的一方,莫莉卻一心一意要追尋。他們是否同樣在捕風捉影,並且成為了對方的影子?
莫莉追到長江,溯游而上,途中遇到在中國傳教多年的牧師,牧師坦承他最近已向教宗請示,要卸下傳教身分。莫莉聽到後慨歎:「放棄信念是一件悲傷的事。」牧師卻認為這樣反而「解放人心」。後來,莫莉從牧師被樂山大佛感動的眼神中,見證牧師心中信仰猶存。
相較於要不在逃逸、要不就在做夢的愛德華,莫莉是有信念的一方,雖然兩人都被執念所苦,不得解放,但莫莉卻在信念的帶領之下,有所見證和發現。被動追逐的一方,逐漸也走上屬於自己的旅程(雖然很快就來到尾聲)。從捕風捉影到開拓自我的深化之旅,電影似乎也在深化對「他者」的反省。亞洲/東方這個他者,並不是讓西方帝國以實際的暴力或想像力利用、開發的後花園,測繪了地圖不表示你就不會迷失在其中,你甚至必須放棄地圖、路線,面對他者這個幻影,和分崩離析的自我。
葡萄牙導演米格爾戈麥斯(Miguel GOMES)明言,《壯遊》以英國作家毛姆(Maugham)的旅遊散記《客廳裡的紳士》(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2013)為靈感,事實上,電影的「本事」幾乎完全來自毛姆此書的第六章。毛姆在緬甸的一所俱樂部認識了一個叫喬治的人,也從別人口中得知喬治和妻子梅波的一段往事,這段往事基本上就是電影的劇情,除了結局:喬治逃避與梅波的七年婚約,從緬甸一路逃到看得見西藏雪山的中國腹地,怎料梅波竟然找得到他,兩人於是結婚。在毛姆認識喬治的時候,他們已經是結婚八年的恩愛夫妻了。有意思的是,當時梅波首次與丈夫分開,獨自遠遊,玩得很開心,卻令喬治擔憂又鬱悶。結婚,在毛姆這故事裡,是男方遊歷的某種終點,也是女方旅程的起點。
在《壯遊》裡,未婚妻最終並沒有找到未婚夫,充當喬治的愛德華,在竹林深處看著落葉,沉沉睡去,而充當梅波的莫莉則迷失在竹林之中,臨終前只想聽伴遊的女僕以陌生語言唱的歌。但與其說他們的團圓被中斷了,不如說是以另一種方式達成了圓滿:尋尋覓覓同樣歸於南柯一夢。或許,他們只是夢進了對方的夢中。
與原著相比,尚待前行的敘事沒有留給女方,但男方同樣陷於一種停頓,那故事留給誰呢?紛繁的、日復一日的平凡人生活?還是──觀眾?
電影劇情直接取自毛姆聽來的故事,而拍攝的視角等風格元素,則可說是借取了毛姆遊記本身的筆法和態度,與之一脈相承。電影在重現 1918 年情境的同時,也織接了各地當下的剪影,包括園遊會、偶戲等民俗景觀,以及日本遊船、重慶輕軌等城市風貌,彷彿也邀請處於當下時空的我們成為遊客,而愛德華和莫莉的故事,反而是我們遊覽途中,從當地人口中聽來的(旁白隨著故事進展而使用不同的語言),就像無意中浮現,卻又可以隨時淡出的,聊為框設旅遊的主題。
但電影引領我們成為某種遊客的視角,卻與它的名字《壯遊》相反。從第一幕園遊會開始,電影就以與人等高的平移視角為主,因此視野也較局限,較多遮蔽。這是某種中間的距離,既非全然深入人群,又無法置身事外。陌生語言的旁白、吵雜的環境音一直起伏流動,把我們推開,又輕輕圍繞,明明熱鬧,卻驅散不了寂寞──這不就是獨遊散心時把自己拋擲到異地,類似波特萊爾筆下遊逛者的感受嗎?旅遊正正是誠實面對自我的時刻,你無法不承認你經歷的一切都通過了個體的濾鏡,都籠罩了半夢半醒的色彩,但那份想把自己掏空,以承載所有新鮮事物的衝動,卻也同樣真實。你變得更命定,更確認是那個被過去塑造的自己,卻也必須向未知的世界開放,即使代價是迷失。
毛姆在仰光穿梭於俱樂部與晚宴,過得很愜意,但他反問自己:「這就是仰光?」他想知道,如果闖進迷宮般的當地生活,像船上潑下一杯水那樣消失其中,仰光又會告訴他什麼秘密。他坦承,「我遊歷雖廣,卻是一位差勁的旅行者」,因為他沒有「驚奇之才」,很快就習以為常。他旅行只是因為喜歡到處走動、自由自在的感覺,而且旅行總能讓自己不再一樣。身為作家,他旅行不是為了寫《大英帝國衰亡史》(1997)這種「巨著」,他不屑。有作者要苦心證明帝國也曾輝煌過,但他只想寫點旅途上的個人感受和小故事。
當然,我們作為觀眾無法忽視由毛姆口中的小故事所衍生而成的電影主線,但電影又營構出一種來自「現場」張力,讓主要故事與所謂時空背景的界線模糊起來。在歷史的現場和當下的現場之間,存在著隱形但越來越龐雜的眾多自我(觀眾-遊客),開始取代原來的主角,成為新的主角。放諸如今這表面全球化、充斥種種二分阻隔的資訊年代,這種張力,似乎是要讓我們隨著兩位角色的追尋與失落,回看自身的觀點,及其局限與可能。
姑勿論電影最終有沒有以燈光後設地揭露這一切原是一個大片場,更多喧鬧、瑣碎和遊移始終進來了(毛姆宣告:「東方並不靜默」),「壯遊」已解構為「碎遊」,grand 的幻想落地為 ground。導演如導遊,但真正的導遊卻可能是我們的旅遊潛意識──開拓眼界、尋找真我、療癒⋯⋯旅遊已成跨國資本機器的一部分,我們的熱情與自由,都在為一個更隱密、更無孔不入的帝國輸血延命。你想看什麼壯觀風景,想聽什麼壯麗故事?
劇照提供/金馬影展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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