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台灣史料館
〈鹿港乘桴記〉一文的歷史命運，正如其篇名，經歷了時代的沉浮。
民國18年，洪炎秋整理父親洪棄生的文稿四處請求出版，卻屢遭婉拒，出版社認為「這種舊文學已經缺乏商品價值，出版後沒有地方銷售。」直到民國59年，在洪炎秋的奔走下，洪棄生的作品才得以全集問世。
隨著108學年高中國文課綱將〈鹿港乘桴記〉列入教育部選文，洪棄生再度引發關注與討論。洪棄生的評價呈現兩極化：支持者視他為「抗日英雄」，批評者則認為他是「親清腐儒」。然而，這樣的簡化評價，並不足以概括他的複雜性。實際上，洪棄生既是抗日又不是抗日，既是親清又不是親清。他的抗日，並非針對1937年中日戰爭，而是1895年至1945年間，對殖民統治不公的抗議。他的親清，也不是盲目的政治依附，而是一種來自「文化母國」被遺棄的悲哀，夾雜著「遺棄母國」的憤怒，以及「與其作外國番，不如作中國番」的無奈。在這種雙重流離中，洪棄生成為一個找不到歸屬感的時代遺民。
因此，與其說他抗日，不如說他抗議一切不公的統治政權；與其說他親清，不如說他懷念的是一個理想化的精神原鄉。
以作品為例，對其入選教材的看法也充滿爭議。
贊成者認為，〈鹿港乘桴記〉展現了深刻的鄉土意識，成功描繪城市地景的變遷；反對者則批評其「詞彙艱深，結構欠佳」或「思想保守，排斥現代文明」。但這些觀點在針對文本進行分析時，多少帶有偏頗甚至誤讀。若以文學特質而言，〈鹿港乘桴記〉可以看作洪棄生透過空間變化抒發對時代興衰的感慨。正如〈蘭亭集序〉以時間抒懷，展現個人對生死的哲學思考，〈鹿港乘桴記〉則從空間切入，將個人對土地與歷史的情感寄寓在滄桑的變遷之中。洪棄生身為殖民地的居民，將家鄉的盛衰與時代巨變相互交融，非線性地回望那已然衰敗的過去，同時預示未來仍將反覆波動的命運。這使得文章的情感層次更加深刻，也讓洪棄生成為「永恆漂流的遺民」。
然而，對於洪棄生及與他同期的作家，現代的我們是否過於苛責？我們輕易地指責他們迂腐或缺乏遠見，但若身處其時，我們又能否擁有今日所謂的「政治正確」？能否在未曾擁有界定身份話語權的時代，清楚地形塑出更成熟堅定的民族形象？
選文的核心仍然是文學，而非意識形態的負荷。
文學的價值，在於它讓我們窺見一個時代的切片，而窺見的目的是理解，而非撕裂。同樣，文本讓我們梳理一個人的思想脈絡，藉此與之對話，而非輕易地貼標籤、簡化他人的情感與痛苦。
洪棄生在《寄鶴齋詩矕》的自述中寫道：「昔之人作文而覆醬瓿、作賦而蓋釀甕者，多矣。余之詩亦必無望，有若桓譚之知玄；方今人不惜字，行當作昌谷長投圚溷耳。」這段話正是他的寫作心境——文字可能被埋沒，也可能被發掘。多年後，〈鹿港乘桴記〉得以重見天日，卻也無法阻止洪家故居被悄然拆除的現實。這或許正是洪棄生想傳達的巨大感傷：人事的變遷終究躲不過時間的摧折。
因為時間本身就是，最大的滄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