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不學詩，無以言」脈絡下的引詩思考

前些日子，我的臉書牆上重現了朱學恆對於蔡英文「學問」的嘲諷：

把這則故事重述一遍的是杜承哲醫師。他就這首詩的創作背景，說明馬英九所引「一片冰心在玉壺」不倫不類，扭曲了王昌齡的原意。

身為國文老師，看到「局外人」對於古典文學願意進行討論，自然感到開心（雖他的目的只是要嘲諷一番），但其中有一點我並不認同。杜醫師在文章的結尾提到「我倒是覺得，不要繼續讓孩子這樣不求甚解，能體會創作者的情境與內涵，才是讓孩子讀書的目的。」這句話大致是對的，我相當認同讀書應該要斤斤計較，不應該囫圇吞棗，但「體會創作者的情境與內涵」一說，那就是值得討論的一件事了：作品到底要不要去管作者到底怎麼想？

傳統的國文教學當中，「知人論世」與「文本細讀」的兩大陣營都各有擁護者。知人論世派主張應該要貼緊作者的心境、時代背景、創作動機等外緣因素，在解讀的時候才不會張冠李戴，一意孤行。像是解讀陶淵明〈桃花源記〉的時候，就不能只看到文本當中創造出了一個桃花源的美好世界，需結合了東晉時期戰亂背景，才能看到文本更深刻的意義：避秦思想與「猛志逸四海」的儒家入世情懷。

而文本細讀派則主張應該就文本讀文本，文本的細節才是一切的基礎，所有作者有說的、沒說的，都在字裡行間中展現，讀者需要逐字逐句的尋索意義，把文本最大化、把作者最小化，讀者就像是偵探一樣，不斷帶給文本新的生命。例如在解讀〈髻〉的時候，不用去理會琦君的家庭背景：文中的父母不是親生父母，而是大伯與大伯母；也毋需確認作者寫這篇文章的時代對於妻妾的想法，只需就母親與姨娘互動的畫面、物件的描述、動作的聚焦等細節研讀。至於琦君是不是要維護母親、批判姨娘，還是呈現出她記憶中的家庭，那些都不在討論的範圍之中。

很明顯的，杜醫師走的是「知人論世」這一派，在引用他人的作品之前，讀者應該要極盡所能地了解作者要表達的情志與意圖，才不致「讀錯了作品」，失了作者的美意。

除了以上的方法之外，在「傳統」（對，就是傳統）的解讀當中，還有一種由《詩經》流傳下來、記錄於《左傳》中「引《詩》、賦《詩》」作為外交辭令的傳統。

在《左傳》的紀錄中，引《詩》言志的場合屢見不鮮，而在這些語境當中，《詩》的作用是彰顯自己語意上的豐富程度，以及表明「我們的文化等級相當」。而這當然是一種斷章取義的結果，而馬英九此舉，我認為可視為一種符合古典語境、不符合現代要求的斷章取義。

當然，在知人論世與文本細讀的框架下，要怎麼解讀王昌齡的詩作就是個人的理解。但就馬英九此一舉動來看，我認為他的「斷章取義」是符合古典的脈絡。馬英九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習與深度，有一定的水準，因此這樣子的解讀他的行為，雖不中亦不遠矣。

如果馬英九的引用是符合引《詩》的傳統，他的斷章取義也是有意識下的行為，那麼為何他還會遭受嘲諷？我想可以歸結到以下兩個原因：

近年來，在本土意識以及個人過往學習經驗受到重視的現在，許多人在回顧中學時期學習國文的慘痛經驗，以及「土地」與「古典」斷裂的隔閡感，提出攻訐、嘲諷、貶低等負面的評價。誠然，那些屬於「中國古典」文學的內容，本就與這塊土地上的經驗扞格，因此這樣的批評似乎貼切肯紊。可就臺灣文學的脈絡來看，現今躍上檯面的是日治時期之後的新文學，而在那時流竄於文人之間的漢詩，甚至是明、清時的古典詩詞，所得到的關注也只寥寥幾眼。或許是作品數量不多與品質不佳，也或許是相較於新文學，解讀古典文學的門檻較高，但就我的觀察而言，我認為這或許是來自論者限於過往經驗，對於古典所採取的態度。

在抱持著對古典文學不佳的印象下，自然轉向用現代的語言寫現代經驗的現代文學。本土意識我認為應該與古典脈絡不相衝突，甚至古典當中的語彙、經驗可以作為現代的養分。可臺灣是一個這麼微妙的存在，臺灣文化中自然有很大一部分的中國古典文學，可在本土意識的催化下，「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混為一談，提到臺灣意識不能夠摻有中國意識，否則不夠純正。

對於馬英九的作法，我想是因為眾人對引《詩》的傳統不熟稔，又或者是打從心底的覺得這種古典的作法很迂腐、不符合臺灣價值。我的用意絕非替馬英九抱屈。自然，或許他懷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使命感，認為在古典文學式微的時候，我應該站出來維護傳統。但若是這樣，反倒適得其反了。

這篇文字代表我對此事有話想說，但說不清楚卻也代表著我對這件事的想法很幼稚，無法精準表達，可就是覺得有那麼點我應該為古典發點聲，即便不那麼合時宜。